先引一段重要文章的话。一家中央大报刊登一篇重要文章，内说：“被西方‘重新发现’的马克思，为资本主义世界提供了走出困境的‘良药’，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强化对经济的调控，以政府和市场的‘双轮发展’取代纯粹的自由竞争；另一方面，更多国家完善社会保障立法，对最低工资、劳动时间、福利津贴等作出具体规定，无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实践和印证。”[1]

　　这一段不长的话，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原则问题。第一，国家调控和福利政策是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原理吗？能不能说搞了国家调控和福利政策，就是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第二，国家调控和福利政策能使资本主义摆脱困境吗？是不是只要实施国家调控和福利政策，资本主义就可以“万寿无疆”了？第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制度能摆脱困境吗？还要不要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全部问题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为资本主义提供了走出困境的良药，即马克思主义是不是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

　　我们先正面说一下，马克思主义是怎么分析资本主义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暴露出许多弊病和矛盾，显示出这种制度的局限性。人们就想用一种新的、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弊病的社会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这种新制度就是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是作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新制度提出来的。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和利益不同，对未来的、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的设想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各种“社会主义”的性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被资产阶级暴发户打败了的封建贵族，他们梦想着恢复失去的天堂，在批评资本主义的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这就是封建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日益破产的小生产者，严厉批评了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这种批评有时还相当深刻），但他们憧憬的理想社会是早已瓦解了的农业中的宗法制度和工业中的行会制度，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内部有着不同的群体，有时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会侵犯到某个资产阶级群体的利益，他们也会在维护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同时批评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病，希望做点改良（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不成熟的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像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也提出社会主义。他们从人的理性出发，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基础，提出了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描绘了对未来社会的幻想。但这些主张不是建立在分析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而是诉诸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因而是不科学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同时他们找不到实现理想的力量，拒绝一切政治行动，他们总是向整个社会呼吁，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认为只要人们理解他们的体系，就可以建立新社会。这就是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依据。”[2]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以往各种“社会主义”的同时，根据工人阶级摆脱压迫和剥削、获得解放的这一根本要求，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在运用剩余价值学说分析资本主义矛盾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现实存在的物质生产关系出发，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了替代资本主义的未来新社会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分析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新社会制度的逻辑是这样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和生产的集中，生产力越来越具有社会的性质，生产出来的产品是供全社会消费的，而生产上需要的生产资料，也要由全社会提供。生产力的这种性质，客观上要求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由社会调节整个国民经济，按照全社会的利益进行生产。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的目的是无限度地追逐剩余价值。这种占有方式显然同生产力的社会性质不相适应，生产方式起来反抗占有方式，即产生了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资本主义占有的矛盾，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弊病都是由此产生的，它是资本主义弊病的总根子。这个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才能解决。这体现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由此我们就可以懂得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一再强调所有制问题的重要性。他们指出，所有制问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3]“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决裂”。[4]“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5]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然后“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6]所以，他们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有一点是不会变的，即它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的，也就是说，它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点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7]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就是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根本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为资本主义开出摆脱困境的药方。他们始终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没有摆脱困境的良方，无药可救，只要保持资本主义私有制，任何措施都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暂时缓和矛盾，而不能根本摆脱困境，唯一出路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给资本主义开出摆脱困境的药方，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民主社会主义分子干的事，因为他们无非是想充当资本主义病床前的医生，为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出点主意。当然开出这种药方从根本上说，对资本主义摆脱困境也是无济于事的，不会管用。把马克思恩格斯说成是给资本主义提供摆脱困境良方的人，真不知道他们读过《共产党宣言》没有，懂不懂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原理。要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者！

　　能不能把加强国家调控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实践和印证”？不能。国家调控和市场自由竞争是调节经济运行的两种手段，在一定条件下，只要需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会提出国家干预的。记得上世纪90年代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泰斗陈岱孙先生就指出，西方经济学流派甚多，概括起来是两大派，一派主张自由的市场经济，另一派主张国家干预。不同时期，在不同的经济形势下，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占上风。大体上在经济繁荣阶段，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流派占上风；在危机阶段，主张国家干预的流派占上风。

　　凯恩斯主义就是在1929—33年危机爆发的情况下成为西方经济学主流的。这一概括是符合实际的。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宏观经济平衡与否成为微观经济能否取得效益的前提，一个企业经营得好好的，但一旦发生经济危机，一切都会打了水漂，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会提出要求国家调控经济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从19世纪末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实行国家调控，就是这个道理。这个缓和资本主义困境的主意，可不是马克思出的（他是主张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矛盾，查遍马克思的著作，你也找不到一个例子，表明他提出过通过国家调控来使资本主义摆脱困境这样的主意），而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出的。凯恩斯就是因为出这个主意而声名大噪的。千万不要把西方国家强化国家调控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好像西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似的，这一点也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印证”。

　　完善社会保障立法，也不是马克思提出的主张。实施福利政策，提高最低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对工人阶级眼前利益是有好处的，马克思当然不会反对。但他始终认为，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不消灭资产私有制，不废除雇佣劳动制度，不消灭剥削，工人阶级的地位是不会有根本改变的。他说过，提高工资等等福利政策，只不过意味着，“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8]而已。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不过是垄断资产阶级从剥削本国工人阶级和掠夺第三世界劳动人民获得的超额利润中，拿出一点来，缓和本国的阶级矛盾，说到底只是起到一种社会矛盾“缓冲器”的作用，它没有触及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痼疾。马克思绝不会把这种福利政策当作资本主义摆脱困境的办法来推销的。

　　把调整分配政策当作资本主义的救命稻草、摆脱困境的药方，从理论上讲，是一种分配决定论。谈到分配问题，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基本观点：生产决定分配，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不能离开生产资料所有制来谈论分配。拉萨尔主义一个错误就是把分配当作决定性的东西，认为经济学就是围绕分配问题兜圈子。只要分配搞好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马克思批评说，这是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庸俗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常说，不用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光靠搞点社会福利，就能够使资本主义摆脱困境，就可以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事实证明，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社会主义。读一读《哥达纲领批判》就可以明白这一点的。

　　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有一种倾向：淡化所有制，把运行机制和分配抬到第一位。于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矛盾时，往往忽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忽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总根子，给人们一种印象，仿佛不需要消灭私有制，就可以使资本主义摆脱困境。这显然是错误的。尤其危险的是，把这种错误的观点渲染成马克思主义的，这就误导群众了。

　　当务之急是，认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弄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问题，而不要信口开河，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和印证。

注释

　　[1]任仲平：《以真理之光引领复兴征程》，《人民日报》，2916年6月30日。

　　[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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