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贸易和金融作为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工具，其中统计指标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国际流行的综合性指标GNP到GDP的演变。

1991年苏联解体导致美元霸权最终形成，由此国际贸易的传统地缘政治意义相对于国际金融有所下降，贸易不再是全球竞争的最有效手段。富有国际金融实务经验和地缘政治洞察力的廖子光先生指出：“如今，跨国公司以外国子公司的销售取代出口展开竞争，在全球市场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这造成了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差额。为了掩盖这个倾斜的‘竞技场’和不公平的货币制度，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的一种统计方法悄悄地取代了国民生产总值。”（59）（（美）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红等译：《金融战争 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这就是1995年联合国贸发组织做的事情，而发展中国家对这个小小的统计指标变化的重大经济和政治含义几乎毫无察觉，中国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掀起疯狂地追逐GDP的浪潮的。就像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掩盖了剥削一样，国民生产总值“转化”为国内生产总值也掩盖了国际剥削，而且引导发展中国家盲目追求GDP，会扭曲其经济结构，并酿成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具有很大的地缘政治杀伤力。

国民生产 总值（GNP）是指一个国家（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生产的以货币表现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总和。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指一个国家在本国领土内和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总和。两者的关系是：

GNP==GDP+本国得自国外的要素收入—外国得自本国的要素收入

GNP和GDP是按不变价格计算的，这里的要素收入指从国外投资经营中获得的收入。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由于20世纪80-90年代全球化发展迅猛，跨国公司的利润激增亦即要素收入数字庞大，在发展中国家GNP的统计上相当显眼；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改用国内生产总值，则跨国公司的利润则至少暂时躺在账面上或银行里，在统计上是属于跨国公司所在的国家（不是所属的国家）。

尽管日后这些利润会转移出去，但仅此一点在统计上和政治上都有重要的意义。此外，对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本国得自国外的要素收入要远远小于外国得自本国的要素收入，这样一来，GDP就会明显大于GNP，由此有利于引导发展中国家追求GDP增长。而GDP增长加快，GNP相对降低，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心理满足和跨国公司的扩张；而前者不过是得虚名而受实害，因为“日益降低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正显著地破坏具有大规模贸易部门的经济体，包括许多被迫依赖出口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以外国直接投资融资的出口作为唯一的发展方式。”（60）（同上，第46页）

廖子光披露说，所以美国有关官员一看到最初的有关研究报告的反应是：“哎呀，棒极了！”于是有1995年联合国机构下令，将使用多年的国际通用的综合统计指标国民生产总值GNP改为国内生产总值GDP，这种“账目转移使得许多处于挣扎中的被剥削经济体根据统计数据衡量转而成为新兴都市（国家），同时也使当地领导者拥护全球经济”（61）（同上），以积极参与推动经济全球化。

“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是‘毛额’，因为它不考虑有形资本的贬值和环境恶化，更不用说人力资源的滥用和贬值了”，总之，“在当地精英——被新自由主义媒体称颂为国家英雄的新型买办阶级成员——的帮助下，位于核心区的富国正在搜刮边缘区的资源，卑鄙地从当地奴隶式低工资中盈利，而富国却称之为从统计数据上看出的边缘区收益。”（62）（同上）

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尽管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很大，各级地方政府盲目追求的GDP以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但是由于成本高、代价大，新增社会财富并没有那么多，加以利润流失国外较多，被资本和权力侵润较多，种种原因，使得社会不仅没有变得更富有，且社会收入差距还是不断拉大，而辛辛苦苦赚下的外汇多是难以使用的美元纸币或债券；与此同时，国内资源消耗量巨大，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社会生态日益冷漠，社会道德沉沦、崩解和不安全感等不良社会心理不断扩散。据计算，“中国每挣得1美元外贸顺差，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就有4美元的回报，而流入中国中央银行的美元还大都用来购买美国的国债，为美国的债务经济融资，而不可能在中国国内消费。”（63）（同上，第113页）

这种发展方式对西方特别有利，而对中国特别有害，所以西方媒体特别喜欢炒作中国GDP增长如何快，何时赶上美国等。例如美国媒体最爱说，中国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G2”、“Cmerica(中美国)”、“中美联盟”等等，还说出“中美联姻”这种肉麻的话来，其实是指中国的这种片面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方式成为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是中国经济发展同时成为美国经济的一种融资和输血机制，难怪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得意地称“中国是山姆大叔的银行”，而美国其实更希望中国经济成为它的“ATM(自动提款机)”。

所以，回过头看，发达国家的经济学者、官员普遍有政治经济学或地缘政治学头脑，而某些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经济学者、官员长期以来受到某些庸俗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的“去政治化”训练，这方面的差别很大。其中的原因很多，学术界长期以来流行盲目崇拜美国，不认真读书，坐不住板凳，喜欢跟风；或者读得太偏太窄（不读马列、不研究经济史，专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如货币主义，等等）以及不善于读书特别是不善于独立思考，实际上相当于将思维外包给美国，似乎是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