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导权力的流散、全球治理机制的碎片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逆转推动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而国际层面的权力政治、安全竞争和价值冲突重新回归，这进一步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对开放经济政治学这一主流研究路径和分析框架的反思和超越。】

  

　　20世纪70年代国际经济秩序的混乱，刺激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作为国际关系学一个新的分支领域的诞生，第一代学者围绕国际体系层次上的权力与市场的互动关系展开了激烈而丰富的范式辩论，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早期的主要理论流派。20世纪90年代，冷战的结束再次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重组，在经济全球化和美国单极霸权的新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代学者开始超越体系层次的范式辩论，致力于整合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两个分析层次，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进入了一个被后来学者称之为“开放经济政治学”（Open Economy Politics, OEP）的新阶段。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再次促进了国际经济秩序的革命性变化，西方世界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遭遇前所未有的动摇，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占据主流地位并持续了20年的开放经济政治学的研究路径和分析框架在解释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时出现了诸多困境。在对开放经济政治学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在研究议题和研究视角上呈现出一些超越之势。这种新的研究取向可能预示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三波知识浪潮的到来，从而给正处于后起奋进中的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带来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文将首先探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次国际经济秩序重大变迁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发展历程的关系，然后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0年债务危机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波主要的知识成果——开放经济政治学——在解释国际经济关系变迁时所构成的冲击，进而尝试性提出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第三波知识演进中所可能面临的几个发展方向。

 

　　一、国际经济秩序变迁与IPE的学科发展

 

　　通常而言，社会科学领域的每一次知识爆炸，都与现实世界的革命性变化密切相关；正是现实世界的重大变化暴露出原有知识体系的局限与不足，从而促进新知识的产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与发展也遵循同样的规律，每一次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迁都给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演进提供了崭新的动力。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与IPE的理论辩论

 

　　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维持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和“黄金发展周期”长达20年之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崩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进入一个“礼崩乐坏”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美日欧经济竞争不断加剧，石油危机和经济滞胀先后发生；与此同时，大西洋两岸经济相互依赖日渐加深，跨国公司作为一种新的国际行为体日益活跃。面对这些全新的国际问题，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范式开始呈现诸多困境。来自不同学科的相关学者牢牢抓住了这个机会，勇于突破学科界限所构筑的藩篱，积极探索国际体系中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促使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一个分支学科（subfield）的诞生。

 

　　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初创时期最为宏观的国际现实背景，它直接引发了当时的学者群体对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忧虑。以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罗伯特·吉尔平和斯蒂芬·克拉斯纳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衰落的霸权将无力维持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战后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将因此面临不可持续的危险。 他们对国际权力分配结构和国际经济的稳定与开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创立了著名的霸权稳定论。这一理论提出了可以操作的变量，并明确建立了因果假设关系，它代表性地体现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

 

　　但是，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也刺激了反对派的兴起。反对者认为，二战后美国所缔造的国际制度体系作为干预市场的另一种力量，它们的继续存在使得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在美国霸权衰落之后仍然能够得到维持，从而诞生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另外一大主流学派，即自由制度主义。 从此，围绕国际制度有效性的争论便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议题，也是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理论之争。 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体系中的权力分布控制着国际市场的发展方向，而国际制度学派认为，国际制度可以缓解国际政治体系中的无政府状态，抑制权力结构对于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除了美国经济霸权衰落之外，当时国际体系所出现的另外一个新的现象就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增强，与此同时，部分发展中国家借助石油武器重创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于是，另一场围绕国家权力与市场体系实力消长的辩论也在进行。市场的逻辑是强化分工和整体效率，而国家的逻辑是国家安全和单边福利，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的矛盾运动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又一个理论研究起点，并为此诞生了另外两个相互对立的流派：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也称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罗伯特·库珀和雷蒙德·弗农认为，20世纪60-70年代正在兴起的经济相互依赖使得国家权力日益屈服于世界市场的运作规律。 在其影响下，以罗伯特·基欧汉为代表的部分国际政治学者强调世界市场的兴起正在削弱国家的力量，从而导致了传统的以权力政治为核心内容的民族国家体系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  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成为推动国际政治体系发生性质变化的重要力量。

 

　　面对自由主义声势浩大的学术浪潮，以罗伯特·吉尔平和斯蒂芬·克拉斯纳为代表的国家主义者起而反击，他们分别通过实证研究，依然强调主权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的自主行为能力，认为全球市场的扩张并没有削弱国家的力量，主权国家体系控制和管理着全球市场，进而催生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主义理论。

 

　　总之，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面对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宏观理论辩论共同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和成熟，实现了之前相互分离的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在学科上的相互交叉，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的先驱，这两场辩论的主要参与者被称之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代学者”。  本杰明·科恩（Benjamin J.Cohen）后来以“七贤人”为线索，总结了第一代学人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奠基性贡献。

 

　　（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与OEP的形成

 

　　进入20世纪90年代，历史的走向再次发生逆转。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不仅得到全面抑制，而且美国作为冷战的最终赢家，又全面引领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其综合实力在世纪之交达到二战以来又一个新的顶峰。正是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下，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深入，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断层线正在被统一的全球市场所弥合，托马斯·弗里德曼宣称“世界是平”的。 这标志着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在“两个平行的市场”的竞争中大获全胜，全球化彻底取代冷战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生活的核心主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经历了一场重大的转型，并迎来第二次大发展的浪潮。新一代学者在研究议题、研究方法和分析视角上趋向聚合，过去泾渭分明的宏观范式辩论逐渐走向低潮。

 

　　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对国际经济融合和国家角色转变的讨论又一次活跃起来。 一方面，全球化改变了国家经济政策的国际竞争环境。经济全球化不仅扩大了全球市场规模，还向所有国家施加潜在压力，并迫使它们改变制度和政策，从而促使国家间政策聚合，包括贸易政策自由化、去除资本控制、开放金融市场，弱化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否则将会承担极大的成本。 另一方面，全球化对各国的国内政治带来深远影响。随着人员、信息、技术、资本、商品等经济要素的跨国流动的加强，社会个体日益融入到全球生产-消费体系中，国内和全球的社会经济关联超越传统政治军事关系，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国家的对外政策与个体的日常生活和收入息息相关。经济全球化对不同行业的收入、就业不安全感、收入分配都会带来影响，这些分配性后果最终会引发国内政治行动。

 

　　以海伦·米尔纳为代表的新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在借鉴彼得·卡赞斯坦、彼得·古勒维奇、罗纳德·罗高斯基等老一代比较政治经济学者（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CPE）的研究纲领的基础上， 根据全球化带来的现实世界的变化，系统阐述了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意义，作为社会利益的代理机构，国家只是个体的社会权力和利益偏好转化为国家政策的“传送带”。 在打破传统国家一元和国家中心假定的基础上，这一代学者们顺应全球化与国内政治互动的日益深化的新现象，围绕着经济开放的国内政治动力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国内影响（在个体、部门、生产要素层面的分配性影响）展开了十分丰富的研究。

 

　　新一批的研究成果强调打开国家这个“黑箱”，围绕着“利益”和“制度”这两个核心概念，探讨国际经济体系与国内政治过程的互动关系，这一研究纲领被分解为三个标准化的环节。第一环节是界定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偏好和利益。 这些社会行为体根据自身在国际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以及不同政策给自身福利分配造成的影响，来确定自身在对外经济政策偏好。第二环节是探究国内制度对利益汇集和权力博弈的作用。这一环节主要采用政治多元主义的理论视角，研究社会利益如何通过集团间的权力斗争，在特定的国内制度的框架下汇聚转化成国家政策。国内制度主要起到两个基本功能：汇聚（aggregation）和授权(delegation)。最后一个环节是，国内制度将国内社会利益汇总成国家利益，并授权中央政府通过政策工具努力在国际体系中推动这种利益的实现，而这又必须经过国家之间的战略互动。因此，国际谈判及其利益交换便成为最后一步。而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制度跟国内制度一样开始发挥构造和约束国家利益的作用。

 

　　总之，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按照上述三个标准化的环节所构成的分析框架，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各个主要议题进行了一系列开拓性的研究。在国际贸易领域，学者们对国内利益分化和民主制度对贸易开放政策的影响, 国际贸易组织（WTO）和自由贸易协定（FTA）对贸易自由化的效果等问题展开了丰富的研究。 在国际金融领域，金融自由化、 汇率制度选择、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和国际债务与借贷政治成为核心研究议题。在跨国投资领域，学者们对国内利益和制度对跨国直接投资（FDI）的影响、 国际制度(双边投资协定，BIT)对FDI的影响以及FDI的政治效应进行了研究。 在对外援助领域，学者们则集中对受援国的选择和援助条件的政治根源进行了研究。 同时，第二代学者进一步拓展了关于全球化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以及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问题的研究。

 

　　由于这些成果都探究以国内政治要素与国际经济开放的关系为主题，戴维·莱克(DavidA.Lake)、杰弗里·弗里登 (Jeffry Frieden)和丽萨·马丁（Lisa Martin）等具有代表性的“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将上述这种分析框架和研究路径总结为“开放经济政治学”。 开放经济政治学建立在两大核心概念基础（“利益-制度”）上，形成了统一的研究框架，建构起了具有逻辑一致性的研究纲领，使国际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更加成熟的交叉学科。

 

　　如果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波学术浪潮主要围绕着美国霸权衰退和经济相互依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展开的话，那么开放经济政治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兴起则是围绕着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对国家边界的消蚀和国家自主性的削弱展开。相比于第一波的范式辩论，开放经济政治学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重大贡献，就是打通了国际与国内的界限，找回了被第一代学者们所忽略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运行的国内微观基础。不仅如此，开放经济政治学还在研究方法上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建构科学理论模型、通过大样本和跨国数据进行统计检验的实证阶段。总之，开放经济政治学戏剧性地重塑了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二、单极结构与OEP的现实背景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代学者”通过分析国内社会行为体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政策偏好以及这种偏好如何通过国内制度汇聚为国家对外经济政策，成功地将国内政治过程纳入到国际经济关系的分析中,实现了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融合。但是，开放经济政治学却不自觉地将国际层次的宏观政治结构、权力竞争和安全压力在自身的研究中悄悄地丢弃了。这使得开放经济政治学在向比较政治经济学靠近的过程中，越来越丧失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应有的特征。开放经济政治学的这种特征演变，与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济全球化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国际政治背景是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结构的形成。在意识形态方面，冷战的结束被福山认为是“历史的终结”； 而在权力结构方面，则被认为是单极世界的开始。 美国在全球强大的权力和价值优势是经济全球化能够迅速扩散的根本政治动力。虽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信息、资本、商品服务和知识的跨国流动变得容易，但美国联合其他发达国家推动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去管制化和全球贸易体系的自由化浪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国际经济秩序当之无愧的“缔造者”。

 

　　正是这种无以匹敌的单极霸权结构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国内政治转向，使得国际关系中的权力结构、地缘政治、安全压力和价值冲突等核心内容逐渐淡出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的视野，而是被国内分配政治（distributional politics）所取代。尽管单极结构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国际政治基础也很少被开放经济政治学提及，但它从以下四个方面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转向。

 

　　首先，美国因其一骑绝尘的超强实力而被认为是一个“孤独的超级大国”， 这种单极结构从实质上改变了大国之间互动的基本模式,并且极大地增强了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自主性。缺乏制衡的美国霸权削弱了国际体系中国际政治冲突的烈度，扩大了霸权国对于各国行为选择的影响，其他国家不自觉地受到美国对外政策选择的影响。因此，开放经济政治学将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作为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核心主题进行研究，其潜在的逻辑是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塑造了整个国际经济体系，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货币金融政策、投资政策和移民政策等都会外溢和扩散到全球范围，进而塑造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格局。

 

　　其次，在美国单级霸权结构之下，美国所面临的国际安全压力的降低，进一步释放了美国自身“多元主义”和权力分立制衡（check and balance）的政治特色，强化了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霸权国家由于受到的体系结构压力较小，在对外政策中更有能力摆脱体系结构的束缚，但是作为民主国家，体系压力的减小，反而刺激了国内行为体的活跃，进而凸显了国内政治的重要性。这种国际政治背景进一步彰显了斯蒂芬·克纳斯那所说的美国“对外强大、对内虚弱”的制度特点，从而使得美国成为对外经济事务受国内制度限制最大的国家。 因此，开放经济政治学基于美国特殊的霸权地位和“多元主义”国内政治结构，发展出了“利益-制度”的分析框架，强调国内政治过程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塑造作用，相反，在单极结构下国际体系层次上的安全压力和利益冲突，对于影响国际经济关系的演进，已经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力量。

 

　　第三，美国在二战后采取所谓“仁慈”的霸权政策，致力于通过建构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领导世界； 冷战结束之后，“两个平行的市场”格局被彻底取代，包括中国、苏东国家都积极融入美国领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国际层次上围绕国际经济秩序、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理念的争端告一段落。美国一手缔造的国际制度体系被认为是保障和平与促进发展的重要积极力量，这促进了整个开放经济政治学将支持和保障这一秩序的正式“国际制度”奉为研究圭臬，并且强调国际制度在促进合作中的中立性，进而忽略了制度背后的权力性质。

 

　　在美国的领导下，各个领域的国际制度经历了战后几十年的发展而日渐成熟，大大促进了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各国对于多边规则的执行更加普遍。在国际贸易领域，美国领导“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促使国际贸易组织（WTO）的成立，大大增强了贸易领域的制度化。 在国际货币领域，美国推动了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转型，IMF从一个维持短期国际收支失衡的多边机构演变为金融危机救助、宏观经济协调和资本流动管理机构，并推动了国际货币事务的法律化。 在国际金融领域，美国规定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巴塞尔协议达成，并不断升级更新。可以说，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的各个议题领域，冷战后国际制度的治理能力都得到了加强，美国主导的国际主义和多边主义国际规范在国际协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第一代学者”创造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大厦上，开放经济政治学集中对国际制度中的遵约行为、委托-代理问题、承诺的可信性以及争端解决机制推动国际合作的具体机制进行了大量研究。 但是，国际制度一直被开放经济政治学视为中性的机制进行研究，而现实主义所一直关注的权力政治在国际制度形成和演化过程中的作用， 以及国际组织的权力面孔和分配政治效应都被开放经济政治学所排除在外。

 

　　第四，冷战的结束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在全球知识界和政策界的伟大胜利，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终结了“东亚奇迹”，被认为是宣告了“发展型国家”理论的破产， 这使得开放经济政治学在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上完全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俘虏”。

 

　　开放经济政治学以国际经济开放和经济自由化为研究主题，探究国际经济开放的国内政治动因和国内影响。由于民主化的“第三波”伴随着自由市场的扩张而高歌猛进，对民主制度和国际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研究也便其最核心的研究课题。 这一研究取向明显受到当时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影响：一方面，90年代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广为传播，成为全球主流的发展理念，也广泛用于转型国家的政治实践。财政纪律、利率和汇率自由化、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以及资本账户开放和私有化成为拉美国家和转轨国家的政策指南。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新古典经济学蓬勃发展，而凯恩斯主义则全面走向衰落，一直致力于借鉴经济学研究成果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将当时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包括理性选择的基本研究方法引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就理所当然。因此，有学者指出，开放经济政治学在“华盛顿共识”时代达到顶峰并不是偶然。

 

　　总之，作为一种在冷战后大行其道的研究路径和分析框架，开放经济政治学产生于“美国无敌”这样一个单极霸权的现实背景之下，并构成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波知识浪潮的核心成果。单极霸权的国际政治结构削弱了权力政治斗争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释放了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力量，终结了国际经济制度的意识形态和理念之争，这为开放经济政治学开辟一条国内政治的研究路径提供了重要基础。但随着国际权力结构的新一轮重大变换，单方面强调国内政治的开放经济政治学正在遭遇越来越大的理论困境。

 

　　三、金融危机与OEP的困境

 

　　2008年，位于世界权力之巅和全球市场核心地带的美国爆发严重金融危机，随后老牌资本主义的欧洲世界也爆发债务危机，它给整个国际体系的演进带来了深远影响，推动了国际经济秩序发生一场深刻的转型。一方面，两场危机加速了美欧经济霸权的衰落和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促使整个国际权力结构进入了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重组；另一方面，美欧危机刺激国际社会开始反思美国主导的思想观念体系和国际制度体系的有效性，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中的统治地位所遭遇的挑战日益增大。这两场危机给国际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开放经济政治学所不能解决或者未曾涉及的新问题，从而促使学科的嬗变。

 

　　（一）金融危机与秩序变迁

 

　　尽管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由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各种地区性金融危机时有爆发，但它们都发生在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带，并没有从根本上冲击二战以来所形成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整体架构。但是，作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为严重的一场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与2010年接踵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共同推动了国际经济秩序发生一场历史性的变迁。

 

　　首先，美国金融危机加速了国际权力的流散，支撑传统国际经济秩序的单极政治结构正在快速坍塌，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再次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必须直面的问题。 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曾经指出，美国的全球霸权主要由三根支柱构成，即美国的核武器（军事力量）、跨国公司以及以美元地位为代表的金融力量。 这次金融危机对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造成了相当大的打击，不仅使几乎所有美国金融机构都遭受重创，阻碍了其全球扩张的步伐，也令美元的国际地位受到质疑，国际社会“去美元化”的步伐逐渐加快。不仅如此，美国金融危机也进一步暴露了美国在公共部门融资能力、财政赤字和国内改革方面面临的压力。与此同时，新兴国家在经济上实现大规模崛起，这可能是21世纪区别于20世纪最根本的特征。 在多个经济指标上，以中国为代表的主要新兴国家开始不断跻身排名前十的行列。在既有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明显脱节，实力与权利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的格局，这成为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第一动力。

 

　　其次，美国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诸多不足。从美国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使得国际社会对更大范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国际金融救助、资本跨国流动管理、国际金融和主权债务监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需求增加，二战后发展起来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WTO为代表的正式国际治理机构和以美国为领导的七国集团（G7）政策网络既不具有足够的包容性以吸纳更多地新兴力量，也不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来协调各国采取强有力的集体行动。全球经济治理的政治基础日益弱化，如何从以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国际治理体系，转向更广泛参与和高效运行的治理体系，成为国际经济体系面临的重大挑战，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美国和欧洲需要向中国和其它新兴经济体进行一定的权力让渡。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重大发展是G20取代排他性的G7，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核心平台， 但G20在机制化建设方面还面临重大挑战。 G20更大意义上是各国领导人通过非正式机制进行政策协调和达成共识的机构网络，具体的规则制定和政策执行都是由正式的国际金融机构来实行。但是，既有的正式国金融机构的改革却面临各种障碍，尤其是美国国会不断拖延表决本已达成的改革协议，从而削弱了其治理的合法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国际贸易、国际货币和金融以及跨国投资等各个领域，各国竞相通过谈判联盟方式建立新的双边和地区协议网络，美国一统天下的国际制度体系开始出现各种“裂纹”。在贸易领域，随着多哈回合迟滞不前，WTO的权威性不断下降，各种区域性的自由贸易谈判（FTA）不断兴起，大有取全球多边主义而代之之势；在货币领域，金融危机之后各新兴国家加强了本币国际化的进程，美元的主导地位不断遭遇挑战；在金融领域，各种双边的货币互换、区域外汇储备机制和区域开发银行不断成立，对IMF和世界银行的金融职能构成了替代效应；在投资领域，各种双边投资协定（BIT）的大量涌现也凸显了缔结全球统一的投资协定更加遥遥无期。这种日益“碎片化”的治理格局使得原来隐藏在多边制度之下的权力政治“冰山”都显露出来了。尤其是崛起的中国正在通过积极有为的外交努力，在贸易和金融领域，推动既有的全球性制度改革（简称“改制”）和积极进行大规模的区域性制度建设（简称“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重现了国际制度竞争的图景， 这加剧了无视权力斗争专注于给定制度框架下的策略互动的开放经济政治学难以回答当前关于国际制度变迁的诸多问题。

 

　　总之，美国金融危机加剧了既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在包容性、行为能力、权威性和合法性等多方面的不足，大国之间的权力政治在重新加强，尤其是体现在对新一轮的规则竞争方面，整个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再次出现“礼崩乐坏”之后的秩序再造。

 

　　最后，美国金融危机削弱了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合法性，使国际社会进入新一轮的经济治理和发展理念的“重构期”。一方面，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这两起重大事件，激发了国际社会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治理理念的反思，以“资本自由化”为导向的国际金融监管规范和跨国资本流动管理规范在危机后都经历了逆转。在二十国集团和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主导下，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相结合的“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替代了以放松金融管制为核心的安格鲁-撒克逊监管模式。 而作为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鼓吹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开始承认资本管制对资本流动管理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也增强了发展型国家模式（developmental state）的合法性与影响力。 在全球化浪潮下，部分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国家抵制国际经济组织所施加的经济自由化压力，在经济转型中坚决捍卫国家经济政策的自主性，通过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引导了经济的快速发展。金砖国家在金融监管、资本管制、产业政策、宏观调控、公共部门等政策领域，都强调政府职能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国际竞争中显示出优势，这种国家引导的发展模式的成功也引起了知识界对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发展模式的疑虑，这使得经济理念的竞争重新回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题之中。

 

　　不仅如此，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中，为了开展金融救助和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各主要国家政府都对市场进行了大规模干预、救助和刺激，这种行为明显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对政府行为的框定。而新兴经济体的政府外汇储备和主权财富基金对于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发挥了重大作用，实质上在危机中帮助维持了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 这进一步凸显了国家导向的经济模式在全球化时代仍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美国金融危机及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及其持续性的影响，推动了国际权力的流散、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变革和经济治理理念的重构，标志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美国单极霸权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走向瓦解。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内部的一种主流研究路径和分析框架，由于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国际政治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对于现实世界特别是重大问题的解释力愈显贫乏。

 

　　（二）OEP的挑战

 

　　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核心研究纲领是探索国内政治过程与国际经济开放的互动关系。在贸易、金融、货币、直接投资等议题领域，经济全球化穿透国家这个坚厚的壁垒，直接塑造国内利益的分配，影响国内政治博弈格局，这进而又使得国家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通过国际经济政策，来寻找自身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位置。与此同时，单极霸权结构的形成强化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使得围绕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权力斗争几近消弭。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基于社会集团之间的国内分配政治替代国家之间的国际分配政治成为全球政治经济事务的核心，国家成为国内社会压力的代理者，而主要不再是国际体系中自主寻求权力与财富的一元行为体。

 

　　但是，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推动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变迁，改变了开放经济政治学这一研究路径所依赖的国际政治现实环境。国家间围绕全球经济治理的冲突与协调、国家对于市场体系的干预和引导，以及全球经济理念的变革，开始成为影响国际经济关系在新阶段里向前演进的主题。而国际冲突、国家作用和经济理念变革这些新的研究主题显然无法被纳入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开放经济政治学仍旧以发达民主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政治根源和正式国际制度基础上的国际合作为核心研究主题，无法反映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所发生的重大现实变化。金融危机暴露出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日益封闭和简化主义在理论解释力上的限度，这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共同体开始正视“利益-制度”这一核心分析框架所面临各种挑战。

 

　　首先，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利益（偏好）学说无法适应当前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不同主体利益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是开放经济政治学分析框架中最核心的概念，根据新古典经济学推导出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概念，非常便于进行精确界定，使得开放经济政治学的理论起点建立在理性演绎的基础之上，这被视为开放经济政治学的重要创新。 但是，正是简单化的引入新古典经济学来界定行为体利益，它使得开放经济政治学忽视了行为体偏好的复杂性，进而影响了对全球经济与国内政治互动的理解。 因此，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利益学说。

 

　　第一，开放经济政治学根据经济政策在开放条件下的分配效应界定个体的政策偏好，忽视了行为体的信息获得和认知因素对于偏好形成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个体偏好的前提假定，是建立在社会行为体处于信息完全和知识充足的基础之上，并能够理性的判断出经济政策对自身利益的影响。但在现实生活中，姑且不论经济学界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很难达成共识， 无论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还是政治体系中的选民，面对现实政策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往往都很难确切地判定自身利益。只有在利益重大且明确可见的情况下，从自我利益的角度解释行为体态度才比较可取。 而现实中的国际政治经济议题往往比较复杂，因果链条很长而且其国内分配效应并不总是十分明显。比如，一项对美国贸易政策偏好的研究发现，确定自身对贸易政策的偏好所需信息的代价十分高昂，这项调查显示，超过30%的样本对于贸易政策的偏好是“不知情的”，低技术劳工、穷人和妇女对于贸易保护对自身的影响更是知之甚少。 对国际金融政策的研究也发现，国内金融部门并没有按照开放经济政治学所推断的那样，根据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资产配置确定政策偏好，一些社会行为体者对替代性政策并没有明确的偏好，甚至持有相反的政策偏好。 因此，有学者就建议引入认知科学、行为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来更加细致的界定行为体的偏好。正是由于个体很难界定自身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以及特定国际经济政策中的利益，开放经济政治学低估了国家在界定利益时的主动性和自主性。

 

　　第二，开放经济政治学仅从物质主义的视角界定个体偏好，限制了利益的范围。为了研究的方便，开放经济政治学引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依据社会行为体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推断政策偏好。如果政治学家脱离政治制度和环境而直接从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模型中推导个体的政策偏好，这种方法直接将界定社会行为体利益的艰巨任务交给了经济学者，丧失了政治学理解利益的独特视角和学科优势。 现实政治中的利益异常复杂，个体对政策的态度并不只受到自身物质利益的影响，而是在社会互动中所形成的一定的规范、理念背景下产生的。 学者们开始通过实证观察的方法检验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偏好假说。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D. Mansfield )等人通过对美国公民贸易政策态度的两次全国调查和统计分析，发现“赫克歇尔 - 俄林”模型和“李嘉图-维纳”模型的经验支持非常有限。美国公民对于贸易对美国整体经济的影响的认知比个人物质利益对贸易偏好的影响要大。  同时，也有学者对国际货币政策偏好的假说进行检验，也发现传统的部门偏好模型受到爱国情感和选民对于不同政策权衡的了解程度的很大影响。 教育和社会情感因素对行为体偏好的影响也开始受到关注。有研究发现，高等教育所传授的经济理念和信息对于选民形成对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偏好非常关键。 同时，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宗教和性别差异等社会情感对于选民的政策偏好也有较大影响。

 

　　第三，开放经济政治学通过国际分工地位界定国内行为体利益，将国际市场力量狭隘地定义为外生于政治过程的价格和信号传导机制，忽视了国际市场权力和国家政治力量对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塑造。国际经济学理论通常建立在“小国”和完全竞争的假定的基础上，即任何一个单元内部的生产和消费与全球总量相比都足够小，因而包括政策在内的所有行动都不会对世界价格产生明显的影响。这一假定源自以完全市场中的产业或产品为分析单位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但是，国际经济体系中国家的数量和等级与市场中的企业不同，拥有庞大生产规模和消费能力的大国可能会出于自身经济或政治目的扭曲国际价格，在现实的国际市场中，由于大国权力政治的存在，垄断和寡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不仅如此，国家出于战略和安全的考虑，还会为国际市场设置各种人为的壁垒，来阻隔、引导和扭曲经济活动，进而影响价格机制，比如各种形式的经济制裁行为和经济集团行为。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和跨国公司能够采取战略性行为对国际市场施加影响。因此，国际价格事实上内生于政治,而不是政治的外生变量，国际价格本身就是政治策略和操纵的产物。

 

　　其次，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制度学说也在新的实现背景下暴露其缺陷。开放经济政治学借鉴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将国内制度作为利益汇聚和整合的渠道引入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解释。同时，在国际层面，开放经济政治学探究国际制度是如何影响国家间的战略互动及其结果的，尤其是国家如何通过国际制度增强其承诺可信性。 但是，开放经济政治学对于制度在全球经济中作用的理解也开始受到一些批评。

 

　　第一，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制度学说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为基础，将制度的功用狭隘的界定为折射和影响个体利益的汇聚， 从而忽视了制度通过身份塑造改变行为体偏好的作用。制度作为行为体博弈的宏观背景，不仅会影响行为体的战略手段，还会影响行为体的目标。社会行为体在权衡不同政策目标时，往往需要考虑组织成本和集体行动的问题。 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国内制度变量主要拘泥于选区制、否决权的数量、选举制度、委托-代理问题和民主与透明度，而对于制度和社会的互动以及资本主义多样性等包涵更复杂国家-社会关系的国内政治结构关注不够。

 

　　第二，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建立在政治多元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将政治理解为社会偏好输入和国家政策输出的过程，这无疑忽视了政府机构的官僚利益和国家自主性对于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广大发展型和转型国家来说，国家主义或官僚政治可能比多元主义更能解释对外经济政策形成。如何拓展已有制度分析对发展型和转型国家国内政治与全球经济的互动进行研究是未来研究的方向。例如，中国学者田野就区别于开放经济政治学的社会中心视角，将国家参与国际制度和国际合作的动力理解为政府为了打破既有均衡以增强国家自主性。

 

　　第三，开放经济政治学将国际制度作为国家战略互动中传递信号和确保承诺可信的机制进行研究，过于注重国际制度增进国际合作的功用，而忽视了国际制度的权力面孔。国际制度具有非中性，它本身就能成为主导国的权力工具。 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贷款往往反映了美国商业银行和地缘政治利益。 国际制度的权力特性使得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会努力提升自身对国际制度的影响力，开放经济政治学对于国家和私人行为体如何通过国际制度实现自身利益、影响国际制度决策还需要系统的研究。而且，除了正式制度之外，对于国际组织内部的网络政治、议题联系和私下交易这些非正式制度，开放经济政治学更是鲜有涉及。

 

　　最后，除了“利益”和“制度”这两大分析基础都在遭遇挑战，开放经济政治学对于定量研究和博弈论的偏爱，也限制了其对于国际体系中更加复杂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进行有价值的探讨。正是因为开放经济政治学从经济学中大胆借鉴了对个体利益的界定，从比较政治学中借鉴了对国家制度的狭隘界定，使得这一分析框架可以在异常清晰和明确可见的个体利益和国家/国际制度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演绎和数据归纳来提炼一些明确的因果机制。这使得开放经济政治学更加接近于一门“科学”。但是源于对于“科学”的过度迷恋，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形成了一种研究课题的选择性倾向，即对于那些能够采用定量方法和博弈论研究的课题表现得无比热情，并确实产生了一些重要成果，但这种受研究方法驱动的研究，却使得开放经济政治学仍旧主要关注发达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根源和国际制度设计对战略互动的作用这两大议题，对于当前一些重大而紧要的现实问题视而不见，自然也不能做出有效的知识回应。

 

　　总之，在冷战结束后所形成的单极结构的背景下，由于国际政治结构压力日益松弛，整个国际关系学理论研究从出现了从体系层次向单元层次回落的趋势。 在这一大的学术背景下，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致力于打通国际经济关系与国内政治过程的界限，他们以制度和利益为分析基础，从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中借鉴了大量分析工具，从而形成了开放经济政治学这一分析框架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压倒性地位。但是，正是因为开放经济政治学从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中借鉴了过多的分析工具、研究方法和基本概念，在国际权力结构与市场体系之间的传统优势领域不断丧失，从而使得开放经济政治学越来越远离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特征。而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对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格局构成了巨大冲击，极大削弱了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兴盛的政治基础。美国主导权力的流散、全球治理机制的碎片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逆转推动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而国际层面的权力政治、安全竞争和价值冲突重新回归，这进一步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对开放经济政治学这一主流研究路径和分析框架的反思和超越。

 

　　（作者：李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刘玮：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来源：《国际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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