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深受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思想的影响。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水土不服和只有利于少数发达国家的“中心—外围模式”，使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目光逐渐转向日益繁荣的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的“独立自主同扩大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的经济外交原则，“改革、发展、稳定三统一”的社会转型原则以及“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的经济体制改革原则，或可以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指明一条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发展路径，突破“中心—外围模式”下的发展陷阱。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诞生至今已有150年，以其为基础理论指导的新中国经济建设也走过了67个春秋。在此期间，我们造就了经济总量增长5610倍的奇迹，以近4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为世界树立了经济转型的最好榜样。在不断总结得失、积累经验、坚持奋斗的前行之路上，中国以理论结合实践的科学方法，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核心思想的同时，发展其理论以适应国情和世界经济新变化，遇到新现象、新问题时不墨守成规，积极探索与创新，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伟大指导意义，对世界也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古今中外优秀理论的结晶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传统习惯。相对于西方的个人利益价值观，中国人更看重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关系的和谐。中国人的集体观念不局限于家族，兼顾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在国家大义与个体和家族权益有所冲突时，推崇“舍小家为大家”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追求“顺天应人，天人合一”的和谐自洽，而不是一味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人与人相处遵循“仁爱和中庸”。在看待财富时，提倡“均富，共富”而不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些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许多至今仍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

　　一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只有考虑该国历史、文化和习惯等制度因素并吸收和借鉴外来优秀理论，才能为经济发展找到最适合最有效的方法和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这种结合的典范。它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从根本上避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问题和弊端，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且还结合我国的历史文化、风俗特点，积极改进和创新。

　　新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建立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通过榜样宣传和集体优势，“团结一切的意志，一切的力量，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处处攻关，力成大业”，用短短几十年就将新中国从废墟上的农业国建设成工业国，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然”“平衡”“仁爱”“中庸”的传统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得到了升华。近年来，中国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以创新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注重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兼顾产业平衡、经济协调而非盲目追求GDP，提出绿色集约式的永续发展路径，加快知识的传播和共享，发展创新经济。传统文化追求“均富，共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共同富裕作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不仅通过提高效率、加快财富积累为“共富”增强了物质基础，还在制度上将兼顾公平放在了重要位置，积极减缓两极分化。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切实做到了“世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是古今中外优秀理论的结晶。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发展实践的结合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因其优越的基本经济制度支撑，完成了伟大实践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梦寐以求又无法企及的。我国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提出了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共存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该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先进经济基础；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方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可以最大限度地矫正市场失灵，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又可以充分激发经济活力，提高经济效率；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可以缩小劳动积累和资本积累的差距，避免需求不足式的经济危机，多种分配制度共存可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充分调动各种要素的活力，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扩大经济规模。

　　怎样的经济运行模式更加适合社会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给出确切答案，但是新中国在工业化初期使用计划经济模式，集中优质资源优先建设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在工业基础牢固之后，平稳转型为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理论优势和体制优势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示范意义

　　拉美国家在独立革命之后迎来了黄金岁月，但在利用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获得初期发展后，没有新的支柱产业接过接力棒，从而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东国家长期以资源能源出口为主要经济支柱，一度获取巨大财富，但其经济结构单一，容易受到世界经济波动、新能源技术的冲击，并持续受到霸权国家参与的地缘政治军事冲突的威胁；原苏东地区转型之后，陷入到资本主义的各种困局之中，经济发展一波三折；印度独立后长期发展缓慢，近年来虽有跃升，但经济发展水平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很多非洲国家还在种族矛盾和贫病交加中挣扎，独立自主后也难以持续快速发展经济。

　　上述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深受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思想的影响。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水土不服和只有利于少数发达国家的“中心—外围模式”，使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目光逐渐转向日益繁荣的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的“独立自主同扩大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的经济外交原则，“改革、发展、稳定三统一”的社会转型原则以及“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的经济体制改革原则，或可以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指明一条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发展路径，突破“中心—外围模式”下的发展陷阱。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借鉴意义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前途未卜，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是问题重重。首先是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放缓，引发人们对经济高速发展持续性问题的讨论；其次是北欧福利国家经济零增长、人口停滞和福利倒退；再次是欧债危机和难民问题；日本的“安倍经济学”也始终未能将其拉出多年的泥潭。全球金融危机已过8年，美国经济仍未真正走出衰退，劳动参与率屡创新低——活劳动才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劳动参与率持续走低是经济持续低迷的重要证据。如今，不少西方学者开始反思其经济理论存在的问题，试图找到解决危机的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也许能帮助其找到答案。

　　针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国内外经济放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新常态理论，更加重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供给侧改革，重视消费需求和民生改善，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并在2014年、2015年的实践中做到了持续的经济结构优化、创新机制改革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0％，2015年的贡献率仍高达30％，美国的贡献率仅为10％。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持续约十年超过美国。针对私有产权引致的贫富分化问题，中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让国有企业承担更多诸如创造就业、环境保护、公共设施建设等社会责任，兼负部分转移支付的职能，控制贫富两极分化。在应对市场失灵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二者在功能上能够实现良性互补，在效应上能够达到协同。总之，中国在经济实践中积极应对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弊端冲击，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平稳增长。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重塑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理论意义

　　现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是资本全球扩张的结果。它发端于欧洲，然后扩展到其他沿海地区，最后深入全球内陆。借助新自由主义体系，美国最大限度地占有和控制世界各国的剩余价值。然而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经济政治霸权开始衰落，世界其他国家对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体系开始质疑，但苦于没有新的理论指引，仍在徘徊和观望中艰难前行。反观中国，高铁技术在全球的合作推广，使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全球战略的友好与真诚；“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推进，使世界各国共搭中国经济的顺风车；亚投行的大力筹备，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雄厚的资本支持。参与全球化进程，完善世界经济体系，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树立社会主义模式的榜样，提供难能可贵的理论和经验借鉴，已是不可忽视的中国影响。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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