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不仅在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是首次，而且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史也是第一次，凸显寓意深刻，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也必须看到成绩背后的各种问题——发展不平衡（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发展不协调（经济与社会不协调、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不协调、短期与长期不协调）、可持续发展基础脆弱、贫富差距扩大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途上的畔脚石、是通往“两个一百年目标”道路上的拦路虎，已经到了必须用整体的、系统的思维审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关键时刻。“十三五时期”是“第一个百年目标”最后的关键时期，既承载着为“第二个百年目标”扫清障碍、奠定坚实基础的重任，还要实实在在解决影响“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的各种具体问题，因此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正是将实现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愿景与破解短期难题有机结合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整体观、系统观的具体体现。中央的年度经济工作会议既是对过去一年经济工作的总结，也是对未来一年经济工作的具体安排。在年度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则是要把破解短期难题纳入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愿景的整体框架中去考量，既解决短期问题，又不至于因解决短期问题而为实现长期目标留下隐患和陷阱，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顾此失彼，进而把中国经济导入可持续、健康发展的良性轨道。从这个意义上讲，准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就显得尤其重要。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是什么呢？

　　第一，人民主体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必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创新和发展。为什么说人民主体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原则？我们只需要简单回顾一下马克思是如何走上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坎坷之路并耗尽他一生的心血和智慧的，其中的道理就不言自明了。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令马克思着迷的第一个研究领域，只是在他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过程中才逐渐形成“经济因素对于解释全部社会关系的重要性”的思想，《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是他的第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文章，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站在穷人的立场上思考经济问题，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讲，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第一次意识到政治经济学令人苦恼的贫乏以及对经济问题进行研究的必要性。从此以后他开始全身心投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并将毕生精力都用于建立一套科学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虽然以资本主义作为研究对象，但它一开始就根植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土壤中，服务于人民，因而具有鲜明的人民主体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脱胎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流淌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血液，因而，人民主体性也毫无例外是其首要原则。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场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创造性理论成果，毫无例外地必须坚持人民主体性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都谈到以人民为中心，正是基于人民是发展的主体，发展是为了人民的思想。人民主体性原则回答的是发展主体和谁有权分享发展成果的根本问题，基本意涵就是全体人民都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参与者、建设者、推动者，同时又是平等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主人。脱离人民主体性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也肯定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用脱离了人民主体性原则的政治经济学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必将走上邪路。

　　第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一生有两项伟大的发现，一是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二是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马克思之所以能有这两大天才发现正是因为他创造性地建立了科学的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中发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并勾画了未来社会的基本图景，又在批判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过程中建立起了一整套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学说，凭借的就是强大的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是一个方法论体系，由许多方法构成，但是最重要、最核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既没有现成的答案，也没有可资借鉴的案例，一切都要在不断探索和修正之中艰难前行，如果不善于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那么中国就不可能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甚至要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不同历史阶段和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规律的强大武器，这一点已经被人类发展的实践所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也不应该放弃这一方法论原则。

　　第三，生产资料公有制主导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性原则。从纯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大致包括三个层次的含义：第一个层次是经典社会主义或者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对未来社会图景的构想，单一生产资料公有制、有计划组织全社会的生产、按劳分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是经典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第二个层次是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它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建立的政党夺取国家政权以后对国家性质和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这是由执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决定的；第三个层次是实践形态社会主义，这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的，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因而表现出多样性、波动性、复杂性的特征。在三个层次中，第二层次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一方面它决定了对经典社会主义的继承、坚持、创新和发展，另一方面又规定了实践形态社会主义的性质、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实践形态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建设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唯有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始终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沿着经典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行，公有制主导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是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会滑向邪路的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也必然经历一个从多元（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到一元（单一公有制）的演化过程，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由我国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的，做大做强做优公有经济则是由执政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主导性原则意味着不同发展阶段上公有制经济必须能够确保执政党赖以执政的物质基础不被削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性质不至于会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方向不至于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目的能够得以充分体现。

　　第四，劳动价值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原则。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其意义在于：首先它揭示商品价值量的决定问题，商品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是众所周知的原理；其次它揭示了社会财富的真正源泉，规定了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劳动创造财富，意味着劳动者的劳动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劳动者的权利应该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和制度保障，这是全社会树立正确劳动观的基础；其三，坚持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原则，是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和分配政策的出发点，确保劳动者应该有权利、有机会、有保障地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体现共享发展的理念；其四，坚持劳动价值论在实践中有利于正确处理劳动——资本——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奠定道德和伦理基础。

　　“十三五”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最后冲刺的五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一是要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把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作为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二是要紧扣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内容用系统思想检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分清优先领域和重点领域，着力解决区域发展失衡、城乡差距拉大、贫富差距扩大、分配不公、国有企业改革、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与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直接关联的问题，补齐全面小康的每一块短板；三是要紧扣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这个主题，根据长期发展愿景要引领中短期目标，解决中短期问题要服务于长期发展愿景的原则，着力解决创新驱动发展、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共享发展等长期问题，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导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沿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稳步前进；四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科学总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运动规律，将中国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更好地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作者：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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