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创新作为“十三五”时期必须牢固树立的五大发展理念之首，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

　　“十三五”期间，科技创新怎样在全面创新中发挥引领作用？阻碍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如何清除、思想藩篱如何拆掉？科研经费如何高效使用？论文造假等学术不端现象如何杜绝？如何为科研人员创造潜心科研的自由空间？怎样让知识产权保护不再难，使创新主体的创新劳动获得应有的收益？

　　围绕这些热点话题，本报记者日前独家采访了我国科技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请他们畅谈打算，敬请关注。

　　——编者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供给侧，创新是创新驱动的供给侧，而创新驱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供给侧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基础研究能发挥什么作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从供给需求关系、新常态下经济形势、创新与生产力这三个角度具体说明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首先，基础研究是根本“供给侧”。“基础研究是‘供给侧的供给侧的供给侧’。”杨卫这样定位。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供给侧，创新是创新驱动的供给侧，而创新驱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供给侧。”杨卫从“供给”角度出发，对四者关系进行了层级分析。经济三驾马车“外贸、投资和内需”的结构比例发生变化，需求侧的变化要求供给侧作出适应性调整。创新驱动积蓄着长远发展的原动力，能够支撑和引领新经济，属于“供给侧”。而创新驱动由“创新”和“驱动”两部分构成。创新通常由高校、研究所和企业的专业人员承担，而驱动则由政府、企业管理层和金融投资者主导。创新涵盖多种科学研究，而基础研究是科学之本、技术之源，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根本途径，是无可替代的“源头供给”。

　　“追本溯源，稳固经济社会发展基石，筑牢国家科学技术大厦，需对基础研究实行长期稳定支持和超前部署。”杨卫说。

　　其次，基础研究是适应新常态的有效途径。

　　“用基础研究引发可产生链式反应的科学突破，可延续甚至突破经济新常态。”杨卫结合经济新常态特点，强调“用需求牵引发展”。他进一步说明，当前科技创新多呈点状、分散状和渐进式，星罗棋布，各自为政。目前缺乏爆发式进步，像“核物理”一样激发链式反应，带动全局变革。“科技创新在经济新常态中肩负引领作用，它往哪里领，经济就向哪里流。”杨卫举例，正是大数据技术的突破，才带来“互联网+”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要靠基础研究带来的科技变化，如果真的出现颠覆性的链式反应成果，就有可能突破新常态。”

　　再次，基础研究是实现创新的最高阶段——源头创新的唯一途径。

　　“如果总按别人的路线走，永远追不上别人，我们要做自己的路线图制定者。”杨卫认为，基础研究是实现生产力超车的唯一途径。他将创新分成四层“阶梯”：管理型创新、开发式创新、技术型创新和源头式创新。这四个“阶梯”自下而上，难度增大，对生产力的推动逐级提升。第一种管理型创新，只是从别国引进科学技术，进行管理效率上的创新；第二种开发式创新对别人的技术进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或集成式创新，但不涉及新的技术突破；第三种技术型创新是突破关键性技术，技术是自己的，但没有涉及科学层面的原理创新，其源头知识来自他人；而最高“阶梯”——源头式创新，真正是从基础研究衍生出来，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科学突破。

　　“就像比赛跑步，想要超过前面的选手，就要换一个跑道‘弯道超车’，沿着别人的轨迹追，怎么可能追上去？”杨卫认为，凭借劳动力和管理优势拿下“世界第一”难以持久，想要实现源头创新，在科学和技术上领跑世界，就必须依靠基础研究。

　　在这种创新发展的历史机遇面前，科学基金承担着支持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培养人才和团队、推动学科交叉等重要职责，是全面培养源头创新能力的主要战略支撑。

　　基础研究数量质量同步攀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很大

　　怎样科学判断我国基础研究的现状？

　　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持续快速增长，2014年达到626亿元，十年来年均增长保持在20%以上。研究产出数量与质量同步攀升，科技论文总量连续多年居于世界第二位，2005年至2015年9月，我国论文共被引1287万余次，高被引论文（引用次数居世界前1%）15011篇，均居世界第四位……杨卫用一系列数字概括了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状况。

　　在他看来，这远远不够。基础研究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整体实力差距体现在“三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原创成果少，引领科学潮流的大师级人物和世界级科学家少，基础研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少。

　　据杨卫介绍，国际科研机构每年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在全球研究地图中溯源出100个新的爆发点。“前两年，中国仅有1个‘创新源头’，2015年也不过只有三四个而已。”

　　杨卫指出，基础研究正在进入从量变到质变、从点的突破到全面提升的发展阶段。2015年，中国论文的数量占到了世界总数的18.6%，而中国高水平论文（引用率在前千分之一）比重快速上升到世界同类论文的21%，甚至超过了数量占比。中国除了化学、材料、工程等优势学科之外的领域，也在慢慢开花结果。这些都是基础研究进入提高期的征兆。

　　力争到2020年实现“总量并行”，在投入、产出的总量上与科技发达国家相当

　　为了缩小差距，基金委提出了与科技发达国家实现“三个并行”的发展目标，奠定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科学基础。杨卫详细解读了“三个并行”的深刻含义。

　　“总量并行”，是指在投入、产出的总量上与科技发达国家相当。杨卫指出，基金委对此进行了目标量化，例如在经费投入方面，基础研究经费占R&D（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比例争取由目前的5%左右达到10%；国际合作交流经费达到与合作对象大范围等同体量。论文总量方面，与美国差距进一步缩小。论文影响力方面，论文总被引用数达到全球第二；有1—3个领域达到第一；前1%高被引论文作者占全球10%；篇均被引数接近世界均值。

　　“贡献并行”，指在学科发展主流方向的形成过程中有中国科学家里程碑式的贡献。杨卫着重强调了“里程碑”的含义。“里程碑式贡献不一定是源头贡献，学术发展是有学术链条的，里程碑就是链条上的一个个关键节点。”他用铁基超导技术加以说明，虽然其发现的源头并非来自中国，但中国研发出温度最高的铁基超导，并对跟进的研究有优势的影响力。《科学》杂志评述“在凝聚态物理领域，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国。”这就是里程碑式的贡献。

　　基金委对“贡献”也进行了量化规划，比如热点研究方面，每年涌现10项左右里程碑式的学科前沿工作；热点论文排名第二；主导5%以上的学科前沿热点形成。人才团队方面，拥有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领军人才，学科全球前50位科学家占比进入前4名等。

　　“源头并行”，是指中国对世界科学发展有重大原创贡献，有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源头创新工作。这也就是“创新第四阶梯”——源头式创新的发展目标。

　　科学基金将加大对源头创新的扶持力度，争取面向世界科学前沿每年涌现3—5项具有原创意义的重大成果，形成一批具有学科高地性质的研究中心，产出一批从原创到应用、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成果。

　　“这‘三个并行’是对我国基础研究数量和质量水平提升的整体表征，在国家创新能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各项‘并行’的实现程度有所不同，是一个积叠、渐进的循序发展过程。”杨卫希望，在2020年实现“总量并行”，于2030年达到“贡献并行”，并不断加快“源头并行”的追赶步伐。

　　基金委将更加聚焦基础，更加聚焦前沿，更加聚焦人才

　　为早日实现“三个并行”目标，杨卫认为应当从资助格局、人才培养和制度管理等方面下大力气，提高自主效益，尽可能“把好钢用到刀刃上”。

　　首先，打造差异化的资助格局。基础研究领域广阔、项目众多，遵循科学规律、加强分类管理是新时期提高科学基金资助效能的必然要求。“一项研究，无论是基于基础探索还是市场应用，无论是基于个人自由探索还是国家地区意志，无论是希望共享开放还是严格保护，都能在科学基金的资助体系内找到位置。”杨卫强调。

　　因此，针对不同类型的基础研究，科学基金实施差异化的资助。对于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充分尊重科学家的学术敏感，扩大自主选题空间，鼓励自由探索；对于体现国家重大战略目标的基础研究，引导科学家在关系国家发展命脉的战略必争领域攻坚克难；对于面向全球性挑战的基础研究，科学基金会推进高水平国际合作，用好全球创新资源，服务人类进步；对于满足区域或行业发展特殊需求的基础研究，科学基金会发挥“育种”作用，加强与地方政府、产业部门的协作，通过指南引导科学家深入研究，促进知识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有机结合。

　　人才，是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中屡屡被提及的字眼。“创新的主体就是人才”。青年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海外及港澳优秀学者项目、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在杨卫看来，对人才的扶持基金数目很多，但是急需完善资助谱系，优化支持机制：一是理顺人才成长链，在支持数量和强度上达到优化配置；二是促进人才支持公平化。最大限度避免“很多项目重叠交叉，常出现一个人同时申请到很多基金支持，但有的人却一分钱也拿不到”；三是力避用“行政级别”的方式设立人才层级。“如果根据类似于行政等级的方式划分人才层级，很可能支持不到真正有才的人。”他建议适应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生涯阶段人才成长规律，发展多样化人才资助模式。

　　通过三个“更加”，让资助更有效。“更加聚焦基础，更加聚焦前沿，更加聚焦人才。”他介绍说，除了继续加大经费投入，还要着力从内部管理入手，“建设评审制度公正、绩效回报丰富、全球视野开阔、管理服务高效、资源总量宏大、资助谱系多样”的卓越科学基金管理机构。例如，科学基金已经对资助经费进行调整，将经费划分为直接经费和间接经费，间接经费与受资助单位的信用等级直接挂钩。
　　“简单说，在将来，一个依托单位的信用等级越高，就能配套得到越大比例的间接经费。”杨卫解释道，而信用等级和财务管理水平、学术诚信记录、项目评审结果、公开提交报告相关，这也是科学基金进行诚信约束的手段之一。

（来源：人民日报，作者：刘诗瑶 赵永新，制图：蔡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