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你可知道：习近平时代是在互联网共产主义的入口处

点击：  作者：当代智库论坛    来源：当代智库论坛  发布时间:2015-12-03 09:15:38

　　论坛纪要：

　　《习近平时代是在互联网共产主义的入口处》

　　2014年12月12日，我在第2期当代智库论坛上发表了《习近平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讲演，从传统文化问题入手，阐述了我们对习近平主义的理解，引来的许多批评。2015年8月30日，此文编辑出版为当代智库论坛丛书第二集，主义与问题的争论更加明朗。

　　短短半个多月后，任志强就语出惊人，认为：“文革让我知道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再革命，而没有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被骗了十几年。”并与团中央和环球时报发生了重大争论。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追求，就如同基督教中的上帝，是习近平主义之本的重要内容，竟然在这场争论中被网上一边倒，执政党的高官、名流、精英和8000万名共产党员几乎是集体失语。而后，我们看到了习近平的重要讲话，旗帜鲜明：

　　“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我们作为一个全面挺习的民间智库，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在一万多人的40多个微信群中广泛对话，与左中右派深入论争，包括与海外民运为主导的微信群里激烈辩论，形成了全新的研究思路。

　　一、共产主义方向：马克思主义与互联网革命

　　1、共产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研究什么?

　　2、共产主义的基础：互联网革命是共产主义的福音

　　3、共产主义的杠杆：习近平新政到底怎样践行主义?

　　二、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事业由中国接班

　　1、共产主义的影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改良理论

　　2、共产主义的误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争论什么?

　　3、共产主义的接力：苏联解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共产主义未来：习近平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

　　1、共产主义的机遇：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在冲突什么?

　　2、共产主义的传承：习近平主义的信仰在主张什么?

　　3、共产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怎样适应互联网?

　　2015年12月3日，87期当代智库论坛在京举办。下面，是和君创业咨询集团创始人，当代智库论坛联席主席李肃在本次论坛上的发言提要：

　　内容提要

　　一、共产主义方向：马克思主义与互联网革命

　　1、共产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研究什么?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依此研究互联网时代，其技术革命的物质力量不可估量。

　　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依此研究互联网革命，其信息革命的时代意义创造历史。

　　劳动价值论与经济危机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今天的互联网革命理论，就是在研究智力劳动的地位变化，研究资本从过剩到弱化的未来发展趋势。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内容。今天的互联网革命理论，就是在研究云端管理与社群自治的发展规律，探索自由人联合体的信息化运营模式。

　　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民族学的追求。互联网革命理论，就是在研究互联网对信息全球化、商业全球化、生活全球化，以及整个社会走向大同的变革模式。

　　结论：今天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环环相扣并自成一体，并对互联网革命的理论研究，具有全方位的指导意义。

　　2、共产主义的基础：互联网革命是共产主义的福音

　　最近，习近平主席提出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到底什么是互联网革命的共产主义?我们可以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观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进行综合分析，有五大特征不能忽视。

　　一是互联网的大数据时代，形成了信息对称的计划经济之势。

　　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去分析，互联网革命就是解决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盲目性，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把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带向大数据支撑的计划经济。

　　二是互联网的个性化时代，形成了供求统一的智力劳动之道。

　　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去分析，互联网革命就是提高管理智力劳动、技术智力劳动和理财智力劳动的地位，推动创新创业并建立智力劳动主导的体制结构，把人类社会的经济价值带向个性化对位的劳动价值。

　　三是互联网的高信用时代，形成了金融创新的消灭资本之法。

　　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去分析，互联网革命就是创造互联网货币的新金融，为有需求和高信用劳动者提供无息的网络货币支持，把人类社会的经济运营带向无资本利得的按劳分配。

　　四是互联网的社群化时代，形成了生产生活的自由交往之术。

　　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去分析，互联网革命就是消除资本奴役以后的智力劳动将变成人的第一需要，伴随消灭阶级与消灭国家的进程，把人类社会的经济组织带向社群化流动的自治组织。

　　五是互联网的自由人时代，形成了物质丰富的按需分配之力。

　　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去分析，互联网就是消灭私有制并完全改变家庭的形态与概念，实行完整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把人类社会的经济管理带向自由人联合体的按需分配。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近百年实践发生了偏差，列宁与斯大林在落后的俄国发动了一国的工农革命，而且用国家强力建立了人为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发生了重大的异化。于是，暴力革命的理论和阶级专政的理论，强制剥夺而来的公有制和缺少科学依据的计划经济，共产国际的强加于人的政治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分工的经济，都成为后马克思时代的争论焦点，被世界各国所诟病，以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内容和科学方法，反而被淡化、被忽略，甚至被淹没了。

　　结论：今天，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互联网革命，一切理论误区与实践偏离都被破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世价值观将在这里得到系统全面的揭示。

　　3、共产主义的杠杆：习近平新政到底怎样践行?

　　五中全会提出了重要的五大发展观，对我们践行共产主义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因为：

　　一是共产主义的技术支撑：创新发展观的哲学基础是信息技术革命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

　　二是共产主义的人类解放：协调发展观的社会基石是消灭三大差别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三是共产主义的实现方式：绿色发展观的技术基因是信息社会体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四是共产主义的世界大同：开放发展观的外交基线是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主义民族观理论。

　　五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共享发展观的经济基点是社会价值与分配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结论：习近平作为一个红色基因浓厚的红二代，通晓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在十八大的执政起点就鲜明地提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基于互联网革命的历史契机，开始推动中国执政党重建信仰，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并制定了践行共产主义的五大发展观。

　　二、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事业由中国接班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列宁开始一分为三：第二国际就是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用选举手段轮流执政，推动了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改良运动;第三国际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经历了大萧条时期的革命、二战时期的反法西斯联盟和战后的东西方冷战，到苏联解体全面衰落;第三支是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到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自强，今天又开始了习近平红二代的接力。

　　1、共产主义的影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改良理论

　　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是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转折点，苏联独善其身于这场危机之外，并靠政府力量实行高速发展的计划经济，给了西方世界以极大的刺激，一场以否定原教旨自由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改良运动持续80多年，在三轮改革中广泛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创新了三大经济理论，建立了改良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因为消灭了贫困和造就了众多的中产阶级而进入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

　　第一轮，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催生了凯恩斯主义理论，……

　　第二轮，美国的里根经济学运用了供给学派的理论，……

　　第三轮，1987年的美国股灾，格林斯潘用空发货币的刺激政策力挽狂澜，使货币主义理论在美国深入人心，……

　　除了上述宏观调控手段的探索，国有经济的发展也各有现代化的模式创新：……

　　结论：西方发达国家的80年探索与三大经济理论，都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而是吸收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原教旨自由市场经济进行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改良。

　　2、共产主义的误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争论什么?

　　斯大林的计划经济和暴力专制是60年前的社会主义，1956年，苏联的赫鲁晓夫开始批判斯大林的个人专权，中苏之间产生了两种反省斯大林主义的思路:

　　一派以苏联的赫鲁晓夫为代表，认为应该把共产党变成全民党，并坚持党权，主张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竞争;

　　另一派以中国的毛泽东为代表，崇尚大民主式的继续革命，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建设，搞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这场理论与实践的分歧，可以从以下三轮较量中得到体现。

　　波兰事件是中苏第一轮较量。……

　　毛泽东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是中苏第二轮较量。……

　　第三轮较量发生在中苏公开大论战之后，毛泽东把刘少奇当成了苏修的中国党内代理人。……

　　结论：斯大林的暴政专权是苏联特定时期的产物，后来苏联的赫鲁晓夫与中国的刘少奇，都基于批判斯大林而主张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推动执政党向全民党转变，逐渐缓和阶级冲突，包括在国际关系中和平共处与和平竞争。但是，毛泽东则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用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理论去发动一场革斯大林党权专政命的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

　　3、共产主义的接力：苏联解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赫鲁晓夫之后，苏联没有产生过真有信仰的共产党领袖：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有板有眼的官僚，认真地维护着苏联超级大国的世界利益;安德罗波夫是克格勃出身，他与契尔年科都短命而无为;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一个主张“新思维”的自由派推改革，碰上了另一个更彻底的“颠覆派”，坚定不移要解散苏联并推翻共产党。

　　1970年之后，中苏的意识形态之争转化为地缘政治冲突，毛泽东在两霸之间纵横，并完善了三个世界的重要理论，被全球的友好小国抬进了联合国，代表第三世界出任常任理事国。

　　到了邓小平时代，清算文革动乱没有回到赫鲁晓夫，中苏没有重新联手去共同解放全人类，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全球战略，联美反苏和改革开放，目睹了叶利钦的全胜，也看到了国际共产主义的领袖大国轰然倒塌，中国的韬光养晦之策应运而生。

　　今天，中国强大了，苏联解体了，美国衰退了，新兴国家发展了，……，毛泽东的第三世界理论胜利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路线成功了，红二代的习近平怎么会割裂历史，怎么能推倒共产党的一切重起炉灶。

　　因此，习近平提出两个30年不能割裂历史，习近平新政在传承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志向、贯通刘少奇的和平共处方向和坚持邓小平的基本原则导向，习近平时代开始重回有所作为的共产主义之路。

　　结论：中国的共产主义接力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绝不是羊头狗肉的政治策略。

　　三、共产主义未来：习近平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

　　1、共产主义的机遇：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在冲突什么?

　　世界两大阵营的冷战结束，是从1990年苏联解体开始。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球失败，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坚持，改用了韬光养晦的策论，从1992年到2012年，我们的三代领导人用三种理论与'策略韬光养晦，各有成败得失。

　　今天我们迎来了习近平时代，整个世界发生了四个重大的变化，对我们重开主义问题的讨论至关重要：

　　一是全球新兴国家的迅速发展，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动摇，长期高福利形成的利益诉求，因民粹主义的民主在逆势而行，障碍国家的合理决策，阻碍社会的不断进步。

　　二是西方国家输出的颜色革命并不成功，二元经济国家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对立，使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深不可测，并因为无序民主而越陷越深。

　　三是美国领导的反恐，打破了伊斯兰教派的平衡，不仅引发了中东地区的动荡，而且触发了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尖锐对立，恐怖主义越反越恐。

　　四是习近平新政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走出韬光养晦开始有所作为，并因为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提出，在APEC大会和亚投行创办中得到世界各国的积极响应。

　　于是，全球的目光投向中国，人们在评判这场中国的复兴大业，到底是法西斯主义的黄祸霸权，还是丝绸之路的文化复兴，中国还有没有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主义胸怀，还要不要追求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这些疑问，已经成为国人与世界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

　　2、共产主义的传承：习近平主义的信仰在主张什么?

　　十八大以来，我们智库力挺习近平新政，继习近平经济学的研究之后，又开展了习近平主义的研究，从“新马克思主义之本”、“中国传统文化之体”、“民主法制之用”的三位一体入手，搞清了上述争论的理论创新逻辑。即：

　　为什么法治之术为用：个人行为的自由与约束，组织行为的权力与义务，社会行为的民主与集中，是有着极大伸缩空间的法治技术问题，在立法与执法上都会有大量尺度争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的终极目标追求是解放全人类，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消灭阶级、消灭政党、消灭国家，习近平新政从来没有否认民主与自由的方向，但具体的立法执法尺度却需要具体讨论。……

　　为什么文化之道为体：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之道，并因此而形成民族性的文化共识，用以指导立法与执法的尺度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充分认同特色文化，认为各民族应该自己独立解决自身的文化冲突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百家争鸣，儒家思想一直占居主导地位，纵横家的个人功利主义方法始终被全面打压，这是有其东方文化原因的。……

　　为什么价值之理为本：统治阶级及其执政党总有自己的价值观，并依此形成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引导社会变革的方向。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因互联网革命而找到了共产主义的实现基础，其价值之理构成社会发展的方向之本。……

　　结论：习近平主义的最大看点，是红色马克思主义能不能与互联网革命接轨，并支撑共产主义理想;黄色中国传统文化能不能向互联网革命进化，并引领世界人文关系走向;蓝色法治能不能与传统文化中变法图强的法家思想融合，并变为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为绿色，而且是适应互联网革命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规则。由此认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主义正在创造中国版的普世价值观。

　　3、共产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怎样适应互联网?

　　在顺应互联网时代的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有天然的优势，可以由此探索。以出世哲学为特征的佛教文化，从印度传入中国后被五道哲学同化，可以解决互联网时代人际关系的各种问题：

　　道家哲学与佛教的融合点是机缘观，可以用大数据加以准确判断，人类的顺势而为成为必然;

　　儒家思想与佛教的融合点是境界观，因信息透明化和劳动个性化，使君子范围无限扩大并趋向全民;

　　法家理论与佛教的融合点是圆融观，成为社群关系的基本准则，不圆的人被自然排斥，不融的人被动跟随;

　　墨家方法与佛教的融合点是传承观，找到了最准确的信息复制方式，知识和规则的传承方

　　法发生巨变;

　　纵横家运筹与佛教的融合点是普渡观，因眼球经济而成为全民共识，人们的权力利益与责任义务高度融合。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五道基因对外来佛教的包容同化，释放出了五道同汇的佛家文化的能量，从中可以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互联网价值，并依此指导中国文化的互联网创新。

　　全文内容《习近平时代是在互联网共产主义的入口处》

　　大家好!2014年12月12日，我在第2期当代智库论坛上发表了《习近平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讲演，从传统文化问题入手，阐述了我们对习近平主义的理解，引来许多批评。2015年8月30日，此文编辑出版为当代智库论坛丛书第二集，主义与问题的争论更加明朗。

　　短短半个多月后，任志强就语出惊人，认为：“文革让我知道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再革命，而没有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被骗了十几年。”并与团中央和环球时报发生了重大争论。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追求，就如同基督教中的上帝，是习近平主义之本的重要内容，竟然在这场争论中被网上一边倒，执政党的高官、名流、精英和8000万名共产党员几乎是集体失语。而后，我们看到了习近平的重要讲话，旗帜鲜明：

　　“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我们作为一个全面挺习的民间智库，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在一万多人的40多个微信群中广泛对话，与左中右派深入论争，包括与海外民运为主导的微信群里激烈辩论，形成了全新的研究思路：

　　一、共产主义方向：马克思主义与互联网革命

　　1、共产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研究什么?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在研究物质世界的发展规律，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两者之间相互影响并相互推动，决定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由此研究互联网时代，其技术革命的意义不可估量。

　　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揭示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即：互联网革命的历史意义，就是从农耕社会的皇权统一、工业社会的民主投票与信息社会的社群组合，看不同文明发展的历史规律。

　　劳动价值论与经济危机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研究资本主义的本质，即，资本剥削劳动和经济周期危机，使社会的不公平不断加剧，使财富的大毁灭循环往复。因此，要消灭资本、计划发展，建立从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过渡的人类大同世界。今天的互联网革命理论，就是在研究智力劳动的地位变化，研究资本从过剩到弱化的未来发展趋势。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内容，在研究共产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化，即，阶级差别是社会不公的根源，国家暴力是维系社会不公的方式，空想社会主义仅仅是在建设道德示范的村社，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最终建立消灭阶级、消灭政党、消灭国家的自由人联合体。今天的互联网革命理论，就是在研究云端管理与社群自治的发展规律，探索自由人联合体的信息化运营模式。

　　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民族学的追求，在研究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追求阶级私利，怎样去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即，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要以全人类的共同解放为前提，而民族矛盾与国家冲突是在掩盖阶级对立，使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国家驱使去参与民族对立的无谓战争。为此，全人类解放的实现过程，首先是各民族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消灭国家间的剥削与压迫;而后在各个国家内部解决阶级冲突问题，建立人人平等的和谐社会;最后才是经济发达与文化先进的民族国家，遵循国际主义原则推动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同化落后国家的落后文化，从而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互联网革命理论，就是在研究互联网对信息全球化、商业全球化、生活全球化，以及整个社会走向全球化的协同管理模式。

　　结论：今天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环环相扣并自成一体，并对互联网革命的理论研究，具有全方位的指导意义。

　　2、共产主义的基础：互联网革命是共产主义的福音

　　最近，习近平主席提出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到底什么是互联网革命的共产主义?我们可以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观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进行综合分析，有五大特征不能忽视。

　　1、互联网的大数据时代，形成了信息对称的计划经济之势。

　　道家哲学研究做事规律，道法自然并顺势而为。但什么是自然?怎么顺势?易经与五行虽有科学因素，其玄学成分也很重。

　　到了互联网的大数据时代，信息不对称问题被逐渐趋零，自然之势开始被人类把握，计划经济获得了日益科学化和精准化的技术手段。

　　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去分析，互联网革命就是通过信息对称的大数据手段，解决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盲目性，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把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带向大数据支撑的计划经济。

　　2、互联网的个性化时代形成了供求统一的智力劳动之道。

　　儒家思想研究做人方式，礼义归心并和而不同。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一直被我们当成反面教材。

　　到了互联网的个性化时代，简单劳动的价值被透明化信息不断降低甚至被机器人替代，和而不同的劳动价值开始凸现出来，个性化的智力劳动地位被不断提高。

　　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去分析，互联网革命就是通过供求统一的个性化运作，提高管理智力劳动、技术智力劳动和理财智力劳动的地位，推动创新创业并建立智力劳动主导的体制结构，把人类社会的经济价值带向个性化对位的劳动价值。

　　3、互联网的高信用时代形成了金融创新的消灭资本之法。

　　法家理论研究治国规则，依法治国并平等执法。但在资本至上的时代无平等可言，资本可以支配法律。

　　到了互联网的高信用时代，有需求的供给是最高的信用，可以创造网络货币无息周转，资本的价值和作用逐渐丧失，一切创新创业的智力劳动都能得到平等资金支持，银行信贷与资本利得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去分析，互联网革命就是金融创新的高信用提升，创造互联网货币的新金融，为有需求和高信用劳动者提供无息的资金支持，把人类社会的经济运营带向无资本剥削的按劳分配。

　　4、互联网的社群化时代形成了生产生活的自由交往之术。

　　墨家方法研究选贤标准，道技合一并标准尚同。但墨家分层分等的尚同标准被人们普遍诟病，认为其维护封建皇权和约束个人自由。

　　到了互联网的社群化时代，人们居家办公、云端协同、社群交往、自由组合，既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也没有政府暴力的强制，阶级、政党与国家都逐渐消亡。

　　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去分析，互联网革命就是生产生活的社群化管理，消灭资本奴役以后的智力劳动将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在消灭阶级与消灭国家后，把人类社会的经济组织带向社群化自治的云端管理。

　　5、互联网的自由人时代形成了物质丰富的按需分配之力。

　　纵横家方略研究运筹世界，合纵扶弱并连横助强。但其运筹的世界限于君主范围，其实用主义色彩也过于浓厚。

　　到了互联网的自由人时代，人的寿命延至300岁，十代同堂已经根本无法进行亲情交往，人类的后代繁衍既不是为了遗产，也不是为了养老，并一定会出现人类自身的生产克隆化和计划化，物质相对于日益减少的人口可以达到极大丰富，并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去分析，互联网革命就是物质丰富的自由人联合，消灭私有制并完全改变家庭的形态与概念，实行完整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把人类社会的经济管理带向物质极大丰富的按需分配。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近百年实践发生了偏差，列宁与斯大林在落后的俄国发动了一国的工农革命，而且用国家强力建立了人为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发生了重大的异化。于是，暴力革命的理论和阶级专政的理论，强制剥夺而来的公有制和缺少科学依据的计划经济，共产国际的强加于人的政治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分工的经济，都成为后马克思时代的争论焦点，被世界各国所诟病，以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内容和科学方法，反而被淡化、被忽略，甚至被淹没了。

　　结论：今天，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互联网革命，一切理论误区与实践偏离都被破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世价值观将在这里得到系统全面的揭示。

　　3、共产主义的杠杆：习近平新政到底怎样践行?

　　五中全会提出了习近平经济学重要的五大发展观，对我们践行共产主义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因为：

　　一是共产主义的技术支撑：创新发展观的哲学基础是信息技术革命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

　　创新发展为什么在五大发展观中位居榜首?除了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之外，创新发展是互联网革命的哲学基础。(见86期当代智库论坛纪要)

　　二是共产主义的人类解放：协调发展观的社会基石是消灭三大差别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协调发展为什么在五大发展观中紧随其后?除了城乡一体发展和消灭农民工对拉动内需的意义重大之外，协调发展是消灭三大差别的社会基石。(见86期当代智库论坛纪要)

　　三是共产主义的实现方式：绿色发展观的技术基因是信息社会体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绿色发展为什么在五大发展观中至关重要?除了中国环保已成为全民关注的社会问题，协调发展是消灭三大差别的社会基石。(见86期当代智库论坛纪要)

　　四是共产主义的世界大同：开放发展观的外交基线是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主义民族观理论。

　　开放发展为什么在五大发展观中变化最大?除了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已经全面铺开之外，开放发展是国际主义民族观的外交基石。(见86期当代智库论坛纪要)

　　五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共享发展观的经济基点是社会价值与分配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共享发展为什么在五大发展观中重头压轴?除了走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对策意义之外，共享发展是社会价值分配的经济基点。(见86期当代智库论坛纪要)

　　结论：习近平作为一个红色基因浓厚的红二代，通晓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在十八大的执政起点就鲜明地提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基于互联网革命的历史契机，开始推动中国执政党重建信仰，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并制定了践行共产主义的五大发展观。

　　二、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事业由中国接班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列宁开始一分为三：第二国际就是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用选举手段轮流执政，推动了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改良运动;第三国际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经历了大萧条时期的革命、二战时期的反法西斯联盟和战后的东西方冷战，到苏联解体全面衰落;第三支是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到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自强，今天又开始了习近平红二代的接力。

　　1、共产主义的影响：发达国家的改良主义理论实践?

　　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是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转折点，苏联独善其身于这场危机之外，并靠政府力量实行高速发展的计划经济，给了西方世界以极大的刺激，一场以否定原教旨自由资本主义为基线的社会主义改良运动持续80多年，在三轮改革中广泛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运用现代市场经济的三大理论，创新了三大经济理论，建立了改良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因为消灭了贫困和中产阶级人数众多而进入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

　　第一轮，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催生了凯恩斯主义理论，并在欧洲生根开花。凯恩斯主义的刺激需求法运用于欧洲的社会福利，以政府的二次分配为手段，追求社会主义的公平，建立了完善的福利消费体

　　第二轮，美国的里根经济学运用了供给学派的理论，并在日本发扬光大，实施了卓有成效的产业倾斜政策，用积极的供给学派和更激进的结构主义理论，在比较优势明显的领域发挥政府作用，倾斜供给结构的调整与供给能力的提升，曾经取得了计划经济的辉煌成就;

　　第三轮，1987年的美国股灾，格林斯潘用空发货币的刺激政策力挽狂澜，使货币主义理论在美国深入人心，不仅用于国内，而且在全球化货币战争中游刃有余。于是，量化宽松成为日本和欧美相继仿效的政策，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日益明显。

　　现代市场经济的三大理论都是对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否定，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改良主义运用。除了上述宏观调控手段的探索，国有经济的发展也各有现代化的模式创新：

　　日本的大公司采用互相持股的模式，并产融结合自办银行，以大型综合商社为龙头，以半国家的面目组织日本企业进军全球，扩张能量惊人。

　　欧洲，特别是英法的国有企业进进出出，既是一种国家扶植发展的手段，又是一种国有资本运作的模式，法国的圣戈班公司发生衰退，政府低价将其买断并注资发展，一旦经营业绩转好，政府又高价卖掉股权控，让其市场化发展。

　　在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李光耀还探索了国有资本运筹管理的模式，淡马锡进行产业资本管理，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进行金融资本运筹，既发展了战略性产业，又增值了国有资本，而且把国有企业的运营完全市场化，探索了主权基金资本化管理国有企业的重要经验。

　　结论：西方发达国家的80年探索与三大经济理论，都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而是吸收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原教旨自由市场经济进行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改良。

　　2、共产主义的误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理论争论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苏联道路的早年评价与毛泽东的晚年评价并不重要，斯大林的功过从1956年的苏共20大就有定论，而毛泽东的晚年陷入选择接班人的权力斗争被世人批评。共产主义运动真正需要认真回望的，是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路线之争，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理解邓小平为什么与美国十年蜜月而加速苏联的消亡，也可以看懂红二代的习近平为什么要贯通两个30年，为什么要独挑共产主义大旗，为什么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最终解放全人类。

　　斯大林的计划经济和暴力专制是60年前的社会主义，1956年，苏联的赫鲁晓夫开始批判斯大林的个人专权，中苏之间产生了两种反省斯大林主义的思路:

　　一派以苏联的赫鲁晓夫为代表，认为应该把共产党变成全民党，并坚持党权，主张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竞争;

　　另一派以中国的毛泽东为代表，崇尚大民主式的继续革命，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建设，搞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这场理论与实践的分歧，可以从以下三轮较量中得到体现。

　　波兰事件是中苏第一轮较量。

　　1956年，波兰总书记病故，哥穆尔卡绕开苏联抢班夺权，赫鲁晓夫率众飞到华沙上空落不下来，哥氏强行完成党内民主选举上位，引发苏联军队围住华沙，双方剑拔弩张。这时，毛泽东出面干预，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主张民主地解决国家间和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平息了事件，让赫鲁晓夫灰头土脸了第一次。

　　毛泽东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是中苏第二轮较量。

　　1956年的整风在干什么?就是发动群众搞民主，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当时，苏联的赫鲁晓夫坚决反对毛泽东搞大民主式的百花齐放，刘少奇和周恩来也认为当时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政策问题，要给人民更宽松的民生政策，调整体制内的利益关系。

　　但是，毛泽东认为必须发动群众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自下而上发动知识分子给共产党提意见。那次整风像文革一样，1956年的毛泽东也是四处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煽风点火，发动起了这场知识分子广泛参与的整风运动。

　　结果，百花齐放一发而不可收，人们一哄而起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政，而党的干部们都成了过街老鼠，整个社会没了不同声音，民粹主义的大民主吓坏了全党，也让赫鲁晓夫十分幸灾乐祸。

　　这时，毛泽东才发动了反右运动，那是一场党内高层同仇敌忾的运动，也是做给苏联同志看的政治大戏，那里是毛泽东个人所为，只是被毛自圆其说成了引蛇出洞。反右之后，不仅中国党相信了毛泽东，而各国共产党与赫鲁晓夫也对毛刮目相看了。

　　第三轮较量发生在中苏公开大论战之后，毛泽东把刘少奇当成了苏修的中国党内代理人。

　　文化大革命到底是在干什么，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争斗什么?我先摘引一段文革五大学生领袖之一~清华大学造反派蒯大富的回忆:

　　“1966年，毛泽东把周恩来派到东欧去访问，自己跑到南方去。这时，出了聂元梓的大字报。

　　聂元梓大字报以后，整个北京就乱了，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按照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就是派工作组，全北京市从各部委抽调了大批干部，派了500多人。

　　工作组的第一反应，就是57年的右派又回来了，蒯大富就是57年的右派。于是，就开始围剿给工作组提意见的人，王光美的工作组把清华的造反派打了800多个反革命，我是第一号，叫“蒯派”反革命。

　　做梦也想不到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刘少奇以为毛主席回北京会支持他，你想啊，57年他们反右是一条线的。可是，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说：看到北京各大学学生运动被阻拦很痛心，谁镇压学生运动啊?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刘少奇赶快就把我放了。几天后的7月29号，毛泽东讲：“明天召开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要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当时反革命帽子都没摘，兴奋不已啊。”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在我看来，毛泽东骨子里是个浪漫主义的群众运动崇尚者，是典型的革命造反派。他真的对官僚主义和剥削压迫嫉恶如仇，而且把民粹主义的大民主当继续革命的模式。从1956年开始的20年间，他矛头直指斯大林的官僚党权体制，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直至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搞大民主打倒走资派，要将打天下的官僚阶层全部废掉，创造大鸣大放大民主的继续革命模式。

　　但是，那场大民主革命让毛大失所望，文革后的第一场大运动是惩治蒯大富这类的5.16分子，就是恶整文革中的造反派。毛发现大民主造出了一批平民野心家和阴谋家，只好重回集权体制。于是，围绕接班人问题斗了六年，从林彪到王洪文，又从邓小平到华国锋，…。

　　有人说，文革是毛泽东为个人争权夺利而发动的暴民运动，这就像现在人们认为西方反华势力在运动香港占中的无知学生一样，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为什么说历史是无情的呢?因为，历史一方面在不断挖掘出当政者掩盖的历史事实公诸于众，另一方面它在用时间磨蚀掉受害者的感情色彩让后人能够客观评价历史。由此研究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习近平会比前人更有客观性。

　　结论：斯大林的暴政专权是苏联特定时期的产物，后来苏联的赫鲁晓夫与中国的刘少奇，都基于批判斯大林而主张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推动执政党向全民党转变，逐渐缓和阶级冲突，包括在国际关系中和平共处与和平竞争。但是，毛泽东则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用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理论去发动一场革斯大林党权专政命的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

　　3、共产主义的接力：苏联解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赫鲁晓夫之后，苏联没有产生过真有信仰的共产党领袖：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有板有眼的官僚，认真地维护着苏联超级大国的世界利益;安德罗波夫是克格勃出身，他与契尔年科都短命而无为;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一个主张“新思维”的自由派推改革，碰上了另一个更彻底的“颠覆派”，坚定不移要解散苏联并推翻共产党。

　　1970年之后，中苏的意识形态之争转化为地缘政治冲突，毛泽东在两霸之间纵横，并完善了三个世界的重要理论，被全球的友好小国抬进了联合国，代表第三世界出任常任理事国。

　　到了邓小平时代，清算文革动乱没有回到赫鲁晓夫，中苏没有重新联手去共同解放全人类，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全球战略，联美反苏和改革开放，目睹了叶利钦的全胜，也看到了国际共产主义的领袖大国轰然倒塌，中国的韬光养晦之策应运而生。

　　今天，中国强大了，苏联解体了，美国衰退了，新兴国家发展了，……，毛泽东的第三世界理论胜利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路线成功了，红二代的习近平怎么会割裂历史，怎么能推倒共产党的一切重起炉灶。

　　因此，习近平提出两个30年不能割裂历史，习近平新政在传承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志向、贯通刘少奇的和平共处方向和坚持邓小平的基本原则导向，习近平时代开始重回有所作为的共产主义之路。

　　结论：中国的共产主义接力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绝不是羊头狗肉的政治策略。

　　三、共产主义未来：习近平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

　　1、共产主义的机遇：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在冲突什么?

　　世界两大阵营的冷战结束，是从1990年苏联解体开始。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球失败，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坚持，改用了韬光养晦的策论，从1992年到2012年，我们的三代领导人用三种理论与'策略韬光养晦，各有成败得失。

　　今天我们迎来了习近平时代，整个世界发生了四个极其重大的变化，对我们重开主义问题的讨论至关重要：

　　一是全球新兴国家的迅速发展，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动摇，长期高福利形成的利益诉求，因民粹主义的民主在逆势而行，障碍国家的合理决策，阻碍社会的不断进步。

　　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也有一个发展过程，美国战后面对工人运动和亲苏的精英群体，实行过十分专制的麦卡锡主义，而黑人的民权运动到1960年代还在风起云涌，真正形成中产阶级主导的有序民主不过三、四十年历史。但是，从1970年代开始，三次石油危机打乱了世界经济格局，中国与新兴国家的崛起又让发达国家雪上加霜，各国政府大规模赤字预算维系高福利，债务危机都在风雨飘摇之中。为此，我在2014年8月写文章认为：

　　“欧美的普世价值观是建立在现代资本主义之上的，其基本特征是形成了人数众多而且素养极高的中产阶级，全社会的交叉共识大于分裂对抗，使三权分立与政党轮换的制度可以稳态运行”。

　　但是，这种中产阶级支配本国社会进而引领整个世界的现代发达社会，是以战后全球经济秩序的不平等秩序为前提，欧美等发达国家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在推行霸权主义和盘剥整个世界的过程中，维持了少数国家中产阶级的巨大福利。

　　世界进入21世纪以来，欧美的中产阶级碰到了内外两方面的挑战，他们的普世价值观也因此而发生了自我的分裂。

　　在对外关系上，新兴国家迅速发展在明面挑战欧美中产阶级的经济权利，敌对性恐怖主义在暗道挑战他们的政治权力，欧美中产阶级的开始自我封闭，经济上的保护主义抬头，政治上的单边主义盛行，……。欧美中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开始与世界为敌，其手中的王牌只剩两张，军事强权与货币强力，前者需要花钱，后者必须滥发货币，他们走在一条没有尽头的钢丝上。

　　在对内政策上，欧美日的产业空心化和民众高福利并存，中产阶级长期被政府供养，国家负债到了一百年还不清的程度。这时，第三次产业革命扑面而来，创新、创意与创业的暴富机会涌动，多数白领望洋兴叹。于是，欧美中产阶级的投票权开始分化甚至分裂，并越来越多地站在新技术革命的对立面。那个法国人写的《21世纪的资本》轰动全球，就是欧美中产阶级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

　　总之，在全球视野下看欧美中产阶级，其思想和行为越来越负面，越来越无法统一起整个社会，更无力承担全球化的历史责任，把自己的利益和全球大势统一起来，与新技术革命合为一体。

　　因此，当今世界的欧美中产阶级，与当年的奴隶主一样，也碰到了内外两方面的挑战，他们的普世价值观会不会像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民主制度一样走向衰败，全球都在拭目以待。”

　　二是西方国家输出的颜色革命并不成功，二元经济国家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对立，使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深不可测，并因为无序民主而越陷越深。

　　发展中国家贫富差别巨大，没有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基础，一旦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一定是大批贫民涌入都市，是城乡的异地差别转化为同城的利益冲突，这时，中等收入国家出现了两大陷阱：

　　一方面是二元经济的发展陷阱，是指农民工进城而来的利益对立，使逆反精英煽动的民粹主义倾向很容易无限放大，经济政策必定会因此而左倾并阻碍经济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是二元政治的改革陷阱，是指中产阶级居于绝对少数时的民主选举，使党派政治非理性倾向无限放大，社会政治生活必定出现动荡。

　　当今世界的发展，处于全球化的竞争格局中，民粹主义的民主会扭曲国家的正确决策。俄罗斯的民主付出了20年的沉重代价，其国际竞争力一落千丈，今天虽有普京的权威，国家赶超世界的难度大大增加。至于那些被外国势力输入而爆发颜色革命的小国，命中注定了比俄罗斯更加悲惨，社会动荡，民不聊生。

　　三是美国领导的反恐，打破了伊斯兰教派的平衡，不仅引发了中东地区的动荡，而且触发了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尖锐对立，恐怖主义越反越恐。

　　二战以后，中东问题、阿拉伯问题与伊斯兰问题始终围绕阿以冲突，阿拉伯国家每战必败，伊斯兰世界的弱势无奈十分明显。

　　这时的美国，不仅有土耳其这样的北约盟友，而且与沙特等石油大国关系密切，还曾经在伊朗培植了极端亲美的巴列维政权，得心应手地玩儿中东于股掌之中。

　　伊斯兰复兴的概念曾经由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提出，并因推翻巴列维国王煽动反美而得势，但什叶派与逊尼派的教派斗争引发了两伊战争，阿拉伯的几位政治强人都很专制也都很反美，但内部矛盾你死我活，孤立的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始终游刃有余，而踌躇满志的伊朗宗教领袖却被美国制裁在中东的角落里。

　　1991年的老布什是美国最鼎盛的总统，解体苏联并结束冷战，一场海湾战争发了美国现代战争的军威。即便如此意得志满，老布什也不敢灭掉萨达姆政权，他深知伊斯兰教派之争的平衡点。

　　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在小布什时代出了两大败笔，一是单边主义的反恐战争，二是中东在内的颜色革命，两次出手都在国内民族主义反恐波潮与民粹主义价值观思潮推动下，并因为小布什国际关系的无知而误入歧途。

　　最近，英国布莱恩等人在全面反省当年的战争政策，而老布什的回忆录公开批评切尼等老臣对小布什的误导，而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切尼发动反恐战争是为了躲避自己在安然事件上的罪责。

　　时至今日，美国这两大败笔的四大后果已经路人皆知：

　　一是盟友孤立。即，埃及等阿以冲突压阵国因颜色革命而衰弱，以及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高涨，使以色列日益成为一叶孤舟，随时会因美国的反恐利益而被牺牲。

　　二是敌人得势。即，美国的反恐战争卷入了伊斯兰的教派之争，帮助伊朗扫除了各大逊尼派强国的敌人，因民主化而衰落的阿富汗、利比亚、伊拉克和风雨飘摇的叙利亚都成了伊朗的什叶派盟友。

　　三是反恐泡汤。即，无强人、无秩序、无目标的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成了极端主义的温床，美国支持的ISIS，聚拢了所有被反恐打散的反美势力，并以逊尼派为主，受到美国盟友沙特等逊尼派国家的同情，而且受到北约成员土耳其的支持，伊斯兰的恐怖主义注定被越反越恐。

　　四是宗教对立。即，阿拉伯的伊斯兰宗教问题，被全世界扭曲放大，欧洲难民问题只是表象，全球化的反伊斯兰风潮在蔓延，伊斯兰与基督教的宗教战争箭在弦上，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在惊呼人口比例变化，在担忧伊斯兰选票的未来优势。

　　总之，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完败，是其从鼎盛走向衰退的起点，美国把整个西方世界拖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巨大陷阱，冷战以后的世界秩序亟待重建。

　　四是习近平新政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走出韬光养晦开始有所作为，并因为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提出，在APEC大会和亚投行创办中得到世界各国的积极响应。

　　2015年10月13日，习近平主席访美归来不到半个月，面对美国的挑衅和施压，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审时度势，努力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习近平指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

　　习近平强调，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和举措，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各国利益，增加了我国同各国利益汇合点。

　　基于以上四点，全球的目光投向中国，人们在评判这场中国的复兴大业，到底是法西斯主义的黄祸霸权，还是丝绸之路的文化复兴，中国有没有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主义胸怀，还要不要追求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这些疑问，已经成为国人与世界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

　　2、共产主义的传承：习近平主义的信仰在主张什么?

　　按照西方自由民主派的思维，只要中国不发生颜色革命，不承认普世价值观，中国的崛起就一定是法西斯主义的黄祸，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过是强化封建主义皇权的思想糟粕。为此，在自由派精英们眼里，什么共产主义理想，都是骗人的鬼话。

　　十八大以来，我们智库力挺习近平新政，继习近平经济学的研究之后，又开展了习近平主义的研究，从“新马克思主义之本”、“中国传统文化之体”、“民主法制之用”的三位一体入手，搞清了上述争论的理论创新逻辑。即：

　　其一，为什么法治之术为用：个人行为的自由与约束，组织行为的权力与义务，社会行为的民主与集中，是有着极大伸缩空间的法治技术问题，在立法与执法上都会有大量尺度争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的终极目标追求是解放全人类，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消灭阶级、消灭政党、消灭国家，习近平新政从来没有否认民主与自由的方向，但具体的立法执法尺度却需要具体讨论。

　　一个国家，人的自由能到什么程度，该有多少约束，这关系到个人的行为规范，有很大的伸缩空间。

　　到了组织层面的权力与责任，又涉及到人的能力判断，也有很大的掌握空间。

　　而民主和集中是社会的行为方式，更有大量的争议空间。

　　从这个角度来讲自由和约束的问题，权力和责任的问题，民主和集中的问题，两个焦点不可忽视：

　　一方面这是“术”的问题，其尺度是灵活的方法，可以有很大的伸缩空间;

　　另一方面是“用”的问题，作为执政党的工具，立法与执法都可以唯我所用。

　　中国依法治国的坐标是新加坡，李光耀是律师出身，靠个人至高无上的权威推依法治国，又用儒家文化的程朱理学把新加坡百姓驯化成了绵羊式的顺民。

　　在马克思主义的法哲学中，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即，执政党的立法意志，法律只是法的律令形式，可以随时被执政党修改。比如这次抓大V，就是有了500次转发的新法规，你敢瞎说就能依法抓你。执政党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代表者，有权力立法和变法，也可以在执法中掌握审判空间。

　　总之，从现在人大立法的程式和结构来看，执政党立法是没有障碍的。在术的领域里面，哪些法是好还是坏的，哪些法是不对的，哪些法在影响人的自由，哪些自由在破坏社会秩序，都会有不同的争论，哪里有什么普世价值观，只有传统文化的社会习惯可以指导和检验。

　　其二，为什么文化之道为体：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之道，并因此而形成民族性的文化共识，用以指导立法与执法的尺度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充分认同特色文化，认为各民族应该自己独立解决自身的文化冲突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百家争鸣，儒家思想一直占居主导地位，纵横家的个人功利主义方法始终被全面打压，这是有其东方文化原因的。

　　由于法治术之用上有大量的争议，一定要从道的层面解决立法、变法和执法问题，这个道就是民主与法制的现实之道。在这里，法治术之用的冲突不能用共产主义价值观直接指导其变法，那是理的层面解决的未来目标问题。为此，法治术的现实冲突问题，必须用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来指导变法，探讨哪些变革更加容易被全社会接受，这就是文化源之体。

　　我们怎么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呢?我们认为有三大坐标：

　　横坐标我们研究诸子百家的人学理论。道家在天上讲方向，儒家在地上讲人际关系，法家研究宏观的治国方略，墨家研究人的行为方式准则，纵横家研究如何取得社会结果，平衡社会的利益。

　　纵坐标我们就研究儒家的整个发展史。儒家四次衍化，而且每次都被传到国外并向现代化转型。台湾的“两蒋”接受的是独尊儒术时期的儒;心学到了日本推动了明治维新;程朱理学改造了新加坡的民风;韩国研究唐朝时期儒家的礼仪和制度结构，使其在独裁期、闹事期和轮替期都能保持国家机器不乱。所以我们在研究整个儒家的进化史，就是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在东亚的现代化历史。

　　立体标看佛教，我们研究佛教从印度传过来，怎样被中国文化吸收与同化，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力，而且两次外族侵略，都是佛家出主意，让他们内法外儒，让他们融入中国文化，最后同化了元蒙和满清两个蛮夷民族。

　　现在，习近平新政全力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确立了文化之体的地位，使其成为决定法治术变革尺度的文化之道。这就是说，法是恶还是善，与文化密切相关。只要中国传统文化深入人心，形成统一的国民意识，就很容易判断出哪些法是可以执行的，哪些法是不可以执行的。

　　从这一意义上讲，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基因有巨大差异，中国传统的系统文化之道远远厚重于西方的单纯法治文化，可以用五道哲学的系统观、儒家中庸的进化论和佛教同化的圆融力，指导中国的依法治国建设，这就是文化道之体与法治术之用的相互关系。

　　其三，为什么价值之理为本：统治阶级及其执政党总有自己的价值观，并依此形成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引导社会变革的方向。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因互联网革命而找到了共产主义的实现基础，其价值之理构成社会发展的方向之本。

　　关于习近平主义的价值观之理，需要再定义三个基本概念：

　　空想社会主义是没有社会基础的，是少数知识精英的道德实验。

　　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工业社会的无产阶级不断强大的基础上，是认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困工人可以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社会平等。但是，如前所述，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主义亟待创新。

　　新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就是靠互联网革命实现共产主义，最终解放全人类，

　　结论：习近平主义的最大看点，是红色马克思主义能不能与互联网革命接轨，并支撑共产主义理想;黄色中国传统文化能不能向互联网革命进化，并引领世界人文关系走向;蓝色法治能不能与传统文化中变法图强的法家思想融合，并变为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为绿色，而且是适应互联网革命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规则。由此认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主义正在创造中国版的普世价值观。

　　3、共产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怎样适应互联网?

　　在顺应互联网时代的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有天然的优势，可以由此探索。以出世哲学为特征的佛教文化，从印度传入中国后被五道哲学同化，可以解决互联网时代人际关系的各种问题：

　　道家哲学与佛教的融合点是机缘观，可以用大数据加以准确判断，人类的顺势而为成为必然;

　　儒家思想与佛教的融合点是境界观，因信息透明化和劳动个性化，使君子范围无限扩大并趋向全民;

　　法家理论与佛教的融合点是圆融观，成为社群关系的基本准则，不圆的人被自然排斥，不融的人被动跟随;

　　墨家方法与佛教的融合点是传承观，找到了最准确的信息复制方式，知识和规则的传承方法发生巨变;

　　纵横家运筹与佛教的融合点是普渡观，因眼球经济而成为全民共识，人们的权力利益与责任义务高度融合。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五道基因对外来佛教的包容同化，释放出了五道同汇的佛家文化的能量，从中可以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互联网价值，并依此指导中国文化的互联网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