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之前曾经写过文章对秦晖先生提出的“共同的底线”提出质疑，指出这个所谓“共同的底线”实际上是以自由主义划线。这里笔者以为需要进一步澄清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秦晖先生形成他自己的“民粹主义”的观点的依据，亦即他们夫妇对沙俄晚期直到十月革命的这一段历史的解读是不准确的。首先，秦晖先生在对这段时期俄国历史的描述中集中考察俄国农村的状况，比如土地问题，却忽视了俄国城市和工人的状况。这样就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俄国革命的主力不是城市工人，而是农民。而且在讨论城市工人的时候，秦晖夫妇也极力缩小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工人中的影响。但是，只要我们考察历史实际，就知道，秦晖夫妇的观点不能成立。其次，秦晖夫妇(主要是他的夫人金雁女士)对十月革命和俄国内战之间关系的描述直接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比如，就在十月革命的当天，莫斯科的起义就遭到了反动派的镇压而几乎失败，就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天——而不是金雁女士一直以来宣称的“立宪会议”被解散之后——俄国的反动派们就以职员“罢工”乃至直接的武装叛乱等形式对十月革命进行了反叛(以上均引自Victor Serge: Year One of Russian Revolution)。再次，秦晖夫妇在描述1905年之后列宁思想的变化的时候，不仅要求列宁继续认同即使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也是倒向“国家主义”了的俄国自由主义(这一点也足以使人怀疑秦晖先生一直以来切割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观点的有效性)，以此为标准将列宁和“民粹派”挂钩，而且直接要求列宁继续维护资本主义，不反对资本主义。同时，列宁对俄国革命的看法的变化事实上可以追溯到1905年革命的时候。而且这个问题并不是列宁个人的观点，比如卢森堡以及托洛茨基等革命者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得出了相同或相近的结论。对于这个问题Norman Geras：Between the Russian Revolutions(见其The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一书)一文进行了出色的总结。秦晖夫妇的观点很显然是片面的。在这个问题上，秦晖夫妇玩弄的把戏就是用所谓的俄国“特殊性”否认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普遍性(事实上就差不多在同一时刻，第二国际内部对改良主义的右翼和中派也发展出了一套反对思潮和运动，这一点我们在奉第二国际特别是其右翼和中派为“正统”的秦晖夫妇那里也是看不到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秦晖夫妇不仅是对俄国玩弄了这种手法。

　　大家都知道，秦晖夫妇在其俄国革命叙事中特别喜欢拿1918年1月的立宪会议说事，但是秦晖夫妇隐瞒了起码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在几个主要的工业城市中，布尔什维克都获得了选举的胜利(E. 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vol.1: pp.112，相关数据见Victor Serge: Year One of Russian Revolution, pp.127)。这个事实直接就使得秦晖夫妇对于俄国革命的叙事不攻自破了。不仅如此，即使是秦晖夫妇欣赏青睐的“正统”派亦即孟什维克，也不得不承认，苏维埃才是无产阶级的机关。例如金雁女士曾经引用过的孟什维克苏汉诺夫就承认，如果俄国当时进行的是资产阶级革命，那么立宪会议就应该得到支持;如果俄国当时进行的是社会主义革命，那么立宪会议就不应该被召集(转引自E. 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vol.1: pp.116)。而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的选举中恰好是获胜的，换言之，布尔什维克得到了多数工人的支持(参见John Rees等In Defence of October，及其引用的Robert Service的观点)。总的来说，秦晖夫妇在他们对俄国革命叙事中，尤其涉及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时候，其结论是十分可疑的。秦晖夫妇的“共同的底线”论调的基础也就十分可疑。

　　第二个问题是，秦晖先生对社会民主党的称赞恰恰是从维护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角度出发的。比如一战之后，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中欧乃至西欧的各个国家，都出现了工人运动和革命的浪潮。例如在德国和奥地利，都涌现了“工人委员会”等类似俄国革命中的苏维埃的组织。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倒是按照秦晖先生的教导以“共同的底线”为依据镇压了革命，驯化了工人委员会，参加了立宪会议和之后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关于德国的情况，请看笔者关于一战之后德国革命到纳粹上台的文章，关于奥地利，参见Janek Wasserman: Black Vienna，Helmut Gruber: Red Vienna等)。但是，1933年在德国，1934年在奥地利，这条“共同的底线”的结果是什么大家也都知道了。而且，无论在意大利，还是在德国，都有不少自由主义者直接转向法西斯和纳粹(比如秦晖先生多次引用的意大利帕累托，比如大量违背秦先生教导，转向纳粹的德国自由主义选民，还有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等)。换言之，秦晖先生的“共同的底线”，对且只对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起作用。但是，我们在这里却看不到秦晖先生对自由主义者违反、破坏“共同的底线”片言只字的谴责和批评。这个方面另外的著名例子就是1970-1973年的智利，阿连德政府倒是始终坚持“共同的底线”，但是其结果更是众所周知。秦晖先生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更加从来是故意轻描淡写，故意避重就轻，逃避自由主义(以及整个资产阶级)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作为。那么笔者不禁要问一下秦晖先生：秦晖先生所谓的“共同的底线”，到底“共同”在何处?这个“共同的底线”，到底能够对谁形成有效的约束?或者，秦晖先生的本来目的就是，他所谓的“共同的底线”只对左派和革命派起作用，而不对自由主义和右翼起作用?事实上我们考察一下历史就会发现，秦晖先生及其同道们推崇的“宪政”，从来只是对革命者和工人阶级构成约束，对于自由主义乃至更进一步的右翼活动从来无能为力。

　　如果说一战之后的德国和奥地利的例子似乎太过遥远，秦晖先生也可以用他也反对法西斯来逃避，那么二战之后各个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更加能够说明秦晖先生鼓吹的“共同的底线”是什么货色[1]。大家都知道，二战之后欧洲的各个社会民主党彻底放弃了消灭资本主义的目标，安心搞改良。但是，1960年代后期席卷全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直接揭穿了“稳定”神话。在其后的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中社会民主党以及福利国家又一次成了资本利润祭坛上的牺牲(虽然秦晖先生一直以来对此矢口否认)。当然啦，在秦晖先生看来，新自由主义得势之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主要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社会分化不断扩大的状况并未触及、伤及这个“共同的底线”——在秦晖先生看来大概只是“偏好”的不同?按照秦晖先生自己设定的“右派要自由”这个公式，新自由主义得势之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主要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社会分化不断扩大的状况甚至可以在“自由”扩大的名义下而被欢呼、欢迎——自由主义右翼也正是这么做的。

　　总结一下，秦晖先生的所谓“共同的底线”的最根本问题不是别的，而正是这样一个事实：亦即在秦晖先生所支持的那个社会经济制度中，“左派 ”和“右派”，更进一步地说，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以及各个社会阶级并不真的处于对等的位置中。秦晖先生企图用“共同的底线”掩盖的，正是他所支持的、鼓吹的那个社会经济制度中，资产阶级必然占据的优势地位和享有的“结构性权力”(Structural Power)。换言之，秦晖先生和他的自由主义同侪们一直以来做的事情是一样的，那就是用资本主义社会中，或者liberal democracy政治制度下抽象的、名义上的平等否认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强制、剥削和压迫，并且否认为了维护这种强制、剥削和压迫所需要的这样或者那样的强制措施。秦晖先生的“共同的底线”，运用到历史实际中，其结果就是，也只能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liberal democracy按照秦先生的理论不存在“强制”，那么这个社会中、这个制度下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在“共同的底线”的名义下大行其道。无论这些事件也好措施也罢是怎样地强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和强制，在秦先生及其同道们看来也只是一个有损“福利”——而且按照秦先生的看法似乎还可以促进“自由”——的问题，而不是对劳动者乃至越来越多的人们强化直接和间接的强制的问题(而且需要指出的，这些强制中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正是由资本主义国家执行的，因此秦晖先生对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切割也是无法成立的[2])。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权力关系也就在这个“共同的底线”的名义下得到了维持乃至强化——只要这种维持和强化不触及资本主义本身，秦晖先生的“共同的底线”不仅对之无可奈何，甚至可以对其推波助澜(事实上秦晖先生也正是这么做的)。秦晖先生站在哪一边，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