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福利国家建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新举措。福利国家建设较大地改善了西方各国民众的生活条件，对战后西方国家的阶级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总体上讲，福利国家建设使得西方世界的阶级关系相对缓和了。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兴起，福利国家建设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退缩。尤其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加剧了刚性福利开支给各国政府带来的沉重负担，也降低了企业活力和国际竞争力，西方各国的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于是，各国政府迫于经济衰退的压力纷纷削减福利开支。国家福利紧缩引发了工人阶级的强烈抗议，赋税上升造成了国内出现新贫困人口，福利国家建设陷入危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种危机被转嫁到了发展中国家。这一趋势使得跨国剥削出现新的动向，并使全球范围内的阶级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它凸显了福利国家模式的局限性，也给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带来了新的契机。

一、西方福利国家跨国剥削的新动向

自从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西方国家就通过资本输出等方式，剥削发展中国家劳动人民。在福利国家模式下，由高税收政策和高福利开支所驱使，同时为缓解本国内的阶级矛盾，西方国家的跨国剥削出现了新的动向。这种新的动向在极力维持福利国家运转的同时，也提高了福利国家运转对跨国剥削的依赖性。跨国剥削的新动向有以下三种表现。

1西方跨国公司资本输出的新变化

“对于跨国资本家阶级来说，没有存在于跨国一体化之外的国内经济战略，在他们看来，脱离全球投资而单纯基于国内产业政策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发生。”资本输出是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而西方福利国家的资本输出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输出的资本已经不是“剩余资本”，而是基于国际分工。西方国家将某些特定行业(日用品等技术含量较低商品的生产)的投资和生产基地整体迁往发展中国家，国内只保留高精尖科技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二是资本输出在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持续加快，一旦成本升高、利润降低，资本输出马上迁移。

西方跨国公司尽可能寻找最为廉价的劳动力来降低商品的生产成本，不断将生产基地向发展更落后的国家迁移，这一进程仍在持续并有不断加速的趋势。例如，近年来随着整体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中国正在失去低工资的优势。原本以中国为生产基地的耐克运动鞋，在2010年将越南作为最大的全球生产基地，而原因就在于后者具有更为低廉的用工成本。就制造业的平均时薪来说，泰国是1.80美元，越南是0.49美元，印尼是0.38美元，柬埔寨是0.35美元。由此，服装、鞋袜和体育用品行业的就业岗位已经大批转移到了南亚和东南亚。

在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工人廉价劳动的同时，跨国公司通过母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关联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以减收增支、转移定价、虚报成本等方式降低或逃避企业所得税，将利润汇回母国。以中国为例，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监管难度大和相关信息缺失等原因，“制造亏损”的跨国公司每年已造成我国损失税款达300亿元。据此推测，每年跨国公司从广大发展中国家卷走的利润数额相当惊人。依靠诸如此类的跨国剥削，发达国家得以增强其国内社会福利开支，缓解政府财政危机，维持其国内较高的生活质量，达到缓解国内阶级矛盾的目的。

2西方国家利用科技优势和贸易霸权维持国际不平等交换

当前，西方国家的资本输出在呈现新变化的同时，其跨国剥削在很大程度上还通过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不少西方国家通过本国企业的技术垄断，生产高精尖产品，并借助国家机器，打着“知识产权保护”的旗号，以远高于使用价值的价格向全球市场销售。反观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低端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方式依赖于向发达国家出口大量工业制成品和低附加值产品。为促进和维持经济的增长，发展中国家经常不得不接受苛刻的贸易条件。这些国家输出的产品一般技术含量较低，但人力成本浩大，生产效率不高。在现行国际贸易规则下，这些产品与西方国家生产的科技产品售价差距过大。出现这种反差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高端位置，且民众购买力强，而发展中国家则内需不足，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出口。西方国家利用这种优势主导了国际不平等交换。

通过这种不平等交换，跨国公司所得超额利润中的一部分以税收形式上缴国家，再以各种福利保障的形式分配给民众。在发达国家科技优势和贸易霸权的保护下，本国民众在享受高工资和高福利的同时，也能够以较低价格购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这种国际不平等交换状况使得西方福利国家的民众整体受益，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西方工人阶级间接剥削或无意识剥削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劳动成果。所谓无意识剥削，是指主观上并不存在剥削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意识，但经过西方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的运作，实际产生了对发展中国家劳动人民的某种剥削。

3西方民众隐形剥削发展中国家劳工移民

相对完善的福利保障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西方国家的工人失业问题。由于西方国家为失业者提供保障，失业救济优厚，致使解决失业问题的难度增大。慷慨的失业救济金及其他福利降低了失业者寻找新工作的积极性，使得他们对就业岗位过于挑剔，不是理想的工作就不愿意就业。正是由于西方各国工人的“选择性就业”行为大量涌现，加上国内就业人口的减少，这些国家已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外国移民劳工。这些移民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他们从事那些脏活、累活和有一定危险性的工作。这种行为体现了一种隐性剥削，即西方国家工人不愿从事那些社会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并能取得一定收入的某类工作，而宁愿失业领取救济金，但他们却乐意分享外国移民完成上述工作所形成的良好社会环境。

据统计，在过去的35年中，劳动力转移的数量从1975年的8400万增加到2010年的2.15亿。这些移民或者由于非法迁入的“污点”，或者由于种族歧视(实际上主要是因为经济利益)，劳动权和人权常常被目的地国家无视。目的地国家甚至设置障碍防止他们轻易地获得合法居留权和公民权。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移民工人的劳动条件受到损害，大部分工人阶级被排斥在社会福利体系之外。以西方国家为例，近年来欧洲国家劳工中的外国移民约有5600万至6000万人，其中300万至400万人是非法移民，且非法移民每年以50万人的速度增长。通常，这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外籍劳工只能从事“被剩下”的工作，其收入和待遇根本无法与西方国家的工人相提并论。其中，长期滞留的外国非法移民由于没有合法身份，无法享受相关权益保护和福利待遇。他们只能“打黑工”，从事那些不需要流动、甚至不能公开露脸的工作，如厨房的洗碗工、地下工厂工作等，且工资待遇经常被压到最低限度。虽然合法的外籍劳工已经构成西方国家蓝领工人的主体，但他们的失业率较高，大多只能从事劳动条件恶劣、收入较低的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依靠国外移民工人的辛勤劳动，才维持了西方国家工人的那种富裕、休闲、惬意的生活。尽管这些移民工人通常可以比在原来国内挣得更高工资，但这掩盖不了他们在发达国家遭受该国民众隐形剥削的事实。

二、对西方福利国家模式的阶级分析

1西方福利国家建设并未改变工人阶级受剥削的地位

目前，西方国家福利的各种保障支出已被其国民高度认可，成为法定的公民权利。正是在西方国家福利建设的推动下，统治者通过少许的“社会成本”支出换取了工人阶级的基本“平静”。这与马克思当年预测工人阶级处于“奴隶般”的生活状况确实有很大差距，而“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的状况也尚未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地位发生了根本改变。相对于本国资产阶级而言，他们仍是雇佣劳动者，仍不可避免地受到压迫和剥削。福利国家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过上了稳定舒适的物质生活，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成为国家的主人，得到人人平等的尊严，更不可能使他们获得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种“全面自由的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曾讲道，“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战后西方福利国家工人阶级的变化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过时。

2西方福利国家工人仍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分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通过资本输出和国际不平等交换，西方各国工人阶级凭借本国国家机器在国际上的优势地位，也不自觉地参与了国际剥削，使自身具备了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双重性质。但必须看到，剥削性绝不属于工人阶级的本性。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被压迫、被剥削永远只能是工人阶级的基本命运。尽管在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导演下，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不自觉地沾染上一些剥削性，但并不代表他们已经站到垄断资产阶级一边。他们与操纵国家机器的垄断资产阶级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优厚福利政策下，西方各国工人阶级的反抗热情暂时消退是正常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各国工人阶级永远地失去了革命意志。尽管经济全球化将发达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扩大到了全世界，但福利国家势在必行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劳资双方之间的矛盾。随着矛盾的激化和世界范围内反对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斗争不断加强，西方各国工人阶级必然会重新振奋反抗意志，会不断提高无产积极的阶级意识和觉悟，甚至会加入到反对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来。

2011年，受环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国内上千名下层民众在纽约华尔街举行抗议活动，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操纵国家经济、政府置民众福利于不顾反而补贴大企业、发动海外战争等。与以往零星的抗议、示威活动不同，“占领华尔街”运动迅速在西方蔓延，其后续活动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数十年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群众性社会运动之一。尽管“占领华尔街”运动不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导向，但它却充分证明，西方国家社会分野依旧明显，广大工人阶级的反抗热情正在恢复。

3以剥削为基础的西方福利国家模式无法广泛推广

战后西方福利国家的建设与维持只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特殊情况。在经济发展缓慢、经济危机频发、财政负担沉重的情况下，福利国家的维持主要依赖于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尤其是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度压榨。这就决定了福利国家模式无法推广到全球，而只是少数几个国家的特权。福利国家模式与马克思所说的“物质极大丰富”有着本质区别，它只不过是建立在跨国剥削这样的“地基”之上的空中楼阁。同时，由于少数发达国家不可能将福利国家政策推行到全球，因此西方工人阶级的高福利和他们身上发生的种种异常变化在全球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中并不具有普遍性。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各种资本主义危机(如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希腊等南欧国家近来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等)对西方各国福利保障体系冲击的不断加强，西方福利国家模式不但无法向外推广，已经建成的福利国家也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三、福利国家模式的局限性与社会主义的新契机

西方国家采取手段不断将经济危机转嫁到发展中国家，让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为经济危机埋单。在这种情况下，阶级矛盾和各类跨国剥削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更加突出了。通过以上对西方福利国家跨国剥削新动向的分析，可以看出西方福利国家模式有着不可逾越的局限性，必将深陷日益严重的危机之中。这一危机赋予社会主义事业以新的契机。

首先，陷入持续性危机之中的福利国家模式难以长久运转。1950年，担任首相的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自豪地宣布，“福利国家的基础已经很好地、真正地确立起来。”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如前文所述，在经历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断冲击以后，福利国家的运转越来越依赖于对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剥削。其中最典型的体现就是西方跨国公司不断将生产基地向发展更落后的国家迁移。从总体上看，作为跨国公司生产基地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速度远超西方福利国家，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不断提升，靠压低劳动力成本来获取超额垄断利润的空间越来越小。当前跨国剥削的范围以加速度席卷发展中国家，这种趋势必然导致全球劳动力成本的普遍上涨，进而导致跨国公司垄断利润不可避免地降低。这势必对西方国家的福利政策构成巨大威胁，引起这些国家民众的普遍抗议。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持续爆发，必将加剧这种矛盾。由此可以断定，由西方福利国家的运转引发的跨国剥削新动向，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危机。

其次，跨国剥削的新动向给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契机。二战以后，福利国家建设使得西方的工人阶级多数转变为技术“白领”，阶级意识总体上趋于淡化，工人的罢工也仅限于追求经济利益。二战后西方国家几乎没有发生暴力革命。西方福利国家模式一度被社会民主主义者奉为圭臬。他们认为这种模式更接近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则备受质疑。然而，经济危机的频发和经济发展的低迷引发了人们对福利国家模式的重新审视。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福利国家跨国剥削的新动向让人们更清醒地看到，西方福利国家模式难以掩盖全球范围内的阶级矛盾。在特定时期，西方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缓和是建立在跨国阶级矛盾深化的基础上的。然而即便如此，西方国家的福利政策也已经力不从心。一方面，刚性福利措施的退缩已经激起了西方民众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民众对跨国剥削的认识日益透彻。跨国公司靠压低劳动力成本和国际不平等交换来获取垄断利润的做法日益走到了尽头。尽管目前尚未出现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抗争运动，但未来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跨国剥削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斗争是有可能出现的，这种抗争可能通过不合作的方式迫使跨国资本家阶级作出让步。据此，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社会主义的复兴可能会体现于全球范围内的某种非暴力的形式。

在福利国家模式备受推崇的时代，西方工人阶级的变化使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似乎成了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的一厢情愿。然而，福利国家的危机和跨国剥削的新动向再次证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并未过时。同时，这种趋势也许会再次印证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爆发”的合理性。展望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回升和复兴，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用于考察全球范围的阶级关系变化，认清这种变化对社会主义前景的影响。摘录自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