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人不爱听的是那些脱离实际的空道理、违背事实的歪道理、老生常谈的陈道理、含糊不清的混道理、强加于人的蛮道理。人们在本质上都是需要听讲道理的，只要道理讲得好，人们还是很爱听的。特别是在思想多元、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出现了大量众说纷纭的现象、矛盾和问题，令人看不清、想不通、道不明，极易产生各种迷茫、困惑和疑问。因此，更是迫切需要有人给讲一讲、开导开导。

如果企业的管理者能把道理讲好了，讲得通俗易懂、精到透彻，能真正帮助员工释疑解惑，使人听了豁然开朗，甚至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员工怎么能不愿意听呢？

教育人最经常、最主要的方法是“言教”和“身教”。所谓言教，就是用语言正面灌输价值观和思想方法。价值观与思想方法属于大道理。大道理由于比较抽象，容易讲玄、讲空。为此，“言教”要力求“用大众听得懂的话，讲他们应该懂的理”。大众最听得懂的话是“常识”、是“大实话”，所以言教要从常识和“大实话”讲起，深入浅出地讲清、讲透大道理。在这方面，我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堪称大师。

贺龙元帅是一位十分善于言教的大师。有一次，给官兵讲军民关系，他拿来的讲稿是：一碗小米、一双布鞋、一个盛着一条小鱼的水碗。贺老总以这三样实物为教材，从常识讲起，具体形象地告诉大家我军打胜仗离不开人民群众支持的革命道理。这种别开生面的言教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在阐述一些抽象的不易理解的哲学命题时的拿手好戏也总是以常识为例。比如，为了说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这个十分抽象的哲学观点，他举了“鸡蛋因得到适当温度而变化成为小鸡，在同样的温度下，石头不可能变成小鸡”的生动事例；在讲到认识产生于实践的哲学道理时，又举了“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的事例，让人听后，无不茅塞顿开。

毛泽东不仅善于运用常识诠释深奥的哲学原理，更擅长运用典故和幽默风趣的“大实话”诠释党的方针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地大批知识青年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爱国精神所感召，纷纷来到延安投身革命。可是，当时的延安处于日寇的重重军事包围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之中，缺衣少粮，生活十分艰难。为减轻延安的压力，党中央决定将部分知青分散到洛川，于是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和抱怨。

为了说服大家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总校作了一次幽默而生动的演讲。毛泽东说：“先讲一件小事。最近几天，有不少同志给中央和我写信，送条子，说我们是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延安，来到党中央身边的，怎么能一到这里就叫离开呢？我说对呀！中央的很多同志也同情这些同志的想法。但是，就有那么一个人不同意。整天叽哩咕噜的。这个人是谁呢？”毛泽东故意欲言又止，话到嘴边留半句，让大家去猜。在座的人面面相觑，猜不出来。片刻，毛泽东声音洪亮地说：“这个人就是‘肚先生’，也就是你们的肚子罗！”一句说得大家哄堂大笑。毛泽东接着说：“你们别笑罗，不相信试试看，谁敢同这个‘肚先生’较量较量！中国古代有个道家叫老子，他就非常信这个邪。他说：‘民以食为天’，我说是吃饭第一！我要讲的小事，就是动员同志们去洛川就食，把饭吃饱，解决‘肚先生’的问题。”（《从“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竭泽而渔”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毛泽东的智源》，成林 编著，海南出版社2001年出版）

毛泽东从“肚先生”这个“大实话”讲起，接着引出东汉刘秀手下的大将邓禹“就粮养士”的典故，将革命战略与历史典故融为一炉，深刻阐述了党中央让大家到洛川去的重大战略意义。

听了毛泽东的言教，人们无不信服于他从客观事实和历史经验中归纳总结出来的逻辑力量，牢骚怨言很快烟消云散。

实践告诫人们：

1、最能打动人心、打开心锁的是实话，而不是长篇大论的简单空洞的说教，更不是打官腔、说官话，用大道理、大帽子压人。

2、常识和“大实话”很简朴，很平常。然而，正由于其简朴与平常所以最容易被常人所接受，最能对人的行为产生指导作用。故言教要从常识和大实话讲起，使讲常识、讲“大实话”成为常态。

3、在一个团队里，对某些决策方针、执行计划的抱怨、牢骚一旦形成，很容易像病毒一样地传播开来。如果任其传播，造成了许多人都用抱怨的思维说话、办事的态势，那就会形成一个可怕的叠加，严重削弱团队的凝聚力和执行力。因此及时消除抱怨和牢骚应当成为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4、一针见血地批评抱怨和牢骚是最常见的教育方法，但却并非是最佳的方法。最佳的方法是像毛泽东那样从常识和“大实话”讲起，将客观事实、历史典故与革命道理融为一炉，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循循善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