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一首被传唱了62年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一句“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最近竟然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有大V从自己小时候的经历说开去,认为“这个口号骗了他十几年”、“你可以努力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去奋斗,但你绝不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下辈子也不是”、“千万别用愚昧来欺骗年轻的共青团员们了!”
没错,正如那位大V所言,“中文的博大精深并不意味着‘接班人’可以有很多种的升级。”那我们就先明确一个清晰的定义正本清源:查《辞海》词条,“接班人喻指接替前辈工作、事业的人”;查百度百科词条,“接班人比喻接替前辈继承发展事业的人。”很显然,无论是从传统的还是新兴的词条看,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本身就包含了“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事业而努力奋斗”的应有之义。仅仅把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一定义狭隘地理解为具体岗位、具体时间的接续,足以说明这位大V的立论是逻辑混乱、概念模糊的,也是前后自相矛盾的。
采取“鸡贼战术”用逻辑谬误混淆视听,让人的思想在似是而非中产生混乱;采取“乌贼战术”把水搅浑,让人在混沌中难辨方向,是一些所谓公知们面对“公共说理”经常采用的伎俩。
互联网上的某些大V,已经不是第一次试图重构主流话语的解释权了。两年前,一位名人大V,就用低级下流的语言,把对红领巾的“审美”变成“丑化”,他说:“小时候,我们被灌输,红领巾是由烈士的鲜血染红的。长大了,我们才知道,只有卫生巾才是鲜血染红的。”
在思潮多样并存激荡的社交媒体时代,一些粉丝量惊人的大V,其传播力和话语权构成了极强的影响力,而影响力决定着引导力。他们对主流话语权的重构,总是从解构“文明的审美权”开始,到一步步劫走“历史的解释权”,再到扭曲“精神境界界定的道义权”。这种手法极其隐秘,具有很强的欺骗性、迷惑性。对那位大V一家在“文革”中的遭遇,我深表同情,但用特殊历史阶段个体生活中的认知和遭遇动摇或否定“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一崇高使命,则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的狡辩。
关于“文革”,中共中央已有明确定论并且彻底否定。而屡屡翻“文革”旧账,以期否定他们想否定的一切,似乎已经成为一些所谓公知、大V进行一切议题设置的“神器”。
在当下多元的社会思潮激荡中,用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上的失误、错误、挫折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党的领导、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一元化主导地位,动摇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在网上一些灰黑地带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而无数粉丝量众多的微博、微信账号、社群网络空间林立,又很容易导致网民内部分裂为大量的想法相似或共同点的小集团,形成一个个“信息茧房”和“回音壁”,制造偏激的情绪和没有道理的极端看法。“信公知,变白痴”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尤其是青年网友要想不被忽悠,就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认识现实、明辨是非曲直。
一是要清楚事物发展的曲折性和寻找规律的复杂性。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前无古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抄照搬。无论是毛泽东主席讲“桥与路”的关系,还是小平同志讲“摸着石头过河”,都是讲找规律的过程。对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的认识和把握都需要经历一个过程。事物的发展的规律总是曲折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从这一方面讲,有些失误和挫折是很难避免的。
二是要看到即使党在发生失误、错误和挫折的时候,也不是一团漆黑、一无是处。比如“文革”时期,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1975年,邓小平领导实行全面整顿。
三是要坚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和力量。党无论哪一次失误,最终都是由党自己纠正的。由于党内始终存在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它的不断积累、扩大,最后就取代错误的发展趋向而占据领导地位,拨乱反正,使党的发展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民主革命时期是如此,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如此。
那位大V用“文革”、“九一三”、“四人帮”等等来证明自己被“骗了十几年”,显然无意或有意的忽略了这些重要的史实。
四是要秉持“过去的成功是党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党的财富”的唯物辩证法,科学地认识党的失误、挫折和目前存在的问题。小平同志曾反复强调:“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
那位大V称:“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饿死了几千万人,文革也不知冤死了多少人。或许建国后因错误政策死去的冤魂比战争死去的还多。但改革开放却彻底让中国人摆脱了温饱的困扰。”
这其中,夹枪带棒的用“饿死几千万”这一“二十世纪最大的两起政治谣言”之一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用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偷换概念为毛泽东思想并加以否定,作为“优秀共产党员”公然对已有历史定论的党的历史决议说三道四,其实质,是采用“切香肠”的手法进行一段段切割,先用政治谣言歪曲历史,再用“文革”来否定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然后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来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关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互否”,习近平同志在“一·五谈话”中已经讲得很明确了:“这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虽然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那是从整体上说的,并不意味着要忽视甚至掩盖“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对于“文化大革命”前的错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做出科学分析和客观评价;对于“文化大革命”,“历史决议”更是从根本上做出彻底否定的明确结论,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网友尤其是青年网友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是同毛泽东同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虽然并不意味着要忽视甚至掩盖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但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对毛泽东晚年所做的全部工作进行全盘否定也是不符合辩证法、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更不能受一些人“人为夸大失误、错误、甚至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极右思想”蒙蔽,那样的话,就违背了历史的真实和人民的意愿,就会势必造成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就会犯颠覆性错误,就会让你不知不觉滑向改旗易帜的邪路。
列宁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五周年时说过的一段话振聋发聩。他说:“我说过,我们干了许多蠢事,但在这方面我也应当谈谈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的敌人责难我们说,列宁自己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干了许多蠢事,那我要回答说:是的,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干的蠢事跟你们干的蠢事毕竟全然不同的”;“布尔什维克干蠢事,好比布尔什维克说‘二二得五’,而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即资本家和第二国际英雄们干蠢事,就好比是他们说‘二二得蜡烛。’”
什么是“二二得蜡烛”的“错误”?以苏为鉴: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开始逐渐脱离、背离,直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彻底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是犯下的“二二得蜡烛”的“错误”。
对此,习近平同志曾经有过十分精辟的论断。他曾两次在讲话中提到“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习近平同志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 “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这本身就体现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毛泽东思想,依然写在宪法里、我们的党章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依然在中南海的新华门影壁上熠熠生辉,这些都是绝不容否定、也是否定不了的。
因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起点和第一次飞跃,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拓展和第二次飞跃。也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既生动而具体地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又生动而具体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鲜活力量,再一次有力地证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仍然是共产党人正确认识、把握和运用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锐利思想武器。”
长期以来,有不少人仅仅把“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理解为一句“极左”的、空洞的口号,直至有大V公开用谣诼污蔑“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饿死了几千万人”,因此,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讲清楚,为什么说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为什么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因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如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基本观点一样,都直接或间接地揭示和昭示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什么是根本规律?这些基本原理与基本观点,反映和揭示的往往都是几百甚至上千上万年的事,决不能仅凭以十或数十位单位的短暂时间来评判其正确与否和功过是非。若仅凭以十或数十为单位的短暂时间来评判其正确与否和功过是非,就必然是没有弄懂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真谛。
一些大V公知表面上表示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中国梦”,甚至讲不反对共产主义,但又屡屡采用分段切割的手法混淆视听:把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进行对立,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中国梦”和共产主义进行切割。
现在有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谁要敢旗帜鲜明地阐发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就会被扣上一顶“空谈口号”的帽子进行无端嘲讽,他们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一少先队员、青年团员的共同遵循和信仰塑造、传承,歪曲为是“用愚昧来欺骗共青团员”。如果任其蔓延,共产主义这一最高理想、最高目标就会虚无化、我们的青年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神圣使命和政治灵魂就会被消解。
理想信念从来不是“空对空”,而是“实打实”的,一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奋斗史,就是一部理想信念的奏鸣曲,就是一部迈向共产主义漫漫征途的跋涉史。毛泽东同志早年就曾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帜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也曾说过,主义制度好比行船的方向,行航不定方向,将要走到何处去?
邓小平同志指出:“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没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为此,邓小平把我们对青年一代的教育目标明确规定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他多次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理想信念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所以,“我们一定要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
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是割裂而是辩证统一的。远大理想决定着共同理想的性质和方向,共同理想是远大理想在当前的具体表现,是实现共同理想的必经阶段。
我们既要胸怀理想,敢于亮明自己的政治信仰,也要甘于脚踏实地,实干兴邦,实现“中国梦”。邓小平同志说:“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这本身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的言行一致、知行合一。
现在一提共产主义,就有一些人反感,甚至进行激烈地批判,认为这是“极左”和“专制”,这其中,既有长期以来我们对共产主义理解的片面、甚至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刮共产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冒进错误给人们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也有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图谋和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主导地位的挑战。
习近平同志在今年1月12日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旗帜鲜明地指出:“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但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就不去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革命理想高于天。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而这个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如果大家都觉得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没有必要为之奋斗和牺牲,那共产主义就真的永远实现不了了。我们现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向着最高理想所进行的实实在在努力。”
因此,有大V关于“中国可以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这最多也只是‘中国梦’,不是共产主义”的认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过程中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什么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即是一种理想,一种要不断地、长期地在现实中实现的远大的带有终极美好性的社会理想,是一种社会制度,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人们依据共产主义价值体系构建的更具经济合理性和价值和理性的社会制度,更是一种现实的运动。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向世人宣布:“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的社会,是对人性的彻底的、自觉的复归;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因此,凡是围绕人的发展而开展的运动,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凡是以人的发展为指向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的说法,共产主义就是向着创造公共福祉的劳动——“人的类本质”的复归。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状态。
而按照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划分,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至于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他们并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因为未来理想的社会制度带有许多变数,不是靠逻辑和推理所能确定的,只有亲历者的实践才有最终的发言权。所以恩格斯才会说:“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会和我们一样聪明。”
也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我们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正是这一阶段划分的理论依据所在。
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向着最高理想所进行的实实在在努力。
苏东剧变后,著名经济学家福山提出过“历史终结论”的论断,其本质就是“共产主义失败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之争,以西方的自由民主“成为普世性的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而告终。但是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却让福山不得不在去年进行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不得不承认“一个国家的成功发展离不开三块基石:国家能力、法治与民主责任制。国家能力是指政府保护人民与维护公众利益的能力,政府权力越大,国家能力就越强;法治与民主责任制则是制约政府权力的机制。”
其实,早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就审时度势地进行过预判。他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科学论断的高瞻远瞩。
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用了66年的时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断提升。当下,“四个全面”这一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正在全面落实、推进。我们完全有理由更加坚定“三个自信”,更加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那位大V说,把“共产主义的目标理解为‘反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胸怀和远见,更是一种否认历史的无知”,并质疑“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必要性。其实,这恰恰反映了其对共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和偏见。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提出了“三个联合”的著名论断。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指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在《共产党宣言》结尾,他们满怀激情地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是我们党在十八大报告中郑重宣告的中国“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理论依据;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中国“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团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和关于国家在人民中进行国际主义教育的理论依据。
9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主题就是《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他说:“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2008年爆发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放任资本逐利,其结果将是引发新一轮危机。缺乏道德的市场,难以撑起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厦。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不仅难以持续,也有违公平正义。要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促进,打造兼顾效率和公平的规范格局。
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应该秉承开放精神,推进互帮互助、互惠互利。当今世界仍有8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每年近600万孩子在5岁前夭折,近6000万儿童未能接受教育。刚刚闭幕的联合国发展峰会制定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我们要将承诺变为行动,共同营造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光明前景……”
这一切,足以说明,以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为己任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一定是站在全人类理论的最高点上认识问题,一定是站在全人类道德的最高点上实践问题。这就是共产党人知行合一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这一切,足以体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胸怀和远见”!(作者为大众网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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