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理论、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描绘“中国梦”、提出“四个全面”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开辟“一带一路”新局面、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之作，其精髓就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本身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优秀理论品质，需要我们认真学习，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实践。

        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旧中国，孙中山先生带领同盟会、国民党的仁人志士发动辛亥革命，推翻腐败无能的满清王朝，出生入死地拼搏着千方百计把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模式移植到中国，殷切期望民主革命能够救世济民，然而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引来了袁世凯为代表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国向何处去呢？毛泽东说得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以后，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局面焕然一新。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救苦救难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代表着中国人怎么样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开展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风貌。在表达毛泽东思想的文章里面，毛泽东分析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时引用了“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的老子文化辩证法，特别是拿着愚公移山的中国文化典故，来深入浅出的阐明人民必胜的道理。毛泽东以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成语“实事求是”，来概括中国共产党人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把列宁主义强调指出的“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具体解决”原则，仅仅是以中国文化的四个字“实事求是”就深得真谛，令人叹为观止。

        因此，毛泽东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中国具体实际和马列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论，把“实事求是”确立为中央党校、陕北公学（即现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和仍然留在陕北革命圣地的延安大学）的“校训”，要求共产党人率领老百姓开展革命活动时一定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势利导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的革命发展道路（工农武装割据）。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大力推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坚定不移的纠正政治野心家康生别有用心地背离“实事求是”路线图、把延安整风运动歪曲成为“整人活动”的阴谋诡计，毛泽东为此在抗日军政大学发表讲话《矛盾论》，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系统化地阐明“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正是在“实事求是”的中国文化熏陶下，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以“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国装备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八百万军队，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袖人物代表邓小平同样的秉承“实事求是”的中国文化精神，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指明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道路方向，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化和补充。继往开来的共产党领袖人物江泽民、胡锦涛以“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在新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创举，与时俱进地解决了党的建设的问题，建树了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发展成就让全世界刮目相看。习近平在中国经济政治的新常态状况下，坚定不移地反腐倡廉，坚定不移地全面依法治国，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把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政治理念引入实现中国梦，倡导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形成“软实力”，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切，都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形成的，又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形成的，都共同的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中体现。

       中国的与时俱进文化，首先是思想意识推陈出新，需要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并且把这样的精神文明与务实干事业相结合，讲究新陈代谢的生命力，讲求吐故纳新的向前进。这是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而成功，不愿意追随西方资本主义而爬行的一个重要的民族基因。正是因为中国人民拥有与时俱进、优胜劣汰的判断力，才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

       看一看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是如何以科学的精神，与中国特色的与时俱进思想意识不谋而合的。我们都知道，《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最有名的代表作。在这部著作发表25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他们强调《宣言》的一般原理是正确的，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态度，使用中国文化的表达，就叫做“与时俱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是我们反对照本宣科和教条主义的原则立场。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如果我们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从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在新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坚持好马克思主义。中共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其意义就在这里。

        事实上，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马克思主义，都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就是理论要跟上时代的发展，与时代共进。

         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一样的都是时代的产物，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是科学成果的升华，而不是封闭的思想文化体系，它们反对任何的“顶峰论”，例如把《四书五经》认定为中国文化的不可超越巅峰，已经酝酿着今不如昔的错误观念。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都是随着时代的改变、实践的扩展、科学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需要我们以今非昔比的创新尝试，来发展中国文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160多年来的历史进程中，它的创始人和后继者总是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形成了内容丰富并持续向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中国共产党人都是在时代的前进中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

       当今时代和实践的变化向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研究课题是多方面的，例如现实社会主义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经济全球化、世界新技术革命和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基于此，中共中央十八大会议指出，坚持与时俱进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就要求我们今天的思想和理论，以及文化艺术能够充分反映时代的进步，和历史发展的要求，体现时代特点和时代精神。要求我们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实际工作提供规律性指导。要求我们富于创造精神，在实践中掌握新知识，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提出新理论，打造新文化，开拓各项工作的新局面，把各项事业提高到新的水平。

       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本身，就具有会通的一致性。尽管东西方文化的历程大相径庭，但是人性一致，人心相通，五千年中华文化思想，与一百多年的马克思主义，都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思想体系。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博大精深，儒释道在其中占据了主要的位置，它是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精神文明。而马克思主义是工业化时代发展的产物，是资本主义时代精华的理论表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来都把自己的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与时代和实践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与时俱进的典范。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丰富发展的历史。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当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把自然经济农业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最近去世的李光耀先生就曾经成功的借助于“新儒教” ，在新加坡开创了不同于欧美发展模式的世界奇迹。李光耀是我们华人在海外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拘泥于古字堆的榜样，启发我们的国学应该拥有国际化的视野，继往开来，成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是由其实践品格决定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根本动力。 同样的，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生活实践与历史进取，推动着国学的不断与时俱进。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的讨论发言里面，说王阳明的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众所周知，阳明哲学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突破性成果，它不同于朱熹先生的注解《四书五经》，而是承前启后地建立了一整套相对独立的“知行合一”方法论，问题是没有能够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思想，明王朝的统治者看不到它的巨大价值。这一点，不仅仅是说明了中央集权制度对于思想文化成果的选择性局限于“巩固皇权”，而不是着眼于社会发展。同时，也说明了阳明哲学与民间化的传播途径缺乏适应性，毕竟在封建主义社会还没有皇帝权力能够管到县级政府以下，县太爷作为七品芝麻官已经是自己聘请师爷了，整个人口众多的农村都是家长制的宗法管理模式，而阳明哲学不能融入这样的家庭型农业生产力，不能融入相应的社会实践，被官方和民间都给边缘化了。对此，需要我们好好调查研究，在今天中国的新时代酌情挖掘阳明哲学的价值，让它活力四射，造福桑梓。

　　第三，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国内外不同场合以国学表达的妙语连珠演讲，引起了全世界关注中国文化的浪潮。欧美发达国家许多权威专家教授认为中国文化必将对于人类文明在二十一世纪的探索给予巨大支持，著名的欧洲历史学家汤因比就说中国文化将会统一全球。中国政府也非常重视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建设，把这种文化软实力与民族自信心相联系，确认中国文化是我们走向世界的“知识资本之一”，提出与时俱进是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一样的优秀品质。站在政治的角度来说，与时俱进地“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新发展。习近平提出来“四个全面”的重要思想，是与时俱进的典范，又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对我们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根据“四个全面” 的精神，我们围绕国学与时俱进的问题，首先需要摆正国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明确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坚持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而不是共产党员信奉佛教道教孔孟之道才能研究国学，必须准确无误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创新和发展国学，坚决反对申公豹那种眼睛朝后看的人宣扬“厚古薄今”意识，习惯的说法就是“人心不古”，仿佛古代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文明的最高级状态，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认为现在的工业污染环境，雾霾遮天蔽日，只有古代的田园风光才是世外桃源。其实不然，在自然经济的时代，人类平均寿命基本上在四十岁左右徘徊，粮食产量非常低，靠天吃饭，蝗虫吃掉庄稼，黄河泛滥成灾，兵荒马乱，饿死人和人吃人的现象屡见不鲜，惨不忍睹的景象决定了中国人口剧烈的变化着。考古研究证明，没有工业污染的古代尘土飞扬，一样的有沙尘暴和雾霾重重，而且艾博拉病毒那样的纯粹农村疾病，与工业化没关系，就像《水浒传》里面写出来瘟疫遍地，都是罪孽深重，祸不单行。因此，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才是国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会通之要义，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立场。

　　第四，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要求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即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样的，我们不能数典忘祖，面对西方文化通过影视剧和现代歌曲、特别是网络游戏之类载体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严峻形势，必须首先坚持国学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伦理原则，配合民主法治建设进行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的国学宣传普及工作，实实在在的把国学渗透到人们的言行举止和日常生活当中，让儒雅的“温良恭俭让”之类优秀品质成为每一个人的“常态化”习惯。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反腐倡廉的讲话里面，就倡导党员干部一定要好好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仁义道德，树立权为民所用的价值观，不应该总是以“父母官”的优越感高高在上看不起群众，却是没有“父母官”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觉性。这方面，我们的国学与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最清楚的会通特征，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总的说来，国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会通研究，是一个很好的新课题，把过去“文革”时期的十年浩劫“破四旧、立四新”那种全盘否定孔孟之道做法纠正过来，不再是判决佛教道教之类宗教信仰包括周易文化都是牛鬼蛇神，让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思维方式一去不复返。这是东西方文明成果的一种融合，共同开辟中国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