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军：国资系统会对经济学家敬而远之吗？—

梁军：国资系统会对经济学家敬而远之吗？——国企改革再评论之三十七

点击：作者：梁军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发布时间:2020-12-26 09: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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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打算出一本书，书名叫《国企改革再评论》。把十年间公开发表的国企改革评论文章集合呈现，再以现在的观点与视角，对旧文所涉题材逐一进行二次评论。也许是因为批评味太浓，没有出版社愿意接单。在此连载，给听得见、听得进批评意见的人，留下值得深思的话题。

本篇金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在且必将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富矿。国企改革研究，就是这个富矿中最耀眼的那颗宝石！

2016年7月13日，我在《南方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国企改革急需一流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的悲催社会评价

先说一个关于经济学家的经典段子。

两个人乘热气球旅行，飘着飘着就迷路了。

他们降低高度，寻找地面上的人问路。

他们看到一个衣着得体、颇有绅士风度的先生，正坐在花园里的椅子上看报纸。

甲：“请问这位先生，您能否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正处于什么位置？”

那位看报纸的先生抬起头，看着热气球吊篮里的两个人，不紧不慢、一字一顿地说：“你们正处在热气球的下面。”

乙：“我敢肯定，这家伙是经济学家！”

甲：“何以见得？”

乙：“因为他说的很对，但是对我们没有用。”

○经济学家究竟有没有用？

经济学家肯定是有用的。但是，有用的确实不多。

正如上面这个段子所言，大多数的经济学家，说的都是正确的废话。

一位曾主政广东的中央领导同志，在本地社会科学专家座谈会上说，“你们不能把我说过的话，变了一个表述方式，又还回给我。”

当时我就在场，如坐针毡。

他还说，“要么，你要站得比我高，看得比我远，在我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提早告诉我前方的情况；或者在我看到前方有情况的时候，你要靠得比我近，看得比我清，告诉我该怎么办。”

我在这个圈子里，耳濡目染了30多年，深感这位领导同志所指出的经济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除了说正确的废话这一通病，西方经济学成为我国经济学主流以后，更多经济学家热衷于玩弄数学模型，干脆就不跟你使用同样的话语体系。讲起来高深莫测，唯恐你一下子就听明白了。决策部门也乐于用这样的研究装点门面，体现“决策科学”和“开门问计”。但是他们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就不得而知了。

经济学研究领域，目前还存在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娱乐化倾向，也对经济学研究本身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

当然，我这个判断，见仁见智。

○国企改革研究领域的流行病

本人从事国企改革研究超过10年了，对这个圈子非常熟悉。这个领域的问题，和那个调侃经济学家的段子，情况差不多。

国企改革研究领域，有许多号称“主流经济学家”的大咖，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除了那些犯下立场错误、逻辑错误和常识错误的以外，最大、最普遍的不足，也是言之无物。

比如，一些专家基本不涉及国企改革制度建设层面的内容，比较喜欢做国企改革发展历程的“史学”研究。如果一定要涉及当下的改革，基本上就是模仿一下中央文件的标准解读范式，千篇一律，不痛不痒。

如果仅限于此，那还无伤大雅。最怕就是自己没有观点，都去翻抄那些浮在面头上的“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结果以讹传讹，抱团胡说。

在我参加的一些关于国企改革的理论研讨会上，看到的论文或发言，大半数都是类似“国企改革历程、经验与启示”的文章。具体到每一篇文章，讲历程就占了2/3以上的篇幅。讲到经验，来来回回那么几条雷同的说法。讲到启示，基本上就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了。

我在心里猜测，在这样的氛围下，国资系统的领导同志，会不会对我们这些“经济学家”敬而远之？

我感觉，我上面的猜测，很可能是成立的。

○肯定也有领导重视经济学家

尽管我在上面猜测，国资系统领导可能会对“经济学家”敬而远之。但也有一些领导同志，他们对我们这些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给予充分的信任和肯定，让人回想起来，温暖不已。

比如现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业升同志。

我曾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一些政治动向，给广东省国资委领导提交了一份内部研究报告，得到时任广东省国资委主任吕业升同志的青睐。后来，他还将我提交的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解读文章，印发省国资委干部学习参考（见《梁军：市场派的底牌，我早就看到了——国企改革再评论之十八》）。

从此以后，在多个场合，他逢人便夸，给予我很高的礼遇，还安排我在全省国企改革工作会议上作大会发言，并就许多国企改革问题“虔诚而虚心地求教”（吕业升同志的原话），等等，令我十分感动。后来，吕业升同志调去东莞担任市委书记，再后来，又升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曾点名要我去帮助研究省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情况制度问题。可惜我因个人原因，未能接受任务，至今十分内疚。

2018年，他推荐我担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财经咨询专家，让我有机会在更高的平台上接触国有资产监管的政策信息，对我的研究大有助益。

在国企改革研究的路途上，还有许多像吕业升同志这样的领导，给予我精神关怀和鼓励，以及各种各样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在吕业升同志担任省国资委主任的后期，我曾向他建议要高度重视国企改革理论研究，最好的方式是成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团体作为平台，通过省国资委的支持，系统、全面、持续地研究国企改革理论和广东改革实践。而彼时，由上海市国资委支持的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已经成立多年并运行良好。吕业升同志很快做了批示，具体要求相关处室和省属企业予以支持。可惜的是，吕业升同志不久之后就调任东莞市委书记了，而他的批示，在我与相关处室的反复协商之中无疾而终了。

○国企改革领域有没有一流经济学家？

在我看来，肯定有，但是确实不多。尽管很多名声如雷贯耳的专家学者，自诩为一流的国企改革理论家。但在我眼里，不过尔尔。我曾经说过：“迄今为止，所有关于国企改革的理论都未能形成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都未能从理论和实践上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见《梁军：理论并不总是灰色的，它也常青 ——国企改革再评论之七》）

到如今，我依然保留这一看法。

当然，以我的个人标准，在国企改革研究领域可圈可点的经济学家，总还是有一些的。

比如，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宋方敏同志，就是其中一位。宋方敏同志的笔名叫昆仑岩，在网上能搜到他撰写的关于国企改革的大量理论文章。他长期从事军队院校教育，曾担任经济学教授、博导，全军统编政治理论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经济学科组副组长，全军院校统编教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主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理论》副主编。在他的直接统筹领导下，“习近平国有经济思想理论研讨会”得以顺利举行（见《梁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还有谁不服气？——国企改革再评论之三十六》）。会议的研究报告和研讨基调，都是他亲力亲为主持完成的。随后，他在研究报告的基础上修改完善，形成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以《宋方敏：习近平国有经济思想研究略论》为题，发表在《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1期上，在学界产生较大的影响。

在国企改革研究领域，还有一些我认为可圈可点的经济学家的，就不一一列举了。

○本人的学术定位与追求目标

我当然不算国企改革领域的一流经济学家。严谨地说，只能算一个思想深刻的观察家和接地气的政策建议者。

我给自己定的底线是——绝不说正确的废话，绝不玩花架子，绝不在国企改革领域以外浪费时间。但凡写文章、演讲、学术交流，一定要有独特的视角与自己的观点，还要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经常接到邀请，给国资系统干部讲课。不管他是哪一层级的国企管理者，听我的课一定不会打瞌睡，最终都一定会收获满满。这是我对自己评价的一个标尺。

我坚持用评论文章的形式阐释我的观点和建议。现在发文章（不说“正确的废话”的文章）不太容易，那我就发公众号。影响力不如媒体的读者多，但是，有多少算多少。或许将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呢！

当然，也有人对我的研究、观点和传播方式很不感冒，甚至当面指出“你的研究不入流”。

我理解这个“流”，大概就是我上面提到的“说正确的废话”的圈子。我还不屑于入这个“流”呢！

别人怎么评价我，根本不足以撼动我对国企改革研究的信心和步伐。

我确信，国企改革研究与其他领域研究有所不同，它关乎信仰与使命。斤斤计较，追逐名利，替利益集团代言，为五斗米折腰，这样的人，肯定搞不好国企改革研究。

我不在乎有多少课题经费、圈子资源、平台支撑。爱给不给，无关紧要。俗话说，“将军赶路，莫追小兔”。用一句比较流行的话来说，“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在且必将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富矿。国企改革研究，就是这个富矿中最耀眼的那颗宝石！

因为，解决了国有企业的问题，就解决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融合的问题，就解决了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近代以来困扰人类社会发展路向的根本问题。

不是吗？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苏东解体的时候断言，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历史的终结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走向辉煌，而资本主义体系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他改变了说法，认为中国的崛起使得“历史并未终结”。资本主义该往何处去，人类社会该往何处去，他有过这样说法：“左派缺少有力的方案。我们在等待一位现代马克思，他可以拿出对现有经济正统观念的尖锐批评意见和变革计划，从而使左派和右派同样大吃一惊......如果下一位马克思正在某个地方奋笔疾书，未来可能会出现迥然不同的经济体制。”

这样一位“马克思”，他必须直面回答国企改革的所有问题。

原文：

国企改革急需一流的经济学家

（《南方日报》2016年7月13日）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的三个重要讲话和指示，联系起来解读，一个概念呼之欲出:国企改革急需一流的经济学家！

一是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共产党95年光辉历史的大视野出发，阐述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行到底的历史使命。在八个“不忘初心、继续前进”里，几乎每一个都离不开对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搞好国企的依赖和支撑。可以这样说，国企搞不好，不能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动摇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即使不忘初心，我们也无法继续前进。

二是7月4日对国企改革座谈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直接点了题: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要牢记搞好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重大责任，要尽快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成效。从总书记近几年对国企改革的关注度和重要讲话频率来看，国企改革成为党中央最高度重视也最放心不下的中心工作。国企改革成，则全面深化改革大局成；国企改革败，则全面深化改革大局败。

三是7月8日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了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工作总基调以后，用大量的篇幅强调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命题——要加快培养造就国际一流的经济学家。注意，这是在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提下提出的命题。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搞好国企，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

当前，国企改革陷入胶着状态。理论界还在朝两个完全不同的改革方向努力争辩，对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国企改革“1+N”文件精神的解读，呈现五花八门、各自表述的状态；一些国资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等待、观望的情绪十分明显，从当初的表决心，到当下的表忧心，用一些早已取得成功的试点代替真刀真枪的实干，用改革主题以外的工作(比如企业重组)向社会公众交差，等等。

上述现象的发生，源于我们还没有真正构建起理论与实践彻底结合的国企改革理论体系。这个“彻底结合”必须同时包含以下四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具体实践，中国社会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中国以及国有经济历史沿革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未来愿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

从以上这四组关系来衡量当下的国企改革理论，就很容易发现它们的不足与偏颇。比如，只是空洞地背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片言只语乃至大段表述，却不顾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条件；或为了满足初级阶段经济增长的现实需求，却又忘记了科学社会主义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底线要求。比如，过于强调经济体制对政治体制的决定性作用，进而固化、强化了既有的政企关系和政资关系，导致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乱作为；或为了让企业彻底回归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怀抱，只讲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讲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主张政府只管资本，坐收资本红利，其他的都不要管。比如，否定60年尤其是前30年国有企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企图将国有企业阻挡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大门之外；或又一厢情愿地认为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困境都是改革开放后市场化、私有化进程带来的，看不到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对发展国有企业带来的巨大进步。比如，只看到西方国家在规制方面对国有企业走出去的打压，看不到国有企业在引领中国经济突破发达经济体围堵的巨大作用，一味地要求国有企业拆分、出卖、退出，要按照“佐利克们”给出的建议去改革；或又无视世界经济一体化本身给国有企业带来的战略发展机遇和空间，没有加紧推进国有企业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或没有积极设想如何在法理上彻底破解“国家资本主义”困境。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把上述这些问题进行系统全面、融会贯通地一一解构，国企改革困局当破，国有经济理论常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当自信！在中国的学术领域，在国企改革理论界，始终有一批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知识分子。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现在，是让他们发光的时候了。我们相信，我们看到，他们正在走向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