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时，我是北京景山学校的一名中学生，1968年8月报名去插队，作为北京知青来到内蒙古牧区。当时北京知识青年插队去边疆地区的人数很多。我插队的地点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旗沙麦公社，那五年的时间我们在这个纯蒙古族草原牧区当牧民，住蒙古包、骑马放羊，在不同季节逐水草游牧，知识青年努力学习蒙语，努力适应草原游牧生活。当年的这段经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那时的牧民非常欢迎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给我们安排蒙古包、畜群，在生活条件方面给我们安排得很好。当时北京的学校都停课，也没有参加高考上大学的可能性，我们这些中学生们都憧憬着上山下乡，希望能够在这个广阔天地中有一番作为，到农村牧区去就是为了接受“再教育”，向贫下中农学习。我们当时就是这样做的。
       在插队期间我们必须学蒙语，因为那儿除了大队书记会说几句汉话，整个大队没有什么人会说汉话，所有的日常生活交流、生产活动安排都是使用蒙语，我没有学习蒙文，采用的办法是用汉字标注蒙语口语。牧民们跟知青的关系都很好，也很愿意教我们。
       到了1968年底、1969年初的时候，在内蒙古发生了针对“内蒙古革命党”(简称“内人党”)的政治运动，也叫做“挖肃”运动，当时滕海清是内蒙古的军管会主任，不久这个政治运动从城市扩大到草原牧区。我所在的沙麦公社也来了军管会，传达说根据上面的材料认为我们大队有人被怀疑是“内人党”，开列了几个人的名字，要求监管起来。怎么办?我们大队有52名来自北京的知识青年，在这件事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亲眼见过北京“文革”初期斗“走资派”的过程，我们的头脑清醒了一点，觉得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当时我们大队的知识青年分裂为两派，曾有十分激烈的争论，也许正因为部分知青的抵制，在我们大队没有发生过激的行为。在“挖肃”正式宣布平反之后，知青的两派和解了，而且知青和牧民之间的关系也并没有出现大问题，很快恢复到“挖肃”原来的良好关系。 

       我是1973年离开的，到70年代后期所有知青都陆续返回北京，但是一直到今天，知青和大队牧民还保持联系，关系很好。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无意中构建起草原蒙古族社区与北京之间的感情纽带，以知青为主组织的“草原恋”歌唱团实际上寄托着一代北京知青对那片草原和牧民们的无尽眷恋。我们大队的知青每隔一两年就串联几个人一起回大队去看看当年的牧民朋友，有的还带着自己的孩子，我也去了多次，我最后一次去是2003年，临走时牧民送我一件新的蒙古袍。我们大队的牧民汉语不太好，现在牧民们到北京来看病，联系医院、找大夫，都是我们知青在帮忙。当年插队的时候，我们向牧民孩子学说蒙语，他们向知青学说汉语，大家在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彼此互助。我们从北京带了理发推子，所以大队的牧民要理发都来找各蒙古包的知青，做了好吃的饭就相互送一些，有的蒙古老人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关心，感情就像一家人。所以，我所认识和理解的民族关系，是在这五年草原生活中和这些纯朴善良的蒙古族牧民们的朝夕相处中体验出来的。

       我原来不是专门研究民族问题的，在美国学习期间我的主修是人口学，当时博士论文选定的题目是人口迁移。在考虑具体调查地点时，由于我对内蒙古有插队情结，我选择了内蒙古作为调查地点。我除了在北京居住的时间最长之外，其次就是在内蒙古生活了九年，后来在美国学习和访问先后居住了七年，内蒙古可以算作我的第二故乡。1985年我到内蒙赤峰地区农村开展人口迁移的户访调查，那时基层的民族关系很好，没什么矛盾。1985年我在赤峰调查过的那些村子，1989年，1995年和2005年我又多次回访和开展追踪调查，见到当地的各族村民依然觉得很亲切。我个人的感觉是，在农村牧区的基层社区不应该存在什么“民族”矛盾的，人们之间的相处，看的是对方这个“人”，而不是他的“民族成分”。

       1987年我从美国回到北京大学任教，这一年夏天我去西藏开展社会调查，在拉萨我感到当地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这年春天，八角街派出所被骚乱人群纵火烧毁。
       那时候我在拉萨老城区各居委会进行户访调查，了解当地居民的就业、收入和居住条件等情况，和老城区4个街道办事处的街道干部进行座谈，他们都是本地藏族，我有一个藏族助手帮我翻译，他们也能说一些汉语。当时，这些基层藏族干部向我们诉说最多的、他们表示最不能理解的，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在其它地方的“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主要是平反冤假错案，在拉萨是什么情况呢?
       参加座谈会的十几个街道办事处的干部跟我们讲，达赖集团那些人过去是农奴主和贵族，一个干部讲述达赖这些贵族过去是怎么压迫、剥削他们，他的一个姐姐就是被农奴主卖掉的，再也没找到。共产党来了，他们就全心全意跟着共产党，尽管那时候农奴主禁止农奴参加解放军组织的学习活动，他们还是偷偷去参加。1959年达赖集团叛乱的时候，他们坚决支持解放军。“民主改革”解放农奴，他们才真正翻了身，分到房子，有了工作。但是“拨乱反正”之后，他看到共产党把有些农奴主又请回来了，还给他们安排政协、人大、政府的职位，动员他们回来定居。这些贵族回来以后神气得很，耀武扬威。为什么共产党的政策又变了?这些街道干部对此很不理解。当时老城区有许多贵族的房子，1959年这些贵族跟着达赖去了印度之后，新政府就把这些流亡贵族的房子无偿分给了原来的奴仆和农奴。现在，为了给这些贵族“落实政策”，政府要求街道干部动员居住在这些房子里的居民们搬出来。他们说：“我们怎么去做这种工作?”，“共产党的天怎么变成这样了?”现在，那些当年叛逃的农奴主回来以后神气极了，要求政府对他原来的房产和当年没能带走的金银细软给予赔偿。政府也确实在清理核实当年对叛逃贵族产物进行没收、分配的情况，然后以现金方式给予赔偿。
       1989年西藏自治区出版了第一本《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后来改名为《西藏统计年鉴》，《年鉴》中“西藏自治区银行现金支出情况”表中有一项叫“国家对个人其他支出”，是除了当时的工资、奖金之外支付给个人的“其他支出”，1994年这一项的金额达到3.1亿元。我在其他自治区的统计年鉴里都找不到这一项，其它省市自治区都没有这一项，这就是支付给回国贵族的“补偿金”。这些藏族干部给我讲了一件事，有个回来的贵族，政府给他支付了上千万元的补偿。过了一个月，他又来找政府，说我上次给你们的清单里忘记写一条项链，值100万元，结果政府又给他补偿了100万元。对于这种作法，这些藏族干部表示无法理解。联络和团结境外流亡的藏族人员，希望他们回归参加国家的建设事业，消解境外达赖集团的影响力，这无疑是需要的，但是如果有些做法在客观上伤害了那些农奴出身、长期铁了心跟共产党走的藏族干部和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这样的政策就会带来长远的严重后果。
       我们在西藏所到的各个地方，藏族基层干部都感到共产党的政策变了，有些当地人嘲笑这些干部，说他们跟共产党跟错了。有个村里的藏族女积极分子，过去跟着政府参加“土改”，“文革”时期也跟着去拆寺庙。政府落实宗教政策，拨钱对寺庙重新修建，风向变了，有些信教民众就嘲讽和疏远这位女积极分子，她觉得在村里抬不起头，现在变得特别虔诚，给寺庙捐献很多钱，还经常去无偿为寺庙劳动“赎罪”。这些藏族干部向我们讲述这些事时，他们讲的不是汉族和藏族之间的问题，不是民族问题，而是阶级问题，他们认为共产党的阶级政策变了，过去爱农奴，现在爱贵族，阶级立场变了。他们认为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也变了，1950年代宣传宗教是迷信，那些活佛是些骗子和剥削者，“破四旧”时鼓励拆庙，而现在活佛成了香饽饽，成为政府的上宾，说这是尊重宗教，反而把这些在解放军进藏时积极支持解放军、1959年支持政府平叛的藏族积极分子冷落在一边，这使他们在民众眼里成了笑柄。这些出身农奴家庭的藏族基层干部向我们抱怨、倾诉时的无奈表情，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即使那年拉萨发生了街头骚乱，我在这些交谈中也没有感觉到这些矛盾的本质是民族问题。

       1997年我到新疆去调查，当时已经出了1990年的巴仁乡事件。我在南疆喀什调查的时候，地委统战部长是一个当年16岁跟随王震大军进疆的汉族干部，他在喀什地区当过十几年公社书记，维语非常好，还自学阿拉伯语，那时有个维族小伙子给他赶辆驴车，他背着水壶到各村去安排生产、处理问题，是个艰苦朴素、全心为群众办实事的干部。后来中央政策要求新疆全区从公社一级撤出全部汉族干部，他才离开那个公社。他调走的时候，当地维族群众非常依依不舍。1980-1990年期间，南疆4地州外流干部9817人，其中93.3%是汉族干部。等到90年代各地不断发生恶性事件，基层信息不通，政府又决定再次向乡镇一级派驻汉族干部，但是此时派来的年轻汉族干部的政治素质、维语能力、工作作风远远赶不上前几年撤出的老一代汉族干部，出现无法弥补的断层。真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这位统战部长带着我去了喀什的4个县。在叶城时，他和县委统战部长(回族)陪我去当地的清真寺。清真寺门前的一条街是卖各种东西的市场，当时我站在一个挂满各式小刀的架子前面，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从我前面走过，碰到了挂刀的架子，架子开始摇晃，摊主是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原来他是脸朝着另一个方向的，大概感到架子晃动赶快扶住了架子，随即挥着拳头对我用维语大喊大叫，那个碰了架子的女孩就站在两步外看着我们，她知道是自己碰的，但一句话都不说。在这个陌生男孩的眼里，我看到的是仇恨，在围观者的目光中我也看不到一点善意。旁边的县统战部长二话不说，赶快把我拉走。素不相识，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作为异国人在美国生活了几年，从来也没有遇到这样的场景。
       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县，汽车没有开进县政府院子，而是开到城区一个镇办公室，在那里开会时，好像会场上没有维吾尔族出席。讨论的议题之一是如何使当地维族负责干部对近期发生的几起暴力恐怖事件给予公开谴责。1996年5月喀什艾提尕清真寺主持阿荣汗·阿吉大毛拉被暴徒用刀砍成重伤，1997年上半年新疆各地有42名各族干部群众被暴徒杀害，但是这个县的维族县长就是不愿意公开对这些事件表态，最后以开除党籍和公职逼着他做了一个讲话录音，这次会上决定要一天12小时把这个录音在县城里用大喇叭播放。我当时想，这位县长也是我党的负责干部，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顾虑呢?
当时政府已经开始对各地基层社区的讲经点进行清查取缔，这些在地下讲经点学习的人统称“塔里普”(学经学生——相当于阿富汗的塔利班)。喀什地区约有1.2万这样的“塔里普”，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学习《古兰经》和《圣训》，但是其中少数人确有“圣战”言论或者有暴力行凶记录，这类人大约有八百多人，他们如果离开户籍所属村子必须向政府申报。也是在这次会上，一个基层干部报告，某村一个维族女干部向政府汇报了该村有个地下讲经点，政府派人去取缔了，后来这个维族女干部就受到了邻居的围攻。与会者在会上讨论应当采取什么方法来保护她。
       列席这次会议给我的感觉是，共产党已经执政快五十年了，怎么现在我们在县城开一个政府的工作会议，还像当年土改工作队那样要开小范围保密的会，来研究怎样保护支持我党工作的少数积极分子，讨论怎样争取大多数群众。到了这个时候，我发现新疆表现了比较严重的民族关系问题，民族身份成了社会矛盾、政治态度中的重要因素。

       我自己的专业背景是社会学，思考问题时的出发点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来解释民族问题，我是在自己的社会调查经历中——亲眼看到的事实以及和普通人的交谈——发现中国已经出现了民族问题。这样的民族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不管是呼和浩特、拉萨还是乌鲁木齐，当时只有革命派和造反派之分，而不管是革命派和造反派，内部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当时发生矛盾的双方不是以民族来划分，而是以政治态度来划分的。但是到了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时期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提出“要落实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此后政府文件、领导人讲话中的提法就开始以“民族”为单元，“民族话语”开始占据重要位置，慢慢地许多问题的讨论和讲述就逐渐演变成以“民族”为主题，对许多社会问题的分析也开始从“民族”角度来解读。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强化削弱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

       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和50年代的形势是完全不一样了，即使有些政策在50年代行之有效，但是到了90年代情况已经完全改变，当年的许多口号现在已经没有感召力了。原来人们心目中的阶级弟兄情谊、革命同志情谊是超越了“民族身份”认同的，而现在很多人凡是遇到包含有“民族”因素的问题和社会矛盾，凡是涉及人员具有不同的民族身份，很多人都会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解读。

       当然，如果矛盾双方都属于同一个民族，这个问题就不存在。譬如许多中央大企业在处理与地方关系时是很霸道的，这些大企业的老总有的都是部长级，关系“通天”，省委书记和省长也要敬他几分，他们怎么会把地方官员当回事?怎么会去考虑地方群众的利益?他们想的就是如何追求企业的高额利润。胜利油田在山东开矿采油就是这样，没有给当地财政和民众带来什么利益。但是山东的汉族百姓对胜利油田的反感，不会联系到“民族”问题，这就跟维吾尔族对中央企业在新疆开采油气的看法不一样。山东汉族居民会说政府官员剥削老百姓，央企剥削我们基层社会，而新疆的维吾尔族就会说这是汉人掠夺维吾尔族的资源。
            群体性事件在沿海省份也很多，有的是反对建设造成环境污染的工厂，有的是对政府强拆的抵制，有的是对公安野蛮执法的抗议，有时聚居的人群规模也很大，也有烧警车、冲击政府办公楼的暴力事件，但是目标很明确，总是针对直接相关的政府机构或具体企业，而且这些群体性抗议事件不会以杀人为目标。而乌鲁木齐的“7·5事件”则是以另外一个民族的任何成员为目标，你是一个汉人，这就构成了我要杀你的全部理由，你不必做过什么，我也不必认识你。你长得像汉人，我就要杀你。这种行为是典型的种族主义、种族清洗的行为。纳粹要消灭犹太人，也不管这个犹太人具体是什么人或做过什么事，是犹太人就该杀而且可以杀。极端主义的“圣战”要杀“异教徒”，这个性质是一样的。所以，汉人地区的群体性抗议事件和新疆以鲜明的“民族”特征的群体性暴力事件的性质和造成的社会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遇到的很多社会问题，它的起因很可能是央企的霸道行为或者基层干部的素质问题，但是同样的原因、同样的行为在汉族地区和在新疆、西藏、内蒙古带来的后果不一样。今天人们之间不再是阶级弟兄，他们现在头脑当中最强烈的认同意识是自己的“民族身份”，发生任何事情时，都会考虑这里是否涉及不同民族之间的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是因为原来的意识形态认同基础(共产主义理想、无产阶级革命、阶级弟兄等)已经被彻底破坏了，在“拨乱反正”以后“民族”变成了最重要的认同身份。现在人们对自己自治区的认同超过对国家的认同，而“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在一些人心目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的“民族理论”讲“中华民族”吗?所以在今天的中国，人们最核心的认同对象的结构和定义都已经改变了，很多问题都是以民族身份来解读。

       在50年代，当时各民族的“民族”意识是相对比较淡薄的，那么我们各民族的“民族”意识今天怎么会发展到如此强烈?我觉得，至少从一个方面来讲，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民族理论教育、民族制度和民族政策的宣传，不管是政府编写的“民族理论”教科书，还是在学校教室里的“民族”宣讲，还是制度上的“民族识别”与身份认定，都把56个“民族”这个群体身份高度凸现出来并政治化了，而随后实施的各种民族优惠政策，文革后“拨乱反正”时的“落实民族政策”，这些也都在潜移默化地不断强化中国各族民众内心的“民族”意识，也必然会削弱和淡化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对国家的整体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