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举世震惊的巴黎暴恐再次凸显了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三股势力的紧迫性。在金砖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上，习主席指出，恐怖主义已成为我们当前面临的“最严峻和急迫的安全挑战”；在G20峰会上，习主席强调对恐怖主义要标本兼治；而在日常生活中去极端化就是治本。特贴出此去年旧文。

　　“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无疑是中国经济和对外战略更上层楼的重大举措，也有望成为21世纪上半叶国际经济政治体系发展的里程碑；但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倘若执行者考虑不周，甚或被某些背离事实和客观经济规律的狭隘观念绑架，这个本意旨在推动开放型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的计划也有可能成为某些群体进一步自我封闭的助力，甚至成为极端主义坐大的助力，给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埋下深远隐患。

　　长期来看，开放经济是一个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开放经济冲击国家政治统一的风险同样存在，古往今来，概莫能外。改革开放初期，涉外旅游业被视为赚取紧俏外汇资源的无烟工业而得到大力鼓励发展，小平同志还为此专门做了指示；但西藏开放型旅游业的发展在一段时间里给反分裂斗争带来了意外的冲击。1987年拉萨骚乱后新华社记者刘伟西所作报告文学《拉萨骚乱纪实》提到，1987年拉萨骚乱之前的十几年，西藏相对封闭，藏族人参照对象只有汉人；西藏开放以后，参照对象增加了西方游客、香港人，以及明显比当时西藏普通居民富裕的印度和尼泊尔商人、归国藏胞，加之这一时期中国电视事业发展迅速，使更多人通过电视获得了对西方国家发达的更直观感受，一些藏族人自怨自艾未能享受更高生活水平，失落之余，就把怨气发泄到了拉萨的汉人身上。当时，一个年青藏族大学生曾说，如果当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英国签约，西藏就归东印度公司了，西藏就会和印度一样发达起来。[1] 其实，在建国之初，印度主要工业全面大大领先于中国，但在独立后发展实绩远远落后于中国，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主要工业品产量全面超越印度；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明显超过印度，当年那个年青藏族大学生对印度“发达”的向往已经是有目共睹的笑话，但这种想法曾经是客观存在。

　　国际旅游带来的扭曲参照冲击西藏反分裂斗争，这已经成为过去；但开放经济使新疆和全国反分裂、反三股势力斗争复杂化的问题还在继续发展。须知，“东突厥斯坦”这个概念和泛突厥主义本身就是在清末对外经贸中输入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和警惕；“三股势力”也必然会借经贸发展的便利而力图加速向新疆渗透。

　　中国是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综合国力仅次于美国的大国，仅仅外部极端势力尚不足以撼动中国的大局，但我国某些国民的某些观念和潮流却可能客观上与外部极端势力合流，从而加重对国家的创伤，也把这些国民引向历史发展歧路，这些观念和潮流甚至往往就是外部极端势力输入的。清真认证、清真产业范围无限扩大的趋势就暴露了这一风险。

　　在因三股势力膨胀而创巨痛深的新疆，回顾三股势力坐大的历程手法，在《凝心聚力、团结奋进，共创新疆各族人民美好未来》（《新疆日报》2014年4月7日）一文中，自治区政府主席努尔·白克力愤怒谴责极端主义势力的伎俩：“他们把‘清真’泛化，不仅在食品上，而且在药品、化妆品、服装上都打上清真标签，宣扬政府资助盖的房子不清真、内地企业生产的生活用品不清真。这一套歪理邪说虽然冠以宗教之名，但其实质并不是宗教，而是打着宗教的幌子、披着宗教的外衣、以宗教活动为借口的极端主义。”对照当前口内许多地方清真认证和清真产业范围无限扩大的趋势，果汁饮料、食用植物油、水、盐甚至机电产品都搞出了清真认证产品，超市收银台也要搞清真，还出现了主张引进伊斯兰金融的呼声和尝试，我们难道不该警惕极端主义势力在内地复制南疆极端化路径的风险吗？

　　“民族政策”不是无限扩大清真认证和清真产业范围的理由，因为我们的民族政策应当是支持温和、理智、守法、爱国的少数民族群众，而非迁就纵容少数民族中极端、非理性、违法、叛国的势力，以至于让后者掌握了主动，前者也即使违心也不得不被动追随。对外经贸同样不是无限扩大清真认证和清真产业范围的理由，因为伊斯兰国家有咄咄逼人、主张固守保守教条、乃至身体力行传播极端主义的派别，也有温和理性、主张改革更新、接轨国际通行经贸规则的力量，而这些国家的进步发展基本上来自后者主张。我们不应掺合这些国家内部的斗争，但只有后者才是我们相对可靠的经贸伙伴。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能盲目，更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

　　子不语怪力乱神，世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底色，也因此造就了世世代代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全世界各古老民族都有大洪水的传说，只有中国先民治理洪灾靠的是大禹治水，靠的是人的奋斗，而不是神的恩赐。中国得以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五千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大国，中国得以向不同宗教提供宽容、兼容的环境，世俗文化底色是最根本因素。今天，无神论明确载入宪法，是我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尊重宗教，是尊重所有公民个人在私人事务空间自主选择和退出宗教信仰的自由，绝不等于宗教可以在公共事务空间凌驾于官方意识形态、宪法原则、党和政府的领导之上。这一点如果动摇，那就意味着社会天翻地覆的大动荡。我们的经济生活只能坚持世俗社会通行规则，绝不能容许宗教插手商业规则，尤其不能容许在经济生活中以宗教名义歧视非该宗教信徒。之所以要特别强调最后一点，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了这种矛盾冲突蔓延的危险苗头。

　　为避免发展方向偏颇，为自身可持续发展起见，宗教势力也宜自我约束在精神领域，可以按照世俗社会商业规则依法创收，但不要企图大面积控制经济权力，更不要企图把持制定经济规则的权力。

　　在中国历史上，神权攫取财权的渴望带来了“三武一宗”强力灭佛，汉传佛教经此教训，方才走上了与世俗社会和谐互补的发展道路；中世纪天主教会与财权结合，把西欧拖入千年黑暗，直至宗教改革挣脱羁绊，欧洲方才得以一飞冲天；土耳其帝国宗教势力把持金融权力，导致其经济社会全面停滞，再加上贝克塔什托钵僧教团对近卫军军权的控制，数百年间把土耳其素丹和政府玩于股掌之上，扼杀了土耳其自主改革进步的一切生机，土耳其政府最后不得不另组新军，在首都动用重炮大动干戈，方才铲除这个毒瘤。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警惕。

　　注释：

　　[1]刘伟西：《拉萨骚乱纪实》，1987年11月，人民网。

　　（作者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初稿2014.11.28，修订2014.11.29；来源：昆仑策网，根据作者来稿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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