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最大的新闻无疑是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女士获得了201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一场举国欢庆的盛宴即将到来，不过在我看来，几家欢喜几家愁，屠呦呦女士的获奖绝对让一些人压力山大，他们就是中国的两院院士们。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多次获得国际医学界大奖的人到现在居然还不是院士！

早在2011年9月，屠呦呦就凭借青蒿素的研究成果获得了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这个奖号称医学界的诺贝尔奖。然而就是在当年进行的院士评选中，屠呦呦再次落选，在舆论界引发了“院士评选机制”的大讨论。这次如没意外的话，这个话题必然又要被推上风口浪尖。

中国的院士制度已经沦为学术圈的权力寻租地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每年争先恐后评选院士的不是大学校长就是行政官员，像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中国农大原校长石元春、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虽然都因涉嫌学术造假而屡遭检举、质疑，却依然稳坐院士的宝座。另外如铁道部的孙永福：

他在铁道部副部长的任上被选为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院士。作为一个中央领导，做科研吗？获奖台面上的理由是其领导青藏铁路的建设，对在冻土层上修建铁路的科研理论做出了贡献。实际上是由于铁道部在工程院中人才济济，这些人能不卖顶头上司的面子吗？如果照孙永福当选工程院院士的逻辑，刚下台的刘部长好象比孙永福更有当选的理由。因为刘领导了中国调整铁路的跨越式发展。

（瓦特王的博客）

而像屠呦呦这样做出过杰出贡献却没有获评院士的确大有人在。比如我国著名的数学家侯振挺：

侯振挺是我国著名数学家,获得1978年的英国皇家学会戴维逊奖,是中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数学家。他的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称为“侯氏定理”。中国数学家能够获得世界性大奖的，没有几个。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数学家，几次评选中国科学院院士，都不能够获选，原因很简单，侯振挺在长沙铁道学院（现中南大学），与北京的这些数学家没有交情。中国科学院的数学院士都出自北大及中科院，不是与这两家有血缘关系的，即使在国际上名声再响，也是水平不够的。这两年推荐名单中已经不见候教授的名字，看来已经是心灰意冷了。

（瓦特王的博客）

除此之外，还有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饶毅等等，都是各自领域杰出的科学家，却因为不善交际或者经常发“不和谐”言论等原因与院士无缘。

作为“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两院院士的评选无异于风向标、指挥棒，具有无可替代的引领、示范作用。其评选是否客观、公正，不仅事关院士群体自身的尊严和公信力，更影响着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方向和工作热情，甚至海外留学人员的来去选择。

默默工作、不善交际、敢讲真话、贡献卓著的落选院士，涉嫌造假、擅长公关、有权有钱的却顺利当选、风光无限。两相比照，向社会传递了怎样的信号？给公众造成了怎样的印象？

（网络匿名文章）

2014年6月的院士制度改革对上面所提的一些情况做了回应，向去行政化、回归学术本位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作为当今浮躁学术界的一部分，院士制度的改革是否真能见成效还要留待时间的检验，也许这次就是一次良好的契机。

（本文根据网络相关材料整理）

附：

屠呦呦的落选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讨论，除了一面倒的批评院士制度外，也有一些同行指出了她个人的问题，下面是当时一篇具有代表性的博文，作者金冬雁，大家也可一读。

我本无意凑热闹参与有关屠呦呦教授的讨论。对于中国的院士选举和学术评审，我过去曾作出过强烈的批评。根据现在掌握的文献材料，我认为屠教授对青蒿素的发现有重大贡献，是够格当院士的，屠的落选再次说明中国的院士选举确实荒腔走板。我由于过去同中国学术界的联系对屠当年的落选有一些了解，现在根据自己对陈年旧事的记忆提供一点背景资料供大家评论。

我个人认为，屠当时落选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屠在发现青蒿素过程中的关键性贡献有一定争议，由屠一人将此发现整碗端去确有不妥，而更要命的是屠本人自我介绍也确是言过其实。第二，屠无论在北京或各地同行中特别是当年从事青蒿素研究的同事中声誉不高，得不到有力的支持。第三，屠试图通过行政权力施压受到反弹。

第一条，屠的贡献似在提出乙醚提取方案并在当年的保密会议中介绍，但屠的工作据信是在被调出同事提出的乙醇提取方案的基础上进行的，屠对分离活性单体及结构测定也可能确实没有实质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屠与协作组内其他同事之间也不是师生、指导或从属关系，而是互相比较独立和平等的协作关系。当时没有PI制，屠作为政治指定的协作组长的义务和责任与今天国内外所认知的真正PI或研究组长是有些分别的。屠能不能代表协作组，应该问当时的组员。屠与研究所内其他协作组以及所外参加协作的其他人，更是相互独立的。

尽管如此，我个人认为她对发现青蒿素还是有原创性重大贡献的，但提出乙醇提取的原始思路、独立分离到活性单体及测定结构的同事功劳也不在其下。在当时组织大协作的历史背景下，协作组起到任何个人都起不到的作用。作为个人本应更加积极地肯定其他作出重大贡献者。这方面周维善老师在2008年的访谈中就做得至少要比屠好一些。

第二条，我记得当时领导上是做过认真调查的，不但开会，而且私下也广泛听取了中医研究院内内外外方方面面人士的意见，特别是参加协作组对内情有所了解的学者。但听到的几乎无一例外全是负面的评价，有人指其贪天之功为己有，有人指其压制他人，有人指其愚昧和学识不足。当时领导上得出的结论是选屠作为当年协作组的代表难以服众。从屠最近接受美方采访时的态度和措词，我可以理解她之所以被人诟病的部分原因。

第三条，屠找国家领导作出详细明确和措词严厉的批示，指出青蒿素的重大贡献并明言屠应当选，结果起了反作用。历年以来控告屠的信件和材料满天飞，查下来还真有一些事得到证实。根据当时中国院士选举的惯常做法，屠也就注定要落选，并非有什么特定的权威人士一定要拉其下马。想一想在发现HIV过程中真正作出重大贡献的Robert Gallo，也是由于学术界对其人品和行径略有微词就与诺奖无缘（当然我是主张Gallo应获诺奖的），所以屠有此遭遇也就不足为奇了。

科学家活在同行的心目中，没有任何奖项比同行心中的形象更重要。一个科学家如果只说自己如何伟大而别人如何渺小，是很难赢得同行尊重的。现在有些人大造舆论，发动新的造神运动，将屠当成新的偶像来崇拜，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其实并不公正。中外学术界都没有人否定发现青蒿素的价值和意义，但中国学术界对屠的认受程度普遍较低，应该是有其原因的。屠在真正同行中的形象并不会因为得奖或某些人的炒作而完全改变。

由屠的落选可以看到，中国院士选举的一个弊端就是过于注重学术贡献以外的问题，有时达到吹毛求疵的地步。如何将焦点放在学术成就方面，将之作为压倒性的评选标准，应是两院今后的努力方向。人无完人，评院士主要应该评正面的贡献，不应扒粪和揪小辫。评院士的标准不应随心所欲，而要尽量客观。

强调学风是对的，但抓住一点小事不放就过分了。正如我过去所指出，中国院士选举或其他学术评审的荒腔走板，是与中国社会风气和中国科学家的个人素质修养密不可分的。除非院士制度最终被中国科学家所完全抛弃，院士选举仍然是避免不了的。要改进选风不能靠炒作和随便贴标签，只能通过道德劝说，并辅之以适当的选举制度调整。院士选举是民主的，是完全由现有院士的意志所决定的，舍此别无他法。

两院领导应大力说服现有院士多从国家大局出发、从科学出发，充分考虑对从事科研的年轻人的影响，选出真正对国家学术发展有重大贡献的新院士。学术界对袁隆平落选及另一位研究水稻的农学家当选院士都很有意见，但屠作为同一时代的人物可以说是介乎两者之间，究竟哪一面多一些还真不容易分清。

世间很多人和事原本就不是非黑即白的。有关青蒿素发现的具体细节，都带着过去时代深深的烙印，要用历史的观点与角度来解读。就现在公布的文字资料看，屠对发现青蒿素有重大贡献，瑕不掩瑜，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屠有其科学局限性有其人格缺陷，对此也应直言不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