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军：国企改革分歧是一盘下不完的棋 —

梁军：国企改革分歧是一盘下不完的棋 ——国企改革再评论之二十九

点击：作者：梁军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发布时间:2020-10-31 09: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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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打算出一本书，书名叫《国企改革再评论》。把十年间公开发表的国企改革评论文章集合呈现，再以现在的观点与视角，对旧文所涉题材逐一进行二次评论。也许是因为批评味太浓，没有出版社愿意接单。在此连载，给听得见、听得进批评意见的人，留下值得深思的话题。

本篇金句：真理不怕争论，国企改革问题尤其如是。要有理论自信，在与各种理论的较量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由此教育和团结广大民众。

2014年9月12日，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长篇评论文章，题目是：《“郎顾之争”十周年祭——关于国企改革理论分歧的思考》

这是一篇很耐读的文章，也是我自以为很有水平、很有社会价值的一篇文章。

文章跳出事件本身的纠葛，跳出国企改革本身的分歧，将视角放在纠葛与分歧所折射的意识形态大背景下，提出政治层面的思考与方案。

文章背后的故事也很精彩，至今仍令我唏嘘不已。

“郎顾之争”已经过去16年了。可能一些年轻一点的同志，还不大清楚16年前发生了什么。即使是经历之人，也略感模糊了。也许有人说，陈年谷子烂芝麻的，不值得旧事再提。

在我看来，“郎顾之争”就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两位棋手对战正酣，观战之人分为两边，相互对骂，互不认输。这时候，冲出一个冒失鬼，撞翻了棋盘。棋下不成了，大家各自散去，但在心里一直骂个不停。

对于国企改革，发生在2004年的“郎顾之争”，绝对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或者称得上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当然，事件的当事人，在十几年的岁月中，早已发生了很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转变。但是，不管郎咸平是否真的如民间所言，借机堕落为特别能捞钱、特别会算计的学术网红，也不管顾雏军是否真的能成功翻案，带着满腹的冤屈王者归来，这都不影响那一段无法更改的历史。

我曾经非常全面地研究“郎顾之争”。

在我决定投身国企改革理论研究的时候，“郎顾之争”成为我进入这个领域的“诺曼底登陆”之战。我查阅了所有我能找到的关于“郎顾之争”的新闻报道、媒体评论、理论文章和学术论文，甚至包括一些台前幕后的八卦消息。“郎顾之争”几乎把中国所有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卷入了争论，而且分成坚决支持与强烈反对的两个阵营。为了在这场可遇而不可求的争论中战胜对手，每一方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而且都直接面对对手的质疑，也毫不客气地直击对手的软肋与痛点，没有半点的谦逊和礼让。因此，通过研究这些见诸于报端和网络的观点，可以将关于国企改革的理论分歧、政治主张、政策建议、学术派别和舆情民意等真实情况一网打尽。

2012年上半年，我就开始酝酿要写一篇关于“郎顾之争”的重头文章。

一是我认为“郎顾之争”不应该因顾雏军的涉案入狱突然就终止了，没有辩明的是非与黑白依然存在；

二是“郎顾之争”本身存在巨大的非理性，这无助于解决理论分歧；

三是在“郎顾之争”之上，还有更宏大的议题价值，应该借此发挥出来；

四是我没有赶上“郎顾之争”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非常遗憾。我已经做好了旧事重提、披挂上阵的准备。

结果，因为有太多的话要说，没刹住，一口气写了8千多字，分为5篇，组成一个系列，总题目是《“郎顾之争”八周年祭》。

“八周年”？没错，是“八周年”。怎么发出来就变成“十周年”了呢？这就是我最大的遗憾！我甚至觉得，这也应该是中国理论界和舆论界的一个遗憾！

容我细细陈述。

我查证过，“郎顾之争”的标志性爆发时间，是2004年8月9日，香港大学教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的一场公开演讲中，点名批评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由此点燃了这场迅速席卷全国的“郎顾之争”。我在2012年7月，就把这一组稿子发给了《南方日报》。一如既往，得到肯定性答复，很有冲击力，可以刊发。按照我的建议，就选定在8月9日这一天，即“郎顾之争”爆发正好八周年的时间节点，首发第一篇评论：《争论，还是不争论？——“郎顾之争”八周年祭之一》。

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在这样的时间节点，这样的题目，这样的内容，发表在《南方日报》评论版，会引发怎样的舆论效果？各位再想象一下，第一篇出来了，紧接着第二篇《务实，还是务虚？》又出来了。舆论开始升温，讨论又开始点燃。紧接着，第三篇《左派，还是右派？》、第四篇《时代呼唤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第五篇《时代考验中国共产党的智慧》，连珠炮打出去，那将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热烈局面？

但是，十分遗憾。在8月9日这一天，第一篇文章并没有如约发表。后来得知，稿子本来已经排上版了，在付印前的最后一刻，值班领导觉得还是有点把握不住，犹豫再三，临时撤稿了......

这本来就足够我遗憾的了。一个月后，又发生了一起我之前绝对意想不到的事件，简直就是天意弄人。

2012年9月14日，“郎顾之争”的主角，8天前才刚刚出狱的原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顶着一顶高高的、白纸糊成的帽子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帽子上用墨汁写着六个大字：“草民完全无罪”。新闻发布会是顾雏军自己策划召开的，主题就是要求平反。“如果不能平反那我会死不瞑目。我要把所有的都说出来，即使说完之后再被抓进去也无所谓。”

各位可以再想象一下，如果在此前一个月，我的5篇重磅文章发出来，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再次引发理论界争论。此时，顾雏军的鸣冤之举，那简直就是火上浇油、画龙点睛嘛！

唉——这一声叹息，沉重无比，无比沉重啊！

此时，“郎顾之争”已经过去了8年。顾雏军以这样的方式回归公众视线，迅即引发舆情，而且呈现一边倒的趋向——即：顾雏军的案子看来是冤枉的，必须平反。由此推导，当年的“郎顾之争”，突然哑火的支持顾雏军的阵营观点，也应该给予重新评价、再论输赢。

“郎顾之争”本质上是一场涉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争论，远远超出了顾雏军涉案入狱事件本身的性质，也超出了郎咸平和顾雏军两位主角本人的人生际遇变化。绝对不能因为当年可能存在的对顾雏军的司法不公得以纠正，就导致“郎顾之争”观点对错的反转。在我看来，确实存在这样一种舆论趋向，有一股力量十分期待看到顾雏军案的“平反”，借此再次发动对国企改革底线的反击。

这一拖，就是2年。2014年9月12日，我总算幸运地在“郎顾之争”十周年之际，把稿子发表在《南方周末》上。但是，稿子压缩成一篇，只有3800字，锋芒大减。加之时机火候不佳，没有达到两年前预期的效果。

尽管这样，我还是应该感谢命运，稿子总归是发了出来，而且《南方周末》的江湖地位也是非同小可的。我要感谢单位的领导，将我的稿子转给了《南方周末》的主编王巍同志。王巍主动联系我，和我一起分析稿子的处理方向，还做了许多我非常认可的文字润色工作。后来，王巍调去广东省委机关刊物《南方》杂志担任总编辑，并把杂志打造成“党建智库”，做的有声有色。我还曾与他商议开展广东国资系统的党建评价活动事宜。再后来，王巍同志又被调回《南方周末》，好像是担任总编辑了。

我特意介绍这一段，是想告诉北方的读者，在你们眼里的媒体怪兽《南方周末》，可能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复杂。身在其中的从业者，他们很多都是对中国前途命运充满热情、勤于思考，并且很好打交道的普通人。

文章发表至今，已经又过去6年。在我看来，我这篇文章所指出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依然没有过时。但是，舆论界和理论界，似乎已老态龙钟，不愿作答了。

原文：

“郎顾之争”十周年祭——关于国企改革理论分歧的思考

（《南方周末》2014年9月12日）

【编者按：重提“郎顾之争”，是因为事涉国企改革的大问题。不遗忘、不回避、不漠视、不惧怕，勇敢地正视矛盾，积极地寻求解决之道，是“郎顾之争”十年后仍值得再谈的原因所在。本文不代表南方周末的观点，仅供读者参考，欢迎更多分析文章。】

推动社会的改革与创新，仅凭激情和感觉是远远不够的。在政治与民众之间，需要一个充分发育的、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为社会决策提供专业、理性、客观、系统的理论支撑。

争论，还是不争论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的一场公开演讲中，点名批评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顾雏军强硬还击，由此点燃了一场迅速席卷全国的“郎顾之争”。

争论从国企改革议题开始，迅速向深处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延伸。争论的主体从学术圈迅速蔓延至社会各界。代表不同立场的意见领袖高调登场，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大阵营。争论双方在亮出底牌后，似乎都感到议题的宏大与沉重，及理论准备的不足。顾雏军戏剧般地锒铛入狱成为一个契机，争论在没有胜负结局的情况下，极其怪异地戛然而止。此后，争论，还是不争论，成为两大阵营内心的纠结。

小平同志所说的“不争论”，是针对某些不涉及原则、立场和方向的具体措施和手段而言，以免无休止的纠缠耽误了改革发展的时机。对于涉及原则、立场和方向的重大理论问题，小平同志从来都是旗帜鲜明主张“要争论”的。这在小平同志的思想理论体系里面有全面准确的表述，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基本态度。

“郎顾之争”中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议题，就是一个必须争论且绕不过的重大理论问题。遗憾的是，“不争论”被其中一方抬了出来，作为回避过早触及核心议题的挡箭牌。

十年过去了，当初绕着走的巨石却依然横亘在我们面前。“不争论”并没有使双方的分歧因时间和形势的变化而消弭，反而牵涉出更多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分歧一直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潮底层潜行，长时间地积蓄能量，如今正在强有力地浮出水面，成为当今社会阶层利益撕裂、改革共识破裂、政治诉求分裂的最危险因素。

如今，“不争论”正在产生变种。有人把正常的争论视为“反对国企改革”，企图通过封杀不同声音来制造“不争论”；有人干脆只做不说，根本不给你争论的机会；有人争论观点是一套，实际路径是另一套。如此这般，千奇百怪。十八届三中全会主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也正在演变成一些人主张彻底私有化的依据。

这场“争论”迟早还要再来。这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拖延下去，最后的代价将超出所有人的心理预期。与其这样，还不如来一场干脆的争论。

“郎先生”归来！“顾先生”归来！

务实，还是务虚

“郎顾之争”的发生，是国企改革的矛盾和问题不断积累的结果。

回顾国企改革的整个历程，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国企改革的理论创新一直滞后于实践探索。国企改革是在理论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强行启动的。现在回头看，国企改革的前半段，至少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前，一直处在曲折的“试错”过程中。十五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的进一步阐述，才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科学的行动纲领，基本明确了国企改革的大原则和大方向。但是在此路线方针政策大框架之下，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仍有待破解，涉及具体的改革细节，仍需要大量的理论充实、完善和创新。

一些人对此并不服气。他们要么直接予以否定，要么进行相反方向的解读，要么就在具体实践上另搞一套。于是，理解与认识的分歧借助于理论的滞后，便将实践上的摇摆和偏差不断地放大，导致矛盾和问题的不断积累。

理论的滞后又和中国学术界的浮躁有关。在国企改革理论探讨中，许多研究成果不过是改革过程与经验的总结，或他人学术观点的汇总，以及对舶来品的中国语境表达而已。学术界越来越喜欢“务实”，喜欢在具体操作层面发表宏论。一些学者已然成为“学术明星”。他们拿捏着媒体的喜好，揣摩着大众的情绪，习惯于就国企改革的某一个枝节问题，从某一个角度发表“灵感式”的观点，说说而已，说完拉倒。

由于“务虚”与“务实”交错在一起，导致焦点弥散。加上学术界自身的不足，更多的时候是各自表述，对天放空枪，结果谁都没被打中。你说理论，他说实践；你说实践，他说国情；你说国情，他说世界；你说世界，他又说回理论。相互对骂来回绕，东拉西扯一团糟。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重“务实”、重实践、重“怎么办”、干起来再说，侧重于让实践来检验真理的话，那么在矛盾已难以调和的当下，应该重“务虚”、重理论、重“怎么看”，看清楚了，再往下走，必须回归让真理来指导实践。在把“道理”说清楚后，让我们再怀着无比坚定的信心，朝着更加清晰的目标，重新上路。

左派，还是右派

十年前的“郎顾之争”，要说有什么后遗症，就是它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把中国社会分成了对立的两派。人们把尘封已久的斗争标签——左派和右派——翻了出来，分别给两大阵营的头面人物贴在脸上。

由于绝大多数的人对左和右的准确含义并没有深入的了解，相互掺杂了对好人、坏人、善人、恶人的角色认证，正常的学理争辩也带有了非理性的羞辱成分，甚至人身攻击。与历史上大不相同的是，被冠以右，可能还是一种时髦的雅称，说明你敢说话、有担当；被称呼为左，基本上就是骂人了，说明你思想守旧，阻碍历史前进。如果不幸被定性为极左，你基本上就没有发言权了。比如某位被归为左类的著名学者已公开抱怨：“现在的论坛基本上都不邀请我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者虽然被归为右，但是在其行动哲学上却是极左的一套，即罔顾客观事实，脱离基本学理逻辑，极力渲染片面的、负面的、不实的数据材料，提出一些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和现实可能的建议和主张，并极力揶揄、丑化和压制争论对手。

当下社会存在的左右之分，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主观臆想。有这个臆想在先，必定会影响我们对真理的认知，甚至影响我们整个追求真理的过程和手段。
真理是没有左右之分的。它是什么就是什么。找到了真理，把握了真理，就不会有左右的摇摆。

也许真有那么一些人、一些团体或一些势力，对所谓的右有着固执的偏好，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与之公平、公开地论战，也并不影响我们从对手的身上发现寻找真理的线索。

因此向中国的学术界和媒体倡议：从此不再以左右自诩或者互封。在追求真理的途中，我们彼此就是不可或缺的对立统一体。

“郎先生”不必因左而以为就胜券在握，“顾先生”也不必因右而遮遮掩掩。让我们回到学术圣坛，回到春秋诸子论战的环境，为我们各自以为的真理而战。

公知，还是良知

十年前的“郎顾之争”，把中国公共知识分子集体推到前台。

“郎顾之争”发端于2004年8月。同年9月，某周刊首次推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并选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名单。在这个50人名单及以后每年选出的50人名单里，那些在“郎顾之争”中横刀立马的风头人物赫然在列。

然而，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称呼，很快就成为网络上嘲讽对手的代称。导致“公共知识分子”声名狼藉的原因有四点：政治投机、利益代言、漠视不公和道德缺失。在“郎顾之争”中，某些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表现可谓淋漓尽致。在“郎顾之争”之后，在国企改革议题上，他们依然将大量缺乏基本立场、理论逻辑、客观判断和事实依据的言论诉诸媒体与网络，读来既令人愤慨，又使人汗颜。

尽管如此，我仍要在此向全社会呼吁：其一，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伟大的称谓（朱大可语），请维护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尊敬；其二，请公共知识分子找回自己的良知，守护这个伟大的称谓。

推动社会的改革与创新，仅凭激情和感觉是远远不够的。在政治与民众之间，需要一个充分发育的、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为社会决策提供专业、理性、客观、系统的理论支撑。

良知是指人类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识。人类越走向文明社会，良知的力量就越明显。知识分子作为承载具象文明的人群，先天便具有更强烈的良知意识。

如果我们不相信良知的力量，那就真的无可救药了。

中国正处于急剧的转型时期，知识分子阶层也在发生深刻的转型。知识分子群体又该如何维系自身的良知？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又是什么？

其一，对历史负责。要有历史的负重感，凡事多从历史的选择与现实的延续角度思考答案，不可妄下论断，更不可意气用事，张口就推倒重来。

其二，对人民负责。说到底，学术理论只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如果只是为少数人甚至权贵阶层服务，那必定为君子所不齿。

其三，对学术负责。知识分子之所以有别于普通民众，就在于其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能抽离具体到一般，有着严谨的逻辑推导能力，切莫犯下连普通民众都知晓的逻辑错误和常识错误。

其四，对自己负责。知识分子应该是最珍惜自己名声和气节的人群，他们也因此品行而得到社会普遍的尊重。知识分子不能像政客那样滴水不漏，也不能像市井泼皮那样随意骂街。他们应该是有理论，有实际，真性情，敢担当。

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学术负责，对自己负责。这应该是每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在此基础上展开争论，不管谁胜谁负，我们离真理就不远了。

最后郑重呼吁：其一，要以高度的理论自信，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论探讨环境。真理不怕争论，要在与各种理论的较量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由此教育和团结广大民众；其二，要支持和监督媒体在争论中发挥公正、公平、公开的舆论平台作用，纠正某些媒体演变为单方面理论流派舆论工具的倾向；其三，既要鼓励和宽待基于理论层面探讨的各种不同意见，更要制止违背宪法的言行。

谨此呼吁并建议，表达对“郎顾之争”十周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