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只有为金融重新恰当定位，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疫、大变局面前我们才能克服内部困难，战胜外部挑战，继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要为金融重新定好位，就必须破除迷信，在中国金融界开展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没有中国金融的解放思想，“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将永远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且会危及国运。中国金融的思想解放应该按照习近平同志所要求的坚持四个自信，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西方历史周期规律，坚持金融服务本原，保持社会主义制度自觉，抑制金融逐利冲动，为中国金融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
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不仅是一场严重的公共卫生大危机，而且会对全球化下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和世界秩序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在这场打断人们习以为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的大疫面前，我们也不能就抗疫而抗疫，应该摆脱思维定式和思想惰性，从哲学层面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欲念与经济社会的持久存续问题，社会主义的发展目的问题，也应重新思考我们的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安全战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问题，特别是对金融的认识和定位问题。金融，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它都处在现代经济社会网络的枢纽位置，其发展模式与状态关系经济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劣、安全，以及能否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近几十年来，我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美国作为现代金融的样板，并呈现出相当程度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的根源是新自由主义对我们的影响。三十多年前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之说风靡一时。曾几何时，中国的成功崛起却使福山不得不重新思考他的“终结”结论。美国在这场大疫中的混乱表现，让全世界吃惊，使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价值观的人都在思考，这是为什么？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近日说：“美国过去一直沿着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前行，………认为市场自身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美国一直在做这项实验，现在我们应该承认：实验失败了。”也许这些已经发生并在继续的变化能够帮助部分国人破除对美国的迷信。当前，我们的外部环境错综复杂、波谲云诡。因此，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全面审视我们的各项政策方针，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做好“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的各种准备。当务之急，首先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理顺内部关系，做好内部治理，强身健体，应对外部挑战。做好自己的事情，除过高端产业链补短，传统产业链更新升级，培育国内市场，共同富裕，实现生产目的和社会主义发展目的之外，十分重要的就是为金融重新定位。我这里所说的为金融定位，不是“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口号，这已有定论，并无争议。而是金融政策制度如何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定位。只有为金融重新恰当定位，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疫、大变局面前我们才能克服内部困难，战胜外部挑战，继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要为金融重新定好位，就必须破除迷信，在中国金融界开展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没有中国金融的解放思想，“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将永远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且会危及国运。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克里·布朗认为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存在思维方式的挑战，首先需要的是解放思想。我认为，今天的中国金融界也需要解放思想，与西方不同的是他们应该跳出自己的思维方式，而我们应该跳出别人的思维方式，跳出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不能一味盲目模仿跟随。长期以来，我们有一小部分人的意识形态中有一种无意识的不自信，总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是永远先进的，我们永远不行。我们一些人似乎已经不会用自己的脑子，立足中国国情，立足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去思考中国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来一场思想解放，破除“洋迷信”、“洋八股”。中国金融的思想解放应该按照习近平同志所要求的坚持四个自信，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西方历史周期规律，坚持金融服务本原，保持社会主义制度自觉，抑制金融逐利冲动，为中国金融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
一、2008之后的中国金融
自19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美国，一反罗斯福新政下长达四十年的金融抑制政策，放任寻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背离为实体经济担任融资中介的产业服务模式，以金融创新为名，通过金融衍生品和金融杠杆投机套利，疯狂追逐利润，金融业态转变为赤裸裸的金融交易模式。至2008年，登峰造极，随即爆发了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重创全球经济并影响至今。美国的这场金融灾难，震惊了世界，也震动了美国，迫使其反思美国金融的发展模式，不得不着手金融改革。相继推出了金融监管改革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和该法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限制银行自营交易的《沃尔克规则》。尽管这部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因华尔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和立法、监管当局的一再退让，已经不可能约束华尔街冒险并重回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中介服务的产业服务模式，但毕竟还是在努力试图做一些正确的事情。可是，我国金融界对美国2008年金融海啸却没有引以为戒，深刻思考。并未思考金融的本质，金融服务的对象、方式，无视美国金融发展模式的灾难性后果，更没有思考社会主义金融应该与资本主义金融的本质区别，只是将仿效美国的一些所谓金融创新、改革稍微停顿了一下。2008年之后，中国金融界有一个奇怪的、非常不幸的共识，即美国金融走过了头，中国还不够。没有认识到美国金融灾难的根本原因是方向问题、道路问题、价值观问题，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还是自我服务的问题。也没有认识到这绝不是量的控制，度的把握能够解决的问题。金融一旦背弃融资中介的天职，追逐利润沉醉交易投机套利，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不仅葬送自己，也会使其帝国在历史周期中折寿，早早走上穷途末路。正因为我们没有深刻思考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深层次的前因后果，我们在稍作停顿之后反倒加快了仿效美国金融的步伐，开始了经济金融化。人们对投资金融、投身金融趋之若鹜。我们新增了大量金融机构，新设的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不断涌现。以赌上市、投机套利为宗旨的私募基金如雨后春笋，仅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就高达2万余家，除此之外，还有数十万家未登记的类似企业。影子银行业务、各类金融机构的理财业务、P2P、上市公司垃圾股的借壳炒壳等等泛滥成灾。房地产、大宗商品金融化。金融衍生品以金融创新为名，甚至打着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旗号，从场内蔓延到风险更大的场外，从金融期货蔓延到商品期货，不断叠加愈发复杂。杠杆交易、高频交易等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算法交易像病毒一样四处流行，使得金融市场更加脆弱，危机四伏。近年来，无论央行怎么放水，都很难流入实体产业干涸的田地里。这不是央行的货币政策有问题，而是金融和金融化的房地产来钱快，赚钱多的示范效应产生的巨大虹吸作用力。这些被虹吸的资金一方面在金融市场空转让金融机构赚得盆满钵满，正如前几年一位有良心的银行行长所说：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太高了，自己都不好意思。另一方面使实体经济在渐渐地收缩，也在慢慢吹大金融泡沫，酝酿金融危机。近年来中国经济动力减弱，逐渐下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的金融化。但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缺乏足够的清醒与警惕。这里，我想用一组数据来简单描述一下我国近十几年来经济金融化的趋势。我还是以美国金融海啸前的2006年来开始比较。2006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18,784亿元；2019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61,996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2019年与2006年相比增加了2.3倍。2006年我国金融业利润总额3,950.10亿元；2019年我国金融业利润总额29,612.74亿元。金融业利润2019年与2006年相比增加了6.49倍，其增长幅度为同期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长幅度的282%。2006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与金融业利润的比例为4.8:1；2019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与金融业利润比例为2:1。短短十三年的此消彼长十分惊人，工业企业利润在整个经济总量中权重的迅速萎缩和金融业利润比的大幅扩张说明了中国经济的金融化已经十分严重。金融化的经济从历史规律和现实样板两方面来看都将难以为继，让人忧虑，我们应该高度警惕。
二、经济金融化的危害
要认识经济金融化的危害，首先应该正确认识大国经济的合理构成和持续发展的基础。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影响力无论自觉与否都在不断增加，地缘政治环境十分复杂甚至恶劣的大国。不同于靠自然禀赋吃饭，可以被动或主动接受国际分工，偏安一隅的小国，中国无论以人民群众安居就业、经济良性循环持续发展，还是维护国家安全角度来看，都必须建立一个相对完整、自成体系、健康均衡的产业系统，经济生态。我们不能过度考虑比较优势，幻想国际分工，否则将“我不能呼吸”。不仅经济发展难以为继，还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国家安全。而这个经济系统的基础动力就是制造业。制造业的重要地位无论在前工业时代（手工业）、蒸汽机时代、电气化时代还是今天的互联网时代都是不可动摇的。制造业和给人们提供食粮的农业一样重要，是真正的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源泉、动力，其他行业与其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依存关系。没有制造业的支持，任何行业也将难以为继，所有虚拟经济，所有服务业的基础都是制造业，包括风光无限的互联网经济都概莫能外，否则整个经济活动将失去动力。制造业是整个经济系统的核心、基础，处在一个最为重要的关键位置。制造业产业链的完整与否，所处段位品级决定了国力、国运和国家的经济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国防安全。我们应该十分清醒，充分认识，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安身立命之本。必须心无旁骛，以举国之力全力以赴。为了维护中国制造这个国之根本，我们还必须澄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主次关系。多年来有些人看见西方国家包括一些经济落后于我们的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远高于我们，就提出了要建立服务业大国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错误，而且危害极大，也是经济金融化的重要原因。首先，我们应该明白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比重增加是由于制造业的发展为社会生活领域提供了技术支持，创造了需求。同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也为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提供了可能，间接支持了服务业的发展。简而言之，服务业的发展是因为经济技术进步、社会生活变化而出现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变化，不应该是我们刻意追求的目标，不能揠苗助长，不能本末倒置，盲目推动发展。其次，我们应该认识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性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会影响经济增长水平的客观现象。既要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需求的生活性服务业，又要引导发展生产率更高的制造业和为制造业提供配套支持的生产性服务业。在推动中国产业发展的问题上，要建立正确的概念，引导产业升级优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指出，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是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从而使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因此，我们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该有清醒正确的方向，不要逆库兹涅茨的资源优化配置方向而动。第三，我们应该清醒认识美国等西方国家近三十年来盲目发展服务业、金融业，推行“去工业化”政策是失败的。在“去工业化”政策下，不仅导致美国产业失衡、产业软化，严重影响了整体经济体系正常循环，而且造成大片“工业锈带”地区，贫富悬殊、社会分裂。这次新冠大疫来临之际，因制造业缺失，号称世界头号发达国家的美国连最基本的公共卫生安全也无法保障，一片混乱。因此，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清醒，在经济发展战略中切忌盲目模仿美国，坚定而踏踏实实地建设我们的制造业大国、强国。我们说了，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安身立命之本，但金融放任越位发展，不仅不可能安于服务实体经济本职，而且会妨害实体经济的发展，侵蚀中国制造，造成我在本文前面那组数据所反映的工业与金融此消彼长的现象，为什么？原因如下：①金融繁荣使实体经济资金短缺昂贵。放任金融发展而涌现的大量金融机构其服务对象、业态模式异化，轻融资中介，重金融交易投机套利，吸噬挤占大量资金在金融市场空转。央行虽然不断放水，增加货币投放，但资金却被金融机构截流在金融交易套利市场，很难流入实体经济。流入实体经济的资金也因为众多的金融企业要吃饭分羹，拉长了资金链条，增加了融资环节，环环相套，层层相扣，加大了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不仅融资难，而且融资贵，使实体经济举步维艰。②金融的超额利润阉割了实业投资冲动。制造业等实体产业因为投资周期长，资产流动性差，技术、市场等不确定因素多，风险大，理应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唯此，经济活动才能进入良性循环。但近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误导金融痴迷交易市场自我服务，过高的息差收入，花样百出的业务模式和自营交易套利等原因，使金融投资收益和实体投资收益严重倒挂，颠覆了实业净资产收益率两、三倍于金融投资收益率的基本规律，金融业利润大大超过实体经济。来钱快，赚钱多的金融业示范效应，阉割了实体产业的创业和投资冲动。许多人转而投资创办金融机构，或者投资、投机金融市场，使实体产业发展相对萎缩，后继乏力。长此以往，中国经济将失去持续动力，十分堪忧。③金融业的高薪收入误导青年学子择业。金融业的超高利润不仅扭曲产业资源配置，金融业的超高薪收入待遇还误导青年学生的择业方向。大批优秀的青年学生在选择学习专业时往往选择金融，而不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领域专业。包括许多苦读多年的理工科毕业生也放弃所学，选择金融机构就业。顶尖优秀青年纷纷投身虚拟经济，势必对我国科技和实业发展，以及经济增长动力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与科技竞争关系极大的国家安全产生严重影响。最近，美国国防部创新小组发布的《为中美“超级大国马拉松”做准备》报告，对于美国学生青睐于法律、金融等高薪职业，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学生大幅减少的现象深感忧虑。这些都需要我们从战略层面深刻反省。习近平同志要求我们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首要任务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中之重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要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的任务，首先必须明确两个问题。一是重大金融风险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二是出现这种重大金融风险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承受的代价吗？换句话说，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是否必须采取这种充满风险的金融模式，只能沿着这条一路伴随风险的独木桥小心前行，别无他途。必须像美国一样，一次次接受金融风暴的蹂躏，透支国运，甚至得冒颠覆性风险。要防范化解这些如影随形的金融风险，只能是加强监管，小心防范，这就是现代经济的宿命。果真如此吗？让我们一起来条分缕析。金融风险有各种类型，在许多经济活动中都可能出现，而重大金融风险往往发生在金融交易市场。在金融交易中发生风险概率最大，冲击烈度最高的就是杠杆交易和同样具有杠杆放大作用并有跨市场风险的金融衍生品交易。金融交易市场也有多种类型，让我们以最为典型的资本市场为例。为了给实体经济提供直接融资服务，我们需要发行股票的一级市场，为了给持有股票的股东提供配置资源，转让股份的便利，需要为他们提供一个交易股票的二级市场。而且一级市场的融资能力与二级市场的流动性成正比，息息相关。因此，为实体经济提供直接融资服务，必须有一个交易比较活跃的股票交易市场。毫无疑问，任何交易都存在不确定性，都会有风险，金融交易也不能例外。但是却不一定会有重大风险。从历史和市场实践来看，传统股票现货市场风险有限，重大金融风险往往与杠杆交易和衍生品交易密切相关。杠杆交易与衍生品“创新”的“理由”是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抑制市场波幅和管理对冲风险。融资融券是杠杆交易的主要形式。名义上融资融券是为市场增加流动性的，促进市场双边交易、稳定市场。但市场实践却是另外一回事，在股票市场，无论是投资者还是投机者是否积极入市是要看大市氛围的。熊市或市场冷清时使用融资杠杆的投机者鲜有入市，在市场需要流动性时不可能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当市场进入牛市热闹起来，问题不再是市场缺乏流动性，而是防止市场过热流动性爆棚时，投机者却会利用融资杠杆大举入市，迅速吹大股市泡沫，透支牛市，缩短牛市周期，加大股市风险。当股市泡沫破裂，市场进入下跌通道时，投机者不仅不会继续融资增持股票，也不仅是平仓或被平仓抛售股票，还会反向操起融券工具与其他衍生工具一起做空股市，反方向套利，助推股灾。在市场实践中，融资融券不是逆市场周期提供流动性和有助于市场平稳的管理工具，而是投机者顺周期使用投机套利的工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015年疯狂短命的杠杆牛市转瞬间变成股灾的市场实践，已经充分说明杠杆交易不是善类，而是助涨助跌的灾星。品种纷繁复杂的股指期货、期权，外汇期货、期权，期货期权等场内、场外金融衍生品，无一例外都是以对冲风险、平抑市场波幅的风险管理工具为名堂而皇之设立的。在理论上简单推导，这种说法在微观状态下都可以成立。但放在宏观的横轴和纵轴上来看却是错误的，金融衍生品在多种内外因素的叠加作用下，甚至是小概率事件的影响下将会发生无法估量也无法控制的核裂变，非但不能控制风险，还会造成金融危机。要了解金融衍生品的本质面目，一是可以看看都是些什么人在使用衍生工具；二是应该了解一下市场实践中使用衍生工具的过往案例与后果。在衍生品市场中鲜有实体产业主体参与衍生品交易，个别被金融机构忽悠，侥幸参与“套期保值”者往往赔得找不到北。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的主力机构大多都是对冲基金等以投机套利为目的的金融机构。以外汇衍生品交易市场为例，全球每天外汇交易额大约6万多亿美元，但其中与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有关的交易量只占约3%，97%的交易都属于投机套利。这种交易难道能说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让我们以此为标准来看看使用衍生工具的实际后果。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衍生品交易防范化解风险的具体案例，但是遍访各种财经媒体的金融市场资讯、历史资料，鲜闻有人因使用衍生品交易避险而躲过了风险劫难。却屡屡看到欧美金融巨头因衍生品交易被断送或遭受重创。1995年，为英国皇室理财，有着233年显赫历史的老牌贵族银行英国巴林银行，因日经225股指期货合约和看涨期权交易，巨额亏损而轰然倒闭。美国华尔街“套利之父”约翰·梅里韦瑟创建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拥有两位因期权定价公式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默顿和斯科尔斯、前美国副财长、前美联储副主席等一群金融天才，号称美国有史以来仅见的“梦幻团队”。正是这样的一个衍生品交易规则的创造者，拥有一流资讯，被誉为能“点石成金”，曾创造了骄人辉煌业绩的团队，却在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的小概率事件中濒临破产。不甘失败的他们几乎原班人马东山再起，加强了风险控制，大幅降低了杠杆水平，但还是在2008年大危机中因衍生品交易没有逃脱覆灭命运。在2008年金融海啸中，因衍生品交易而破产和濒临破产的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雷曼兄弟公司、贝尔斯登公司，以及被迫出售自己的美林公司等。摩根大通在次贷危机中躲过了初一，却没有躲过十五，同样因衍生品交易在“伦敦鲸”事件中遭遇重创。除过这些全球金融界的明星巨无霸之外，因衍生品翻船的金融投资者更是不胜枚举。包括一些企图通过衍生品交易对冲风险的企业也自寻烦恼，造成巨额亏损。远的不说，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和香港国泰航空公司都曾先后因套期保值合约、燃油对冲等衍生品交易造成数十亿、上百亿的巨额亏损。近期又发生了中行“原油宝”事件，衍生品交易巨亏300亿。金融衍生品不仅会重创普通市场主体，主权国家也难于幸免，有可能因此遭受金融攻击，也可能被金融机构误导给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金融灾难。希腊被美国投资银行高盛误导深陷债务危机就是典型案例。2001年为“帮助”希腊加入欧元区达标，高盛为希腊量身定做了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案，冲减希腊政府的公共负债率，掩盖希腊政府预算赤字，后来使失去约束的希腊深陷债务危机无法自拔。与此同时，高盛购买了“信用违约互换（CDS）”来对冲明知有风险的对希腊的借贷。不仅如此，高盛还利用知情人地位，廉价收购CDS，做空债务抵押债券，一方面加大了希腊的借贷成本，另一方面使得CDS大涨获取暴利。高盛不仅把希腊玩弄于股掌之间深陷灾难，还和美国评级公司配合默契，引发整个欧元区危机。正如一位在1984年被邀请开始参与华尔街开发金融产品和交易模型，并被认为是他引发了20世纪晚期两次最重大的金融危机的麻省理工经济学博士，理查德·布克斯塔伯在他所著《金融的魔鬼》一书所深刻指出的那样：“我们试图改善金融市场的状态，却直接导致了金融市场的结构性风险，而风险的源头正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创新。”“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增加了金融衍生工具的复杂性，因此不可避免地引发种种危机。复杂性下边潜伏着大灾难。”历史和市场实践，以及开发设计金融衍生品的始作俑者已经十分清楚的告诉我们金融灾难来自于杠杆和愈益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衍生品不是改善金融市场状态，管理金融风险的工具，而是被金融机构用来满足他们的贪婪，投机套利的冒险工具。他们的冒险，会给我们的金融市场和国家带来巨大风险。这种风险，和实体经济没有关系，甚至和正常的金融服务也没有关系，更不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承受的代价。因此，防范重大金融风险不能仅仅依靠被动监管，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金融关进服务实体经济的笼子里，用制度限制他们以“创新”为名为所欲为，自我服务。对于擅长衍生品交易，专事投机套利的海外金融机构，我们也应保持高度警惕。应该鼓励直接投资，限制金融投资。所谓放任金融发展即忽视金融的融资中介服务本职，听信他们在金融交易市场“创新”，将金融交易复杂化，虹吸大量资金空转套利。这样的后果一是使实体经济缺水干涸，二是拉大贫富差距，使经济社会发展难以为继。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并未在经济金融化的道路上停步，从2008年开始的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为美国经济注入的4.125万亿美元大部分流入金融市场，美国股市标准普尔500指数 从2009年3月9日的最低值676点，一路上升至今年2月19日的3386点，不可谓不辉煌。可这种辉煌却和实体经济几乎无关，不仅如此，还使美国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拉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美国前1%的最富有人口拥有的财富占比逐年增长，至2008年已经升至36.33%。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继续一路上升，2019年美国前1%最富有的人口掌握了全美42.5%的财富。此消彼长，占总人口90%的大众拥有的财富和收入水平却连续30年下降，后50%的低收入人群拥有的财富仅占美国财富总额的3%。贫富差距在任何国度社会都难以避免，但是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是丑陋而邪恶的，也是难以为继的。美国在这场新冠大疫中感染失控，死亡惨重，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和暴力骚乱交织。表面上是防疫失当，种族歧视以及治理能力、奇葩总统的问题，但根子却是制度性的经济金融化所必然导致的愈加严重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对于这种不可抗拒的规律现象，我们一定要十分清醒，不可仅隔岸观火看热闹，要赶快筑好我们家的防火墙。招商银行与贝恩财富每两年联合发布的“高净值客户”报告显示，2006年以来我国的财富集中度增长迅速。2018年197万高净值客户拥有61万亿可投资资产，已经占到总额为147万亿的全国居民+企业存款（企业存款包含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的41.5%，而2006年这一比例为16.1%。这种快速增长的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与这些年来快速发展的经济金融化趋势，以及房地产行业的金融化不无关系，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我们应该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不忘初心，检视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目的，努力实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向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过渡。坚决铲除贫富分化的金融温床。历史是一面明镜，对于当今如火如荼的经济金融化，我们应该回顾历史，特别是回顾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后500年以来的历史，看看历史中帝国的兴替周期能告诉我们什么？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历史的发展往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换，其因果关系更是历史的当局者、创造者所无法预料，无法自觉的。7世纪中叶被唐帝国灭亡的西突厥部分部落一路西迁，历经700多年后却在小亚细亚建立起了一个奥斯曼帝国，极盛时期横跨亚欧非大陆。来自东方的西突厥后裔，在这里却阻断了西方与亚洲的陆上商路，迫使欧洲人冒险驶入茫茫大海，开启了影响深远的大航海时代。从公元1500年前后开始的大航海时代，先后造就了西班牙、葡萄牙王国和热那亚城邦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以及美国周期四个不同的“百年周期”，开创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使得欧洲人得以实现了在美洲掠夺黄金、白银、新大陆经济作物，在非洲掳掠贩运奴隶至美洲，用美洲白银购买亚洲商品卖回欧洲的商业循环，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欧洲的滥觞积累了财富创造了条件。这种跨大洋商业模式与原始资本积累方式是这四个依次兴替周期早期共同的特点。虽然在随后的兴起过程中他们各有特点，例如西班牙、葡萄牙等以对新大陆印第安人种族灭绝、暴力掠夺为主；荷兰人采取暴力与商业并举的方式，为顺应日益增长的海洋贸易，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低成本、高效率的远洋船队，成为世界的“海上马车夫”，并建立了与世界商业霸权相适应的股份公司、银行、证券交易所；英国在海洋霸权与武装商业扩张的基础上，完成了工业革命和世界殖民与市场体系的构建；美国在欧洲殖民地的基础上，利用欧洲的人才和技术，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屏护迅速发展，借两次世界大战之机发展起来的工业制造能力，成为全球市场商品的提供者。但是这四个先后兴替的“百年周期”都有着相同的规律，都经历了差不多的兴衰阶段。在早期的兴起和壮大阶段，他们无一不是依靠实业起家和发展壮大，而当他们所倚重的产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就会转向似乎更加轻松快捷、利润更高的金融业。当产业资本大规模进入金融领域之际，一定是这个百年周期最繁荣、财富最充盈的阶段。然而盛极而衰，这也标志着这个周期开始衰退。随着产业资本向金融领域的大规模转移，实业开始萎缩，物质财富开始枯竭，经济逐渐失去动能，金融泡沫逐渐增大，加之新兴经济体的挑战和挤压，周期性的大危机将不可避免地爆发，终究被不可避免地取而代之。西班牙王室为追求更高的金融利润，没有把从美洲掠取的大量白银投入实业，却作为金融财富并投入北方省尼德兰金融中心谋利。无意中增强了低地诸省的经济力量，为自己培养了敌人。独立后的荷兰打败并取代了西班牙，成为了一个新的百年霸主，称雄17世纪。建立在发达的农业、渔业、毛纺业、造船业、航运业基础上的荷兰在为这些产业提供融资服务并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之后，金融泡沫越来越大。18世纪初的荷兰，已经蜕变为主要依赖借贷利息的食利者，他们把大量资金输入海外，导致国内的生活费用和生产成本大幅攀升，国内工业生产日益凋零，海外呆帐坏账越来越多，风光不再。荒唐的是它竟然向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英国放贷，终不免被英国取而代之。荷兰向英国放贷，对于21世纪的今天也不无教益。通过战争和贸易控制了大西洋的英国，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逐步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开始了日不落帝国引领全球的新百年周期。然而工业革命的开启者英国也在资本利润最大化的牵引下舍其兴国的实业之本，求其超额利润的金融之末。从19世纪的后半叶开始，将其储蓄的一半以上投向海外，也成为主要依赖金融收益的食利者，其国运无可避免地开始了衰退。再加上在两次世纪大战中遭受后起的经济军事强国德国的挑战和沉重打击，终被渔翁得利的美国取而代之。以实业立国的美国在1894年其工业产值已经是世界第一。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连续重创和摧毁了欧洲的工业系统，使得美国成为战争中的世界兵工厂和二战后世界制造业中心，占有世界工业制造2/3的产量。美国雄厚的工业能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使美国在战后建立起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关贸总协定、联合国等一整套全球治理体系，开启了美国主导世界的历史新周期。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和自然法则，产业资本稍成气候后向金融领域转移，追逐超额利润是资本的本能冲动，美国也概莫能外。当美国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大发横财，还尚未正式开启美国引领世界的新周期之际，美国资本就按捺不住了，冲进股票市场使用杠杆豪赌。结果引发了1929年金融危机，造成了波及全球的大萧条，差一点断送了美国周期。多亏富兰克林·罗斯福力挽狂澜，实施罗斯福新政。一方面采用经济刺激计划；另一方面采取金融抑制政策，给金融套上了笼头，限制金融交易，把金融逼进了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挽救了美国经济，开启了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第四个周期，创造了美国产业发展更大的辉煌成就。1980年代里根上台之后，抛弃了罗斯福的金融抑制政策。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经济金融化愈演愈烈，脱离实体产业进入金融交易市场投机套利的资本越来越多，投入实体企业的资本越来越少。而投入实体企业的资本也往往是通过股票市场投资，且急功近利，缺乏耐心。1950年代，美国股市的股票持有时间平均为8年，现在已经不到1年。美国公司CEO的任期也越来越短。一方面，企业关心的是取悦华尔街的股价和短期利润、资本效率，对需要长期研究和革命性发展的研发投资缺乏兴趣，使美国经济失去了持续动力。另一方面，为了降低成本，追逐利润，将生产大规模转移海外。虽然跨国巨头们赚的盆满钵满，但却导致了美国产业空心化，实体经济大幅萎缩，出现大面积铁锈地带。也使美国经济社会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供应，抵御风险能力很差。这次新冠疫情，让美国深受产业空心化之苦。经济金融化是500年来每个资本主义历史周期由鼎盛走向衰亡的宿命，不同的是美国周期的金融化程度更高，问题更严重。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此消彼长，当年实业立国的美国已经变成金融立国的国家，金融收益和金融财富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构成。一方面，华尔街为了攫取更多的利润，以金融创新为名，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金融衍生品交易、杠杆交易、高频交易和大宗商品交易中投机套利，使美国的金融更加危险。另一方面，美国使用美元霸权和金融工具，在全球资本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收割发展中国家，破坏实体经济。越来越大的金融泡沫和利令智昏的华尔街终于引爆了2008年金融海啸，使美国的国运发生了由盛而衰的转折。不思悔改，也不可能悔改的华尔街在美国实体经济持续疲软的条件下，依然疯狂地吹出了一个让不少国人艳羡的十年牛市“奇迹”，继续在透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美国国运。美联储等监管机构在华尔街的游说下，近日刚批准修订为补救2008金融危机约束华尔街，执行仅六年的“沃尔克规则”，为华尔街松绑，增加华尔街的盈利空间。美国对金融化的执着，是资本的执着，是历史规律使然，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从伊比利亚周期开始，荷兰周期、英国周期和今天的美国周期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经济，或者说500年来主导世界经济的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到一定程度都必然会进入经济金融化阶段。金融化是其发展的顶峰，同时又是其衰退的开始，这似乎是一条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如今，方兴未艾的中国经济远未达到顶峰，却过早地出现了经济金融化迹象，需要我们高度清醒，提高警惕。
四、资本主义的周期不是社会主义的规律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况且我们今天所从事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是对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包括与我们共存的资本主义的批判与继承，是扬弃中的创造，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新的伟大历史的开创。我们不是因袭，我们正在遵循我们的历史、传统、国情和社会实践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与规律。因此，500年来交替发生的百年周期是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一面镜子，它启示我们不能因循执迷，应该跨越超越，另辟坦途。要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应该清醒认识资本主义金融就像感染力极强的新冠病毒一样，不能佛系浪漫，不能像特朗普那样瞪眼瞎说。必须高度警惕，严防死守。正如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尼克·哈诺尔所说“病原体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们变成大流行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应该正视美国金融病毒，像防治新冠病毒那样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避免其在我国大流行，破坏我们的国运。要避免被金融误导陷入资本主义周期命运，最重要的是清醒的社会主义制度自觉。（一）用社会主义制度重塑金融。社会主义发展目的是为全体中国人民谋求最大利益，即社会利益最大化，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资本利润最大化。在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体系和制度范畴之中，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天经地义，金融自我服务以创新为名使金融市场复杂化、风险化，产业空心化，贫富两极化而无所顾忌。虽然他们不乏有识之士忧虑、批评金融异化妄为，但却无力改变这种愈演愈烈的趋势，“无可奈何花落去”，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悲剧。这种金融异化的悲剧唯有社会主义可以避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发展观要求金融的发展观必须也是社会利益最大化。要求金融为全社会的利益服务，为实体产业服务，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提供服务。而不允许金融以创新为幌子效仿美国，以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名，行自我服务之实的金融交易化、复杂化。不仅如此，重要的是我们有社会主义发展价值观下的制度优势。我们可以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下，制定在资本利润至上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的，为人民而不是为资本的新型金融制度，规范金融服务，抑制金融放任发展，抑弊兴利，使金融有所为，有所不能为。这就是我们的制度优势，这就是我们能避免资本主义“百年周期”的理由、底气与法宝。但是，一切取决于我们有无制度自觉。（二）在金融领域倡导简单哲学。在这个世界上，简单，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境界——人与自然关系简单，经济社会关系简单。尽管现实世界远不是那么简单，我们还是应该向往简单。尤其在社会治理、经济运作方面，我以为最佳状态应该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而不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越搞越麻烦，越搞越复杂。在金融问题上，我们目前就有复杂化倾向。本来金融很简单，就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中介服务。要提高服务水平，搞金融创新当然可以，但创新的前提是为客户提供低成本、高效率、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而不是故弄玄虚的复杂化。可是我们却“错把他乡当故乡”，把借复杂化自我服务的美国金融视为圭臬，把杠杆化、衍生品、计算机高频交易等十分凶险的金融流行病当作现代金融市场的标准配置。其实我们错了，这些我们艳羡不已的美国金融原本不需要如此复杂，复杂不仅与金融服务无关，而且让美国金融更加危险。最近《纽约时报》刊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一篇文章《我们是怎样破坏这个世界的》，文中不仅讲述了新冠肺炎与人类对物种自然平衡的破坏等其他问题，而且讲金融衍生品交易使“我们都进了赌场”，“我们突破了金融常识的界线”。说“这一次可能更加危险，因为计算机交易现在占全球股票交易的一半以上。这些交易员利用运算法则和计算机网络以千分之一秒或百万分之一秒的速度处理数据，买卖股票，债券或大宗商品。”认为这些都是对现代世界的破坏。因此，我们必须十分清醒，金融市场复杂化绝不是先进，而是灾难。我们必须急流勇退，坚决反对金融复杂化，倡导金融简单哲学，让金融老老实实地做融通资金的中介服务，做它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政策当局和监管者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金融价值观，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底线原则，注重政策的作用力方向研究，在面对金融机构的“创新”申请时，一定要审视评估，实证分析所谓服务实体经济的服务方式、传导路径、业务流程。坚决抵制借服务实体经济之名、创新之名搞金融复杂化自我服务。当今世界，网络化的金融高度复杂并不总能为人所透彻了解或观察至清，加之又具有流行病学中的传染一样的传播能量，十分凶险。因此，我们监管当局要有清晰的防疫抗病毒意识，要有定力，要能顶的住监管套利者的游说，和金融中心之间竞争的诱惑和压力，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坚守金融服务初心，坚持简单哲学。经济金融化是资本主义向周期顶峰冲刺并导致早衰的制度性宿命，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有能力有可能超越这种历史局限。然而，前提是必须有高度的制度自信，清醒的制度自觉！让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持“四个自信”，不忘初心，解放思想，破除美国金融迷信，重新构建社会主义金融服务制度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服务、奋斗！
【作者介绍】张云东，中国资本市场筹组与监管资深人士。1988年进入深圳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从事股份制改革与中国资本市场创建工作。1990年，按照国务院要求，主笔起草了中国资本市场第一部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深圳市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规定》。1992年至1993年，参加内地企业赴香港上市中港联合小组法律专家组，参与H股法律文件制定的讨论与谈判。1993年，参加组建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1994年至1995年，借调证监会任发行部副主任，期间参与国务院关于B股、H股条例起草。1996年任深圳证券监管办公室副主任，2000年起任深圳证监局党委书记、局长，深圳稽查局局长。在其任上多次打响监管第一枪，并在资本市场进行了一系列监管创新与制度创新。2012年自深圳证监局局长任上退休后，张云东仍继续关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资源配置方向和国家金融安全，笔耕不辍，发表了许多具有深刻见地的文章。其在2015年5月发表的《政策的作用力方向与国家战略》（网络转载名《 "新自由主义"正在误导中国股市》）曾成功警示杠杆资金对于市场的危害，对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2019年4月发表的《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与政策选择——兼议培育牛市、呵护慢牛》提出要改变金融机构以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幌子的金融创新自我服务，将其导入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改变牛短熊长，要么疯狂，要么死寂的尴尬局面，重新按照资本市场的定义选择制度与政策，用制度去引导和规范资本市场的各类行为主体，在资本市场内外受到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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