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中国为什么要远离“请君入瓮”的踢屁屁（TPP）

点击：  作者：贾根良    来源：《探索与争鸣》  发布时间:2015-10-08 12:37:34

  

 

       原标题：中国为什么要远离请君入瓮的TPP

 

当前我们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这才是我们正确认识TPP的指导思想，而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则是误国误民。

 

　　自2009年特别是2011年美国入主TPP以来，在中国是否加入TPP的问题上，国内出现了反对和赞成的两种对立观点。但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双方都没有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这种重大部署的战略高度，对能否加入TPP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都涉及到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经济史研究说明，作为参与国际分工的不同方式，“好的贸易”和“坏的贸易”对国家贫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我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经济史透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催生了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特征的“新国际分工”，与原先以原材料(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生产的“旧国际分工”不同，“新国际分工”是以产品内分工为特征的。目前国内外流行的看法是，全球价值链分工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门槛，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通过成功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了经济腾飞。在2013年6月24~26日召开的“全球价值链与经济结构调整”国际讨论会上，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超致辞说，世界各国应该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维护自由贸易秩序，加强国际间经济政策协调，通过全球价值链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些流行的看法对经济理论的研究提出了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其一，“新国际分工”是否改变了“旧国际分工”时代国家致富的基础?其二，我国能否通过自由贸易秩序之下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实现经济崛起?

 

　　回答第一个问题，必须从世界经济史谈起。在历史上，英美的经济战略家区分了对国家贫富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好的贸易”和“坏的贸易”两种参与国际分工的不同方式。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崛起前，英国的精英阶层经过长期摸索终于认识到，“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工业制成品”是“坏的贸易”，而“出口工业制成品并进口原材料”则是“好的贸易”。恰如英国国王乔治一世1721年在英国议会开幕时经人授意在开幕词中对英国这种经验概括的：“输出制成品并输入原料，对于公共福利的促进显然是再有利也没有的。”确凿的经济史研究说明，这种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不仅是英国崛起也是产业革命在英国爆发的前提条件。

 

　　从18世纪初直到20世纪80年代全球价值链的兴起，英、美、德、日、韩等目前的发达国家在其处于欠发达地位时，无一不是通过对民族工业的扶植及其国内市场的保护，在国际分工中通过从“出口原材料、进口工业制成品”到“进口原材料、出口工业制成品”的历史性转变实现国家崛起的。在当时，与报酬递减和完全竞争的原材料生产不同，制造业因具有熊彼特所说的“历史性报酬递增(技术创新加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特点，从而成为富国裕民的基础。那么，为什么发达国家要遵循“进口原材料并出口工业制成品”的基本原则呢?这是因为相对于原材料生产而言，工业制成品包含着更高的附加值、更高的利润、更长的产业链和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工业制成品的附加值又为什么高于原材料呢?原因就在于制造业在当时具有最高的进入壁垒，例如最高的固定成本和熟练的技术工人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价值链大发展之前，由于整个工业的价值链主要局限在一国之内，因此，一国只要抓住了工业，也就抓住了高创新率、高附加值、高工资和高就业的高质量经济活动，这是英、美、德、日、韩为什么在工业落后时期对其幼稚工业及其国内市场实施保护的根本原因;如果没有这种保护，这些国家的工业不仅不可能具有国际竞争力，更不可能取得国际领先地位。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国际分工”中，由于全球价值链在国家之间的分解，原先只有制造业才具有的历史性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之特征在农业和服务业中也出现了，但它们都集中在发达国家所有产业中所掌控的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而发展中国家则在这种“新国际分工”中处于那些惯例化的、低附加值的、几乎没有创新机会窗口和进入壁垒很低的价值链低端环节。

 

 

　　那么，这种“新国际分工”是否已经改变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中心—外围结构?实际上，全球价值链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在19世纪的旧殖民主义时代，西欧殖民者就是通过贸易驱动(购买者驱动)的咖啡价值链，把拉丁美洲的咖啡种植者纳入到全球商品链之中的。在经济学文献中，早在“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出现之前，“全球商品链”就被用于描述这种经济结构，两者的区别只不过是对产品内分工和产业间分工的不同描述而已。就其经济学含义而言，在旧殖民主义时代，所谓的殖民地就是沦为宗主国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地和原材料来源地。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今天，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也从“旧国际分工”时代的工业制成品与原材料之间的进出口结构，转变为“新国际分工”时代的价值链高端与低端的交换关系，但其报酬递增活动与报酬递减(至多是报酬不变)活动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正是由于上述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发展经济学的经典命题即“经济发展的出路在于工业化”已经不再成立，现在只有各产业的价值链高端环节才具有富国裕民的机会窗口，虽然工业的价值链高端环节在其中仍居于核心地位。因此，作为国家致富的基本原则，“进口低端产品、出口高端产品”的准则，就替代了过去五百年世界经济史中屡试不爽的“进口原材料、出口工业制成品”的格言。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时代，“进口低端产品、出口高端产品”是“好的贸易”，而“进口高端产品、出口低端产品”无疑是“坏的贸易”。不幸的是，由于我国遵循比较优势原则，通过引进外资和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嵌入全球价值链，在国际分工中一直被压制在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低端，造成了外贸结构的严重失衡，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就已经陷入了低端产品出口大量过剩和高端产品大量进口的“坏贸易”的陷阱。

 

　　这种“坏贸易”的陷阱使我国日益陷入“贫困化增长”的境地。所谓“贫困化增长”就是虽然经济高速增长，但国民福利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持续减少。现在，苹果手机价值链全球分布的故事可以说是人尽皆知的。据公开资料显示，在苹果17个生产工厂中，有14个工厂位于中国境内，而2010年，苹果公司每售出一台iPhone手机，就独占其中58.5%的利润;而作为其组装地的中国大陆相关业者却仅能获得1.8%的利润。另据报道，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手机出口增长了十倍，占全球市场的比重接近八成，但99%的利润都被美国的苹果和韩国的三星两家公司赚去。2012年，出口非洲一部售价300~400元人民币的手机，获取的纯利润大约在2~3元，利润不到1%。即便是这不到1%的手机出口利润也是靠出口退税获得的，“手机等家电行业的出口退税率是17%……这就是为什么只有2%的毛利率，大家都还在这个行业里继续挣扎的原因”。也就是说，内销产品必须交纳17%的税，而出口却不需要纳税，这无异于我国用纳税人的钱补贴外国消费者。至少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的出口基本上都是靠出口退税维持着，从事着“赔本赚吆喝”的生意。那么，这种出口增长的结果如何呢?我国社保基金2010年余额仅8566亿元人民币，养老金的空账规模目前高达1.3万亿元人民币，而2010年一年的出口退税是7300亿元人民币，2012年已经超过1万亿人民币。换言之，我国有钱补贴外国消费者，却无钱给居民交纳养老金。

 

　　我国这种从价值链低端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已经走向了较为荒谬的地步，同时它也证明了“新国际分工”并没有改变“旧国际分工”时代国家致富的基础。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时代，我国只有抓住高附加值的价值链，才能摆脱在这种“新国际分工”中“担水劈柴”的地位，这也是我国之所以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根源。其中，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如果要改变这种“进口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并出口低附加值的低端产品”的贸易格局，我国只有通过压缩低端产品的出口和扩大内需的结构调整，逐步地实现向“出口高端产品并进口低端产品”的高级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是：我国通过哪种途径才能改变目前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呢?

 

加入TPP将彻底瓦解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可能

 

　　我国能否通过自由贸易秩序之下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实现经济崛起?流行观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其虽然看到了我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困境及其转型升级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但却认为自由贸易是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正确途径，提出的对策无非是：通过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大对核心技术的投入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措施，从目前利润微薄的加工和组装等价值链中游环节，向利润空间丰厚的上下游延伸，在跨国公司所掌控的全球价链中实现从低端到高端的逐步升级。但是，许多学者如格雷菲和刘志彪等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可以实现工艺和产品的升级，但对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功能升级和部门间升级却缺乏经验支持，而这两种升级对于从产业价值链低端到高端的升级至关重要。霍布德等人的研究说明，全球价值链甚至构成了本土企业推进这两种升级的障碍;宋磊等人认为，模块化生产阻断了落后国家试图从全球价值链低端入手对发达国家进行追赶的道路。

 

　　既然流行的观点只不过是不可行的“一厢情愿”，发展中国家是否就无路可走了呢?发达国家崛起的经济史给我们指明了另一条道路：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德国、日本，这些历史上的发展中大国在处于欠发达地位时，无一不是拒绝从初级产品生产入手融入当时领先国家以工业为龙头的“全球价值链”，而是通过关税保护等措施在国内创建新生的工业并构建工农业国家价值链实现崛起的。美国的经验非常典型：在美国独立前后，亚当·斯密和萨伊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反对美国用人为手段发展工业。用现在“全球价值链”的语言来说，亚当·斯密给美国提出的建议就是，通过给英国提供工业原材料和农产品，加入到由英国主导的全球工业价值链之中，自由贸易会自然而然地使美国实现从农业到工业的转型升级。

 

　　但正如李斯特指出的，“在美国方面，健全的常识与对国家需要的直觉认识，胜过了对理论主张的信从，他们对理论家的论据作了彻底考察，结果发现这种理论的信徒对于自己所坚持的理论要点，却不愿意付诸实施，这就使他们发生了极大的怀疑”，因而，美国人民坚定地拒绝了自由贸易理论。在美国工业无法与英国等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情况下，“美国的制造商不能企望那些较老的国家供给一个大市场，而必须在国内创造市场，同外国的产品进行竞争”。因此，正如美国的一位经济史学家写道，“我们商业政策的基调从一开始就是为国内制造商保留国内市场，而排斥外国竞争的”，美国采取的手段就是关税保护和排斥外国直接投资。

 

　　继英美崛起之后，德国、日本和韩国的后发工业化之所以获得成功，还得益于一系列新的制度创新。除采取工业关税保护外，这些国家还采取了兴建国有企业、对农业保护、政府通过银行业分配和协调工业信贷等措施。著名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隆通过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国家工业化史的研究得出结论说：一国经济越落后，特殊制度因素如政府干预和银行分配信贷在工业化中的作用就越大，其强制性和内容的广泛性也就越显著。在目前的WTO框架下，虽然这些先发工业化国家曾经采取过的一些措施被禁止了，但仍允许发展中国家对上述国有企业、农业保护和金融业问题享有自主权，允许未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的国家使用政府采购支持自主创新。因此，在WTO框架下，虽然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技术经济追赶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但仍存在着追赶的可能。

 

　　而在美国主导的所谓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TPP中，发展中国家在WTO框架下对国有企业、农业保护和金融业等方面的自主权被禁止了，发展中国家技术经济追赶所能采取的政策空间被极大压缩了。TPP的覆盖面远远大于一般自由贸易协定，目前在谈判中涉及的议题除工农业产品贸易零关税外，还包括投资协定、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金融自由化、环境、服务贸易、劳工、原产地标准和电子商务等议题。我国加入TPP，将瓦解自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努力。

 

　　首先，无例外的工农业产品贸易零关税和知识产权问题。TPP的零关税将为美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高端产品全面占领我国市场创造条件，我国产业的价值链高端将彻底地被跨国公司控制，完全丧失在全球价值链中从低端到高端转型升级的可能性。加入 TPP与我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既定战略是背道而驰的。在知识产权方面，发达国家通过“反向工程”甚至技术“偷窃”行为取得领先地位后，1995年，通过制定“WTO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全面遏制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人们形象地把这种行为称作是“由过去的偷猎者转变为狩猎者”。恩道尔指出，奥巴马已经把《反仿冒贸易协定》秘密编入遏制中国的TPP之中，华盛顿美国贸易代表署的协定发起人宣称《反仿冒贸易协定》旨在确立国际性法律框架，以打击假冒品、学名药和互联网侵权行为，并在现有体制(如世贸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或联合国)外新建一个管理机构。事实上，多国政府、议会机构和其他组织的调查显示，《反仿冒贸易协定》旨在避开世贸组织和其他国际性仲裁机构，并捏造理由来查封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商品，甚至无须确凿的仿冒证据，只需宣称有“合理理由”怀疑。

 

　　其次，国有企业问题。TPP提出了全新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提案，该议题要求消除国有企业补贴、消除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所给予的特惠融资措施、保护外国私营企业经济活动、撤销政府采购的优惠偏好等内容，其目的就是扼杀发展中国家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力量。按照格申克隆的理论，一国经济越落后，它就越没有现代企业组织与发达国家富可敌国的国际垄断企业相竞争，这就需要国家通过建立国有企业，创造比较优势，引导私人经济进入报酬递增的高端经济活动之中。在这方面它发挥着特殊企业家的作用，是发展中国家先进技术和先进组织的引导者，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国有企业的产值在新加坡的GDP中仍占20%的原因。即使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桑巴特也高度赞扬国有企业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国有企业“不仅有助于建立一种工业的原型范例，而且也有助于确立这种新型组织的步调和型态。由于国有企业创造的需求，国有企业常被用作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催化剂。这些企业是如此地不可或缺，以至于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解释不能将之忽略——尽管国有企业的观念起源并不在于推动资本主义——它们却通过成千上万的途径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最后，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和政府采购问题。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上，美国拒绝在TPP中采用WTO的“国家间争端解决”方式，主张当外资企业遭遇争端时，诉诸于“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方式，直接委托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解决。由于“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赋予企业起诉国家的权利，弱化了东道国对外来投资及其投资者的控制权，而且ICSID是世界银行集团的机构，受到美国支配，其裁决有利于美国及其公司在所难免，所以该条款引起了TPP谈判方的极大争论。例如，澳大利亚就指出，不会赋予美国投资者在超国家机构下对澳大利亚提出仲裁或司法程序的权利。TPP要求成员国都必须开放政府采购市场，而在WTO框架下，WTO政府采购协议(简称GPA)属于自愿加入。自1994年以来，由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反对GPA的构想，GPA并没有取得任何大的进展，目前其成员主要是发达国家或地区，拉丁美洲没有一个国家加入，所谓的“金砖五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和中国)除中国外，无一打算加入GPA。

 

 

企图以TPP围堵中国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

 

　　从上述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TPP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造成巨大危害的“华盛顿共识”的升级版，其制度规则只有利于处于优势地位的发达国家。如果我国加入TPP，美国和日本将联手通过TPP全面遏制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努力。发达国家经济崛起的成功经验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规律：在一国的高端产业或价值链高端产品无法与领先国家竞争时，就必须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对其加以保护、扶植和培育。按照这种规律，高度自由贸易的TPP在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期内不适合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国内占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无视中国国情，无视“华盛顿共识”给广大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巨大灾难，武断和教条地认为经济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样是有益的，这就为美国经济战略家针对中国所采取的TPP战略创造了条件。

 

　　在笔者看来，美国在TPP上对中国采取了“欲擒故纵”的战略，故意不邀请中国，使中国产生在国际贸易中被孤立、将丧失海外市场的焦虑感。美国经济战略家深知，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国内占统治地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按照其理论会不断地渲染和夸大不加入TPP的严重后果，最终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推动下，诱使政府在较长时期犹豫、观望之后，下决心加入到TPP谈判中。然而，一旦我国介入TPP谈判，就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陷入到再也无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陷阱之中，最终使美国经济战略家达到“请君入瓮”的目的。

 

　　最近两个月来国内舆论在加入TPP谈判上的呼声高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自今年6月份以来，从过去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加入TPP的时机不成熟，已经转变到媒体上发表的文章绝大多数认为我国应该尽快加入。但是，目前国内提出的赞成加入TPP的理由都是不成立的。

 

　　首先，那种把TPP 看作是先进贸易制度的观点缺乏最起码的历史常识。这种观点似曾相似，英国取得工业领先地位后在19世纪40年代就曾大力宣传这种观点，但经济史学家们早已揭露了“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实质，揭露了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英国自身利益而打开别国市场而已。如果说自由贸易代表先进发展方向，那么，英国在历史上大肆宣传这种观点后，为什么又通过1915年的“工业保护关税”和 1932年的“渥太华协定”重新走上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老路呢?在世界经济史上，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之争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它只不过是代表着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国家的利益诉求而已，并没有什么先进制度与落后制度之说。有人建议我国在明年主办APEC峰会时提出融合TPP和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的简称)的倡议，这个主意显然无视这两个组织不同的利益诉求，正中美国经济战略家的下怀，这就是迷信TPP是先进贸易制度的恶果。

 

　　其次，那种认为替代TPP的思路不可行、早日加入TPP可以提高中国对新一代贸易规则制定话语权的观点也是天真的和草率的。这种观点既不考虑TPP的性质，也不考虑加入TPP有害还是有利于我国国家利益，而是天真地相信强者设定的规则范围是不可挑战的，我国只能在美国画的圈中讨价还价。如果TPP不符合我国国家利益，不符合亚太地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加入它难道不是“助纣为虐”吗?而且，在美国主导、美日联盟的情况下，所谓提高我国对贸易新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只不过是幻想而已。在对外经济关系上，RCEP在亚太地区显然是替代TPP的一种思路，而且是比TPP更可行的道路。除此之外，我国还可以实施比RCEP更有发展空间的“亚欧大陆发展战略”，甚至可以向“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共同体”提出与拉丁美洲33国建立33+1自由贸易区的动议。我国并不是除了TPP无路可走，而是可走的路很宽广。从这个角度来看，企图以TPP围堵中国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而已。

 

　　最后，那种认为如果我国不加入TPP将丧失对美日一部分出口市场的观点严重地夸大了TPP的影响，而没有认识到这种贸易转向的某种“积极”作用。按照流行的观点，如果TPP在我国不加入的情况下成功地签署实施，那么，我国对美国和日本的出口企业将受到直接影响，因为它们将直接面对来自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生产商的不平等竞争。日本人斋藤德彦在分析我国缘何改变对TPP置之不理的态度时，甚至把这一因素看作是关键性的：“中国开始谈及此前从未涉及的参加《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问题。这一动向的背景是，中国对本国可能被排除于世界贸易秩序之外感到焦虑。‘中国模式’就是作为‘世界工厂’而大量出口产品，但这一模式并非坚如磐石。中国国内的人力费用正在急剧上升，在‘廉价’这一领域已被东南亚赶超。如果越南加入TPP并获得关税减免，今后中国在竞争中还将陷入更加不利的局面。”

 

　　确实，TPP由于越南等低端产品向美日出口的增加，将减少我国低端产品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但我国没有必要为这种贸易量的减少而担心，因为这正是我国结构调整所要压缩的出口。赞成加入TPP的人之所以对这种贸易量的减少大惊失色，原因就在于没有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认识这一问题。试想，如果要实现从“进口高端产品、出口低端产品”到“进口低端产品、出口高端产品”的历史性转变，不压缩这种出口怎么有可能达到这一目标呢?既然这种低端产品出口的减少是与我国压缩这种出口的目标不谋而合的，我们还有必要对TPP恐惧吗?如果从我国转型升级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我们恰恰可以得出与赞成加入TPP相反的结论：为了与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国争夺对美国和日本低端产品的出口而加入TPP，无疑将阻碍我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而不加入TPP，TPP国家的这种贸易转向无疑将“倒逼”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正如201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当前我们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笔者认为，这才是我们正确认识TPP的指导思想，而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则是误国误民。按照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应对危机的战略部署和201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我国应该通过国内经济一体化加快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从而加快进出口结构的调整。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仍支配着政策制定，我国在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上进展缓慢。如果我国在几年内仍不能取得明显的进展，那么一旦TPP国家谈判完成，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将面临巨大困难，美国通过TPP围堵我国产品海外市场的目的确实将有可能得逞。因此，笔者希望我国政府不要被赞成加入TPP的错误观点所误导，坚定地拒绝加入TPP，把精力完全集中到加快进出口结构的调整和新的战略布局上，否则，我国将彻底丧失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