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1月8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40周年纪念日。我院连载水石的纪念文章《周恩来的忠诚》，以追思和学习周总理的崇高品质。此为第一篇“忠于信仰”。

　　忠诚是领导者的基本道德要求和责任，是政治家的基本品格和安身立命的根本。世界各国均把忠诚作为共同的价值取向，但是忠诚于谁，不同的国家、不同时期有着很大差异。周恩来忠诚于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忠诚于中国人民、忠诚于中国共产党。

　　忠于信仰。他是忠贞的爱国主义和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充满坎坷布满荆棘的征程中，没有丝毫的动摇，为之奋斗终身。

　　作为心灵产物的信仰，是人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某人或某物极其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或榜样。信仰是人生的价值标准，奋斗目标，前进力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信仰。周恩来是忠贞的爱国主义和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充满坎坷布满荆棘的征程中，没有丝毫的动摇，为之奋斗终身。

　　周恩来从少年时代起就表现出炽烈的爱国主义热情。1910年，他12岁时离开家乡，先是到东北的铁岭、沈阳读书，后又转到天津求学.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频仍，国家破败不堪。有一次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同学中有的说是为了帮父母记帐，有的说是为了谋个人的前途。少年周恩来坚决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不久他又在一篇作文中发表看法，认为中国要图富强，应该从根本做起，把教育办好。国文老师读到这篇作文后十分高兴，在卷末批了这样几句话：“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心长语重，机畅神流。”这时周恩来年仅14岁。此后，为了救国救民，周恩来经历了艰苦的探索，东渡日本，留学法国，追求真理，矢志不渝。1917年9月，周恩来东渡日本，临行前写下了那首抒发他青年时期救国抱负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并给同学写下临别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1920年冬，周恩来到法国勤工俭学，为的是进一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反复的推求比较之后，周恩来于192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在他入党不久，从国内传来觉悟社社员黄爱被湖南军阀杀害的消息，他悲愤地写信给觉悟社：“黄爱的这个死耗彻底坚定了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我相信我将不会辜负死者。”“我认定的主义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在信中还附有《生死别离》一诗，诗中写道：

　　壮烈的死，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生别死离，

　　最是难堪事。

　　别了，牵肠挂肚;

　　死了，毫无轻重，

　　何如做个感人的永别!

　　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那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从此，他以崇高的共产主义为其毕生的信仰追求，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

　　周恩来指出，共产主义旗帜是需要以鲜血来染她，共产主义前途是不可坐等而来的，要把共产主义远大方向落实在具体的路线和策略中，而这种路线和策略应当是符合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具体情况，如他当初旅欧时所强调：“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因此，他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对共产主义实现的急躁情绪，把明天的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走上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另一种是忘掉了共产主义方向，忘掉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方针，迁就或同化于人家，犯右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在民主革命早期，周恩来就指出：“要知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同样反对两种倾向，提出了近似当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即：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方向性，指出：“我们是为了社会主义而奋斗，这是清楚的。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点，麻痹起来，就会发生政治性错误，就会失掉这个前途，就会与资产阶级混同起来。丧失前途，丧失立场，混同思想，那是很危险的。”因此，忘记了大方向的共产党员，当然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另一方面，指出社会主义的长期性，“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是个相当长的时期，”有人却以年月计，实际上“现在不好‘算命’。”因此，脱离了党在特定阶段下的现实路线的共产党员，同样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周恩来从1919年参加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开始，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而又光荣伟大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上海工人武装斗争，南昌武装起义，白色恐怖的地下斗争，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战，抗日大后方的统战工作 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和平谈判，人民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恢复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克服“大跃进”后的经济困难，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斗争历程，其间有顺境也有逆境，有成功和胜利的喜悦也有挫折和委屈的苦闷，有的人退却了，有的人沉沦了。周恩来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百折不挠，遇挫弥坚。

　　在革命战争年代，周恩来坚定的信仰是夺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遭受了两次重大失败。一次是，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另一次是，1934年由于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中共，致使白区共产党组织遭受毁灭性打击，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进行万里长征。周恩来面对失败，从不灰心丧气，而是满怀信心，英勇奋斗。1927年3月，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4.12”、“7.15”反共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共奋起反击，周恩来受命领导“8.1”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周恩来又受命与博古、李德组成三人团，指挥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周恩来从失败中总结了教训，认识了真理。1934年12月，在“通道会议”上支持毛泽东改变红军行动方向，流转了被动局面。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路线，举荐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常委。之后，辅助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胜利到达陕北。之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周恩来代表中共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与国民党谈判。不论白色恐怖多么残酷,武装斗争多么激烈,深入虎穴谈判多么尖锐,面对之敌多么狡猾,他总是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光明磊落、坚定沉着地进行斗争。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为参加国共两党谈判，乘汽车在去西安路经劳山的路上遭遇土匪伏击。他临危不惧指挥随同人员抗击敌人，与死神擦肩而过。在重庆和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谈判，多次遭到国民党特务盯梢、威胁、恐吓。他泰然处之，与国民党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6年11月，国民党当局彻底破坏了和平协议，国共谈判破裂。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举行告别性记者招待会。用铁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并宣告，中共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斗争到底。中共只要紧靠人民为人民服务，必能成功。当记者问到他何时再回南京时，周恩来说:“南京，我们总是要回来的。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国民党打不下去了，再回到政协协议上来，请我们回来;另一种是国民党越打越垮，人民打回南京来。我看这后一种可能性很大也很快。”周恩来充满信心地讲话，使记者们乃至全中国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胜利的希望。离开南京后，周恩来随毛泽东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不到三年人民解放军就解放了南京，夺取了全国胜利。

　　在和平建设时期，周恩来坚定的信仰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新中国诞生后，周恩来担任开国总理长达26年。这26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领导人民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使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傲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周恩来肩负着新中国经济建设主要组织者的重任，为之耗费了大量心血。建国初，为了收拾国民党政权遗留下来的财政经济的烂摊子，周恩来向党中央建议，把陈云从东北调来北京，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他积极支持陈云等同志大刀阔斧地开展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结束了自抗战以来连续十二年使我国人民深受其苦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财政收支接近平衡，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周恩来坚决执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正确方针，有力地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进行，并在短短三年时间奇迹般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在此基础上，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组织实施了以156个大型项目为主体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国家经济建设顺利发展的情况下，一度出现急躁冒进的现象。周恩来等同志及时觉察到这一情况，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并采取措施，保证经济建设继续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到1956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为国家工业化初步奠定了基础，并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中国人民几年时间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从1957年9、10月间的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周恩来等同志反对急躁冒进的正确主张受到批判。随即，党内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膨胀，“大跃进”运动迅速兴起。仅仅过了一年，就受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到1960年，陷入了极度困难的境地。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周恩来在国务院审议国家计委报告时，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在毛泽东支持下，他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一道，采取一系列正确政策和果断措施，排除重重困难和阻力，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调整。1962年底，全面调整工作初见成效，国民经济在连续两年大幅度下降后开始上升，到1964年全面好转，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殚精竭虑，苦撑危局，运用高超的斗争艺术，努力减少严重内乱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保证国计民生最基本的需要，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同时，千方百计地保护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著名民主人士和专家学者。他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原则运用求同存异的外交智慧，以小球转动大球，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联合国的大家庭。1974年，周恩来在患癌症后还与毛泽东谋划建设四个现代化中国的宏伟蓝图。1975年1月13日，他抱病在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国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他指出：“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1976年1月，周恩来在病危弥留之际，让夫人邓颖超给他放“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长征组歌》唱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满怀深情地低声吟唱《国际歌》：“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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