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岁的英国共产党员：毛泽东是“社会学界的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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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作者：记者来源：战友发布时间:2016-10-30 12:39:52

在金庸的小说《倚天屠龙记》的结尾，有这样一句话：张三丰瞧着郭襄的遗书，眼前似乎又看到了那个明慧潇洒的少女，可是，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

活了过百岁的人的故事中，总会带着这样沧桑的岁月感，而今天圈哥要给大家讲的这个百岁老人的故事，也是如此。

故事的主人公叫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出生于1915年的她今年已经101岁了。她拥有加拿大和英国双重国籍，但中国却是她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可以说她是用自己的一生见证了中国这一个世纪的故事，和中国共产党95年来的发展。

伊莎白拿着自己年轻时的照片

伊莎白本人也是共产党员，她信仰共产主义并一生追随，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也是目前唯一健在的、来自西方国家、享受中国政府特殊待遇的外国老专家。

从传教士之女到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者，扎根在中国

1915年，伊莎白出生在四川成都。父亲饶和美（HomerG.Brown）和母亲饶珍芳（Muriel J.Hockey）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任教，他们都是来自加拿大的基督教传教士。伊莎白的童年和少女时代，有一半时间在中国度过。小时候，父母常带着伊莎白在四川山里游玩，接触到很多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人群，也让伊莎白渐渐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

伊莎白父母的身份证

高中毕业后，伊莎白回到加拿大继续学业。1938年，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一年，23岁的伊莎白从多伦多大学儿童心理学硕士毕业，她选择回到了中国。“我从小就经历过四川地区军阀混战,还常常捡子弹壳玩,因此并不害怕战争。”伊莎白这样说。

少女时期的伊莎白和父母

当时日军截断了中国的海盐供给路线，内陆盐价暴涨。中华基督教协进会计划在兴隆场筹建一个食盐供给合作社，使当地百姓免于受苦。伊莎白受雇于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来到了兴隆场。

她的任务是和同事俞锡玑一起进行逐户调查，了解当地农民的经济生活状况，为建立合作社做准备。从那时起，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的关注与调查，持续了伊莎白一生，中国大江南北都曾多次留下过她的足迹。

伊莎白在中国农村

1940年，伊莎白回到成都探亲，结识了当时在成都金陵大学任教的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大卫是英国记者，曾加入过西班牙反法西斯国际纵队，是一位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1942年，为投入反法西斯战争，伊莎白和大卫分别在英国参加了加拿大妇女军团和英国皇家空军，并在大卫的祖国英国结了婚。

而少年时曾迷惘于自己的信仰的伊莎白也在丈夫的影响下，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她说：“遇见David之后，我受到鼓舞，成了一名英国共产党员。终于认定，我的生命中也有了为之奋斗的目标。”

伊莎白夫妇

1947年，伊莎白和丈夫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来到十里店，观察和采访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改复查和整党运动的整个过程。当时，他们和当地村民一起参加了一连串大大小小的、正式和非正式的会议,并多次在自己的宿舍里召开座谈会,田间地头也有他们的身影。

据《武安县志》记载,一位十里店村民曾回忆:“他们深入田间、打谷场、担粪路上，凡是有我们村上人活动的地方他们都要去。有一次跟我一起边走边说一起到地里,还接过我的镢头刨了一会地。”

1947年，伊莎白夫妇在十里店的留影

在当地村民心目中,伊莎白夫妇“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没有一点架子”,村民回忆:“他们见到我们总是问寒问暖,平易近人。每天比我们劳动的时间还长。”从采访、笔记整理、誊写打印、装订分发文件、照相、冲洗到提水、扫地、通讯联络,他们都是亲自操劳。

最终，经过这段时间详细的考察，伊莎白完成了自己最著名的社会调查著作《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和《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真实地记录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

1948年夏天，伊莎白和丈夫告别了十里店村，前往石家庄西部一个叫做南海山的村子，那里驻扎着由叶剑英、王炳南直接领导的外事学校，他们受邀在此教授英语。这所外事学校几次移迁，几次更名，终于发展成当今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对此，伊莎白说“我们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

伊莎白把自己如今“北外退休教授”的身份归于“组织上的安排”。“当时先说有两个选择,一是去新华社做对外宣传报道；二是去教英语。我们选了新华社，老柯想做记者。但后来又说，因为外事活动中外语人才缺乏，还是要求我们去教英语，所以我们就去教书了。”就这样，伊莎白和柯鲁克在英语教育岗位上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成为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者。如今，他们的许多学生活跃在中国外交和英语教学领域。

尽管已经是著名的英语教授，伊莎白最喜欢的身份仍然是人类学家。教学之余，她一直关注着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夫妻俩曾于1959年-1960年两次回访十里店，将采访经历写成《阳邑公社的头几年》。1964年，农村掀起“学大寨”高潮，伊莎白去大寨考察了两次。退休后，伊莎白还一直以重庆璧山大兴镇为例，研究中国农村的发展。

伊莎白与中国朋友合影

上世纪80年代后，伊莎白还几度重访四川。之后，伊莎白还与美国东北大学的历史教授柯临清（Christina Gilmartin）再次回访兴隆场，合作完成了一部更为专业、系统的学术研究著作。

这部著作2013年8月终于在美国正式出版，名为《Prosperity'sPredicament:Identity,Reform,and Resistance in Rural Wartime China》（兴隆场的困惑：战争时期中国农村的身份、改革和抵抗）。其中涉及中国抗战时期农村的经济、教育、性别关系、乡村建设实验等话题。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历史做出了一份贡献。

“百分之三百”的中共拥护者，终生追随共产主义

伊莎白和丈夫都是共产党员，很关心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对毛泽东那一套都接受，而且很积极”。后来在北京的外国人，给这一派很“左”的人起了个外号，叫“百分之三百”，意思是中共号召什么，他们就三倍地拥护。

伊莎白受到温家宝总理接见

在伊莎白家的客厅，最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两幅画像。“他们都是伟大的人”,伊莎白充满崇敬之情地说。毛泽东画像购于1949年3月的北京街头，在墙上已经挂了60多年了。伊莎白曾细读《毛泽东选集》，在她心目中，毛泽东是伟大的社会学家。

对伊莎白来说，共产主义信仰一旦认定就一生追随。在经历了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衰退、文革时的冲击、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迁后，依然如此，始终对中国红色革命充满深情。

李克强总理与伊莎白交谈

虽然在“文革”时期，伊莎白和丈夫都曾蒙冤。在二战中做过情报工作的大卫被诬陷为“国际间谍”，在秦城监狱关押5年之久。伊莎白也被造反派隔离审查3年。

不过同诸多外籍人士一样，伊莎白一家也得到了周恩来的关照，“周总理派人照顾我们的孩子，安排他们到工厂去学习技术，使他们成为有技术的工人，文化大革命后，孩子们回到英国念书，他们都是有技术的工人，自己赚的钱就够学费和生活了，我们没有资助他们一分钱。”

伊莎白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儿子

虽然蒙冤多年，但大卫和伊莎白都不认为中国应该为“文革”时期的暴行负责。大卫在自传中写道：“我于1973年被释放。老朋友和新朋友都问我，在‘中国人’如此对待我后，我为什么不离开中国。我的回答是，如此待我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中国的敌人。”当问及伊莎白在那段经历后是否对中国失望时。她说：“Never.（从不）”。

她甚至珍惜能够直接见证中国这段重要历史的机会，“我是一个社会学家。要想社会发展，不能老墨守成规，想进步就要拿出新东西，需要很多试验。既然是试验，就不可能保证都成功，那么多种不同的路线，出现错误是难免的。拿活人做试验，就会有牺牲，但也不能不做。”她形容毛泽东是“社会学界的牛顿”。

她比中国人还“中国”

伊莎白的丈夫大卫已于2000年去世，如今伊莎白一个人住在那套他们一起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公寓里，每天早上7点半起床，晚上十一点半睡觉，过着简单规律的生活。101岁高龄的她，仍然在不间断地阅读。在伊莎白的儿子柯马凯眼中，母亲是一个热爱阅读各类共产主义书籍并同情共产党的人。

从工作到退休，伊莎白已经在北外生活了60多年。她家的布置就像大多数中国老年人家里那样，有着从过去那些年代一路走来的印迹，墙上还挂着周恩来的画像和字。只是书架上的各类英文书籍，还提示着她外国学者的身份。

说“外国学者”也并不准确，以伊莎白和中国的渊源，她甚至比很多中国人更“中国”。从青春少女到白发长者，从人类学家到教育家，经历20世纪中国的风云变幻——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设新中国、改革开放，在伊莎白丰盛的一生中，中国是她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