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继宁，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外孙，李敏与孔令华之子。毛泽东第三代后人中最年长者，也是孙辈中唯一与毛主席有过接触的人。“尽管接触不是很多，但他的教诲和熏陶却一直影响着我的人生之路。”孔继宁语。在毛主席逝世四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本刊记者访问了百忙之中的孔继宁。

毛泽东与贺子珍 

外婆贺子珍抱着年幼的孔继宁 

童年的孔继宁与父亲孔令华、母亲李敏在一起。 

孔继宁与外婆贺子珍（中）、母亲李敏（左）在一起。 

孔继宁与母亲李敏（中）妻子沈蓉（右）在一起

毛主席七十岁“官升一级”      

1962年10月27日，孔继宁出生在中南海，他出生那天，毛泽东闻讯高兴地说：“我七十岁官升一级！”那年毛泽东正好虚岁七十，升为祖父级。孔继宁讲，由于自己的生日与苏联十月革命爆发日只相差两天，于是，外公和爷爷商量后，就将孩子取名继宁，既有为纪念领导十月革命的领袖列宁之意，也有让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之意。      

可爱外孙的呱呱落地，让刚刚“升级”为外公的毛泽东心情十分喜悦。在李敏所著《我的童年与领袖父亲》一书中有这样的描写：“父亲工作累了，顺脚就去看看小外孙，抱抱、亲亲、逗逗小家伙。继宁长得虎头虎脑，不哭不闹，笑起来尤其可爱。父亲平时就喜欢孩子，现在更像所有老人一样——隔代亲，特别爱和继宁玩儿。”      

然而这段天伦之乐的时光却很短暂，孔继宁还不到一周岁时，他就和父母从中南海走入平民生活。父亲孔令华蹬一辆平板车拉着全部的家当和母子两人，来到公家分的位于北京兵马司胡同的一间小房，厨房还是公用的。直到现在许多与孔继宁交往的人都有一个共同感受，觉得他很平实谦虚，而每次谈到这里，他却总是笑答：“我本来就是在老百姓当中长大的。”      

从孔继宁记事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母亲去中南海见自己的父亲都要层层请示，十分困难，一般我们只能在每年的12月26日外祖父生日那天，去中南海与外祖父团聚一次。”      

作为党和人民领袖家庭中的一员，孔继宁从小就受到十分严格的教育，决不能搞特殊化，否则就是给家庭抹黑。“夹着尾巴做人，自己从不说自己是谁的后代。”孔继宁说。此外，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如果有人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子孙，就很容易使他带着一个光环。孔继宁的父母认为，这样对于儿子成长不是一件好事，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家庭与毛主席的关系，才更方便儿子与其他同学一起学习交往、打成一片。李敏夫妇对子女的这种教育模式，也培育出孔继宁谦虚谨慎、脚踏实地的品格作风。      

回忆外公去世      

1976年9月份毛主席去世前弥留之际，中央特批孔继宁的母亲李敏去看毛主席，由于通知的十分匆忙，母亲就没有叫上正在学校上课的儿子，这样孔继宁也就没有能见上毛主席最后一面。      

“得知毛主席去世噩耗，我当时还在学校跑操，老师把我叫出去，说家里有人找我。当时我们家没有专车，因为主席去世以后，当时我妈妈她们单位派了一辆临时的专用车把我接了回去。几个小时之后，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公布了，也就是说我知道主席去世，只跟所有人知道主席去世相差几个小时。”孔继宁说。      

40年前的1976年中国发生了很多不幸的事情。那一年的孔继宁正好十四岁，正在上初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孔继宁记忆犹新地说：我感觉那一年就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我父母是站在和“四人帮”斗争的前列，包括我妈原来的单位，他们这批人都是坚决反对“四人帮”的，先是反林彪集团，后来又是反江青集团，因此他们的生命安危随时随地可能出现问题。这一年的前9个月时间，人们几乎都是在悲痛之中度过的：周总理去世，朱老总去世，唐山大地震，还有我外公的去世，突然一天宣布了粉碎“四人帮”，这一天人们可以说是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我们全家心里面也感觉“一块石头落地”。我妹妹1972年出生，她出生以后，我父母不只一次跟我讲，说你得学会带妹妹，我那个时候还不到10岁，爸爸妈妈就让我学会带妹妹，家里的一些活那个时候就也开始干了。他们还讲，爸爸妈妈的脑袋都是系在裤腰带上的，随时有可能就不见了，我后来意识到当时很多人只要是反四人帮的人随时都会失踪，不知道到哪去劳改了，关起来了，或是被整死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一家人再也不用有这种忧虑了。      

外公只在三种情况流过眼泪      

孔继宁讲，外公曾经说过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掉泪；第三就是在贵州，听说贺子珍负了伤，快不行了，我掉了泪。” 外公曾经对我的母亲说，没有照顾好外婆，他要承担六成的责任，而说起外婆的病与凄苦，外公的心情也异常沉重。”而孔继宁的母亲李敏就成了联系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纽带和桥梁。“知道外婆爱抽烟，外公常常让母亲给外婆捎去中华烟，还有北京名产茯苓饼、蜜饯、六必居酱菜，左一包右一包的；而外婆则让母亲给外公捎回她准备好的毛线，还有外公爱吃的油菜、塔菜、冬笋等鲜嫩蔬菜。      

外公在病重弥留之际，艰难地用拇指和食指冲着前来看望他的我母亲打成圆圈，像是在询问着什么。后来，我们才知道，外公其实是想询问外婆的情况。孔继宁告诉记者，外婆贺子珍生于中秋，小名桂圆，而这个用手指打成的圆圈代表着外公临终前心底深处的挂念。      

孔继宁年幼时，曾有一段时间是和贺子珍共同度过的。外婆自然非常疼爱自己唯一的外孙，孔继宁幼年的记忆中，外婆总是对他那样的慈祥、和蔼，作为一个革命老人，她的内心充满活力，激荡着建设新中国的无限热情。而小孔继宁的出现，把天真可爱的童趣带给了外婆，成了一颗不折不扣的“开心果”。    

从外婆身上，年幼的孔继宁真实感触到了一名革命者的伟大。有一次外婆洗澡时，幼小的他看见外婆后背上有几处深深的凹坑，他好奇地问外婆：“这是什么呀？”外婆若无其事地告诉他，那是敌人的飞机炸的！事后孔继宁才知道，那是外婆为掩护战友，自己趴在战友身上才负了如此重的伤。      

孔继宁说，他外婆身上残留的弹片究竟有多少，连外婆自己都说不清，直到她75岁那年去世后，遗体火化时才最终从身体里把弹片分离出来，一共有十好几枚呀！孔继宁感叹地说，外婆一生没得过任何勋章，这些残留的弹片就是她革命一生最好的勋章！      

追寻外婆的足迹      

2010年岁末之际，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播出了四集文献纪录片《贺子珍》，全片拍得厚重而感人，尤其是第三集，摄制组专程赴莫斯科，通过踏访原址、查阅档案等，还原了贺子珍自1938年至1947年在苏联生活近10年的真实境况，而一力操持并终于摄制成功这部文献片的，正是孔继宁。他说，“外婆留给世人的东西不多，作为外孙，有责任为她做点事”。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贺子珍去了苏联治病学习，直到10年后才回到中国，这10年外婆究竟是怎样度过的？这个问题孔继宁始终想了解清楚。如果搞不清外婆在苏联的经历，这片子肯定要大打折扣。2006年夏天，经多次联系并颇费一番周折后，孔继宁率领摄制组，飞往莫斯科，踏上了寻访外婆在苏联10年足迹的难忘之旅。       

孔继宁谈到，位于莫斯科市中心高尔基大街10号的柳克斯宾馆，曾是共产国际的接待公寓，这里也成为贺子珍到莫斯科的第一个落脚点。当时出于保密的考虑，贺子珍到苏联后改名“文云”。      

俄罗斯社会历史政治档案馆是此行最重要的一站。在一本编号为495－225－g71的卷宗里，其中有两页用中文书写的简历，填表人就是“文云”（贺子珍）。档案材料长达33页，除个人履历表和相关证明外，还有贺子珍的亲笔信。      

1938到1940年间，贺子珍一直生活在共产国际专门为中国共产党开设的党校。后来，学校迁至莫斯科市郊的库奇诺。孔继宁一行来到了库奇诺。可哪里是当年党校的遗址呢？好不容易找到了，询问当地人，有的说以前曾是野战医院，有的说这所学校有75年历史，再往前就不知道了。在贺子珍档案中，有一份医院开具的证明，上面清楚地记载着1938年4月6日，也就是贺子珍到苏联的第四个月，在谢奇诺娃产科医院产下一个男婴。这是贺子珍与毛泽东的第六个孩子，贺子珍给这个男孩取了一个叫“廖瓦”的俄文名字。然而，贺子珍之前因长征路上受伤的弹片散留在头部、肺部，又被骨骼、肌肉、神经、血管包裹成为身体的一部分而无法手术，她长期忍受由此带来的头痛和神经疾病。在这种情形下贺子珍又经历分娩，奶水不足，没有帮手，又要上课。不幸又一次降临。1938年冬季来临的时候，已经6个月大的廖瓦，因感冒引发肺炎，不幸夭折。这是贺子珍第五次痛失爱子，贺子珍由此深受打击。        

两年的学习结束后，贺子珍按照组织安排留在了苏联。孔继宁从外婆的档案中找到了一张证明，正是1939年8月2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签发的贺子珍在苏联延期居住的证明。      

不久，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到延安，向毛泽东讲述了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毛泽东决定把女儿娇娇（即李敏）送到贺子珍身边，以抚慰陪伴贺子珍。娇娇来后，也和自己的哥哥毛岸英、毛岸青见了面，一起生活在莫斯科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在这之前，贺子珍也经常去看望岸英和岸青，兄弟俩称她为“贺妈妈”。然而，幸福在贺子珍身上总是显得那样短暂。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入侵苏联，苏联进入战争状态。随着德军逼近莫斯科，原来共产国际接待和管理的各类人员都要疏散。因为有李敏、毛岸青等，1941年7月28日，贺子珍和孩子们来到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原本以治病、学习为主的贺子珍被编入国际儿童院，学习缝纫、帮厨，为低年级学生补衣服、教中文。      

孔继宁讲，1942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更让外婆担心的是，李敏患上了同廖瓦一样的肺炎，病情十分危重，被送进了隔离室，奄奄一息。面对奄奄一息不停抽搐的娇娇，和屋内结冰的桌面，作为母亲她已不顾一切了……      

 终于，外婆因取暖用木材而违反了院方规定。院方劈头盖脸的批评，激怒了倔强的外婆。她始终认为，这一切是为了抢救女儿。母亲救孩子，错了吗？可她半生不熟的俄语却无法表达这一切。就这样，受到院方误解的贺子珍被强行送进了精神病院……     

在伊万诺沃市郊，孔继宁他们找到了那家医院，遗憾的是没能得到拍摄许可。送贺子珍去精神病院的那个俄国人执意说她精神失常。但在俄罗斯所有关于贺子珍的档案中，没有发现相关的医院证明。      

1947年初，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罗荣桓先后到苏联养病，他们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到了贺子珍的下落。经过一步一步地努力，最后他们直接向斯大林表示，我们要把贺子珍同志接回国去。这样在王稼祥夫妇的安排下，贺子珍母女得以在莫斯科的柳克斯宾馆再次相聚。1947年的春天，贺子珍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这一年，她38岁。      

也谈毛泽东思想之魂      

毛泽东思想指引了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和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在孔继宁心里：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又是什么呢？孔继宁将其总结为三点：一是实事求是，做任何事情就是一定要经过调查研究，一定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确定方针；二是群众路线或者说是为人民服务，毛主席是一直都把人民放在心中；三是独立自主，我们国家的国防、科技、外交都是自主的，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绝大多数也都是靠我们自己独立搞出来的，我们不依赖于别人，现在中国的发展从总体上来说，还在遵循这个独立自主的政策。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毛泽东思想教会人们用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看待事物，解决问题。      

事业与梦想      

出身军人世家的孔继宁自小就梦想着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隆隆枪炮声中，他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学习，真正成为了一名军人。毕业后到解放军总参谋部工作，后因工作成绩优秀，先后被派往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和英国使馆任武官助理。1997年，由于母亲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孔继宁转业回到北京。离开部队后，孔继宁投身在经济大潮中积累经验，并将赚来的不多的钱投入到纪念外公和弘扬革命精神的事业中。  

2001年，迎着新世纪的曙光，孔继宁和母亲李敏成立了民族精神与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以此为平台，开始有计划有规模地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进行宣传。      

“毛泽东思想是常看常新的，不同的时代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会产生不同的成果。”孔继宁对这一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为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的后代，都有责任宣传毛泽东思想，传承毛泽东精神。”      

孔继宁在大学期间主修外语，自己和周围不少人都能够接触到很多外国的东西，年青时的他和当时许多人一样，希望多了解西方社会。出国后，他还暗自拿外国与自己的国家相比。孔继宁说，他的爱国思想和对前辈精神更深的理解，也恰恰是在国外加深起来的。      

“我1991年去的英国，那里的电视每天播放的画面就是苏联商店里空空如也的货架，可当时我们国内的商品已经非常充足，老百姓什么都不缺。与此同时，我也看到西方的政党对社会主义国家、对华人的歧视是从骨子里流露出来的，连具有正义感的英国百姓都能感觉到。”“我们可能都遇到过一些国内的人，思想非常偏激，认为什么都是西方的好，这被事实证明是错误和幼稚的。经过这些年国际和国内发生的变化，许多人重新进行思考，开始读毛泽东的著作，并且从中获益匪浅。”“在新的时代中，毛泽东思想会有新的意义。毛泽东思想并不过时，过时的只是研究方法。我们研究的重点，不仅是传承，更重要的是发展，要具有社会意义，对当今现实、对国家今后的发展起到指导作用。”孔继宁深刻地说。      

孔继宁的研究中心多次举办现实问题的研讨会，并经常资助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专家著书立说。为了研究中心的工作能正常运转，他同时还从事其他的经济活动，例如出书、制作影视剧。由于愿意为理论研究投钱的人很少，因此，孔继宁必须“自给自足”。但在涉及关于外祖父的研究活动中，他的原则却是第一不宣传个人，第二不赢利。   

孔继宁认为，普及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和宣传革命历史，是宝塔尖上的理论研究，可能很多人对此还比较陌生，也并不一定感兴趣，但是这一块不能丢，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和兴衰。为了能够为中国社会提供更多优秀精神食粮，孔继宁搭建了研究中心这个平台，不遗余力地联合全国研究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的专家学者，为他们提供经常性研讨交流的机会和资金支持，让他们能够发表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并大力支持创作红色题材的文化产品，以达到传承、传播、弘扬红色文化、民族精神、爱国主义之目的。      

采访结束时，孔继宁又急匆匆踏上他新的工作之旅。作为一本以弘扬爱国主义、传播红色基因为核心理念的刊物，我们真诚祝愿孔继宁在事业上取得新的成功，同时为我们国家软实力的建设作出新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