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具有重大意义。

　　陈云同志非常注重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三次与他谈学哲学的问题。他不仅自己一生没有停止过学哲学，而且特别关心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学哲学，并多次就如何学哲学进行指导。陈云同志说过，读《毛泽东选集》，先从五篇富有哲学思想的文章看起。因为这五篇文章主要是分析中国革命战争中的问题和教训，在理论分析上更加鞭辟入里。他认为，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理论基本功，是一个打理论基础的问题。他说的毛泽东同志的五篇文章，是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均写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们充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充分说明毛泽东同志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大家，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永远值得学习和运用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哲学思想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1936年毛泽东同志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写的，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处于重要地位，是帮助人们读懂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把“金钥匙”。

　　为何把这篇讲革命战争的军事著作当成哲学著作?这要结合文章的内容来回答。毛泽东同志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批判“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论述主观和客观、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战争的攻守和进退等辩证关系，提出了关于战争和战略战术方面的许多精辟见解。同时，他强调既要研究一般的战争规律，也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规律，更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显然，这篇文章论述的虽是军事科学，但包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是一篇由军事科学而深入到哲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毛泽东同志为什么撰写这篇文章?这要从当时的历史 背景谈起。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中央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开始长征。红军为什么会打败仗?今后怎么能够不打或少打败仗?未来何去何从?这是当时全党全军上下都在思考和关心的问题，是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迫切需要作出回答。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思考，应该说从领导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时就开始了，但当时不可能思考得那么全面深入。后来，党内发生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毛泽东同志被排挤出党和红军领导核心层，这反而让他有比较充裕的时间系统考虑中国革命战争这个大问题。长征出发后，毛泽东同志边走边思考红军失败的原因。博古、李德等人没有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以为学了些军事上的理论名词和抽象原理，有共产国际的支持，就能领导红军进行中国革命战争，结果用错误的军事指导思想指挥作战。这是导致红军作战失败的根本原因。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同志一直在思考如何解决全党全军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对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及军事指导思想的认识问题。1935年他写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解决了党在政治路线上的问题。第二年他写就《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目的是从理论上政治上解决对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的认识问题。经过长征，红军战斗减员和病伤损失惨重，部队的力量很弱，中国革命面临严重的危险。正确解决对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的认识问题，是关系党和红军存亡的头等大事。要扭转困难局面，在全党全军进一步统一思想，树立革命必胜信心，必须从思想上理论上包括军事理论上说服大家，使人们真正认识到博古、李德的军事指导思想是错误的。然而，当时党和红军的领导骨干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且大都留学过德国、法国、苏联，有人觉得自己很有理论造诣，能讲出一大篇道理，要说服他们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要说服这些“理论家”，就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高度讲清和回答一些基本问题，特别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军事斗争的核心问题是军事战略问题，只讲军事战术问题说服不了人。而战略思维问题，其实是哲学思维问题。从战略上看问题，就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看问题。要讲清楚军事战略问题，必须有足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能力和概括能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系统分析中国革命战争实践、总结形成一套新的理论认识，是一项艰巨而重大的任务，只能由毛泽东同志来完成。毛泽东同志写这篇文章花了相当大的精力，可以说是殚精竭虑。文章对此前10年的革命战争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系统论述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多问题，最精彩的是哲学分析、哲学论证。这篇文章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分析具体实际问题而得出科学认识和结论的经典之作，也是体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经典之作。

　　《实践论》《矛盾论》中的哲学思想

　　回答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问题?应该说，这只是解决了党和红军面临的一个最紧迫的现实问题，而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还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必然涉及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因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思想路线的根本基础。当时，中国革命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对这些新的问题应该怎样认识、分析，进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全党全军还缺乏一个共同的正确认识方法和思想基础。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也就是说，应该如何立足中国的具体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观察与处理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应该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哪些基本观点与方法，这两个根本问题在党内还没有解决。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全党同志就不可能确立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也不可能建立在正确的思想基础之上。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同志着手撰写《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理论文章。

　　1937年，毛泽东同志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文章的诞生，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基本形成。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刻总结和哲学概括，揭露了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产生的思想根源，从根本上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两篇文章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全面系统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以及认识论方法论的基本原理，并对中国革命中应该怎样运用其去分析和处理问题作了一系列创新性论述。这两篇文章虽然也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及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论述素材，但论述问题的重点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不同。《实践论》《矛盾论》是通过对中国革命整体实践的研究，重点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

　　《论持久战》中的哲学思想

　　抗日战争爆发后，首要的仍是军事斗争问题。日本侵略者打进来了，中国未来将是一个什么局面?中国会不会速亡、能不能速胜?战争的结局将会如何?应该如何应对?在《论持久战》写成之前，毛泽东同志对抗战形势及其走向、前途等问题在小范围的中央会议上讲过两三次。陈云同志感觉讲得很有道理，建议在大范围给更多干部讲一下。毛泽东同志采纳了这个建议。《论持久战》一文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1938年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记录整理而成的。这篇讲话对抗日战争面临的形势和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对抗日战争的特点、进程和结果作了预测，分析问题的方法论与前三篇文章一样，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为写作这篇文章夜以继日、废寝忘食，饮食起居都颠倒了，饭菜热了又凉、凉了再热。由于劳累过度，文章一写完他就晕倒了。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精辟分析中国紧迫现实问题的又一经典之作。他批判了当时在认识抗日战争前途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指出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不可能使中国灭亡，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将会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大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特点、中国人民的胜利结局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及走向作出了具体而透彻的分析与判断。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兵民乃胜利之本”、广泛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积极开展人民战争的思想，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正确道路，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对于取得全国抗战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战略指导作用。

　　《论持久战》一发表，不仅在我们党内，而且在全国各个政党和广大民众中，如同拨云见日，使人们豁然开朗。当时，国内各界都非常关心抗日战争的形势问题，但对形势的认识莫衷一是，各种奇谈怪论都有。毛泽东同志在文章中对此给予了澄清和回答。因此，文章的发表震动全国，在世界上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一些影视剧中说蒋介石对《论持久战》不以为然，这是不对的。事实上，蒋介石看完《论持久战》后十分佩服，觉得分析得非常好。他曾对周恩来说毛泽东的辩证法用得好。这实际上是承认共产党的理论分析和政治判断能力超出国民党很多，国民党内没有人能达到这个高度。

　　抗日战争的过程和结果同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的分析与预测基本一致。《论持久战》提出的思想、观点及其蕴含的方法论，不仅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战争和战略问题》中的哲学思想

　　《战争和战略问题》是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结论的一部分。他先是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问题，批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接着又讲了革命战争和战略问题。王明回国后主持中央长江局工作，他以为蒋介石真的愿意与我党共同抗日，到武汉不久就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思想。所谓“一切经过”“一切服从”就是一切听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反对和否定我们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同志批评王明的错误思想和路线后，接着讲战争和战略问题，就是给他再上一课。这既是给王明讲道理，更是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包括说服那些对革命战争和战略问题认识不清的人，对他们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教育。所以说，这篇文章也是高度哲学化的。

　　为了批评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同志重新回顾了10年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及其应该采取的正确战略，讲得有理有据。王明自认为是大理论家，如果不从哲学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把道理讲清楚，他是不会服气的。毛泽东同志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既批评了王明的错误及其实质所在，又澄清了其错误带来的思想分歧和混乱，有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

　　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关键在运用

　　这五篇文章虽然针对的问题和重点阐述的内容各不相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中出现的问题。因此，这五篇文章比其他文章更深刻、更全面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更彻底、更有说服力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这五篇文章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我们要真心学好、真正用好。

　　日常工作中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要学会从实际看问题、从全局看问题，懂得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善于从全局看局部、从大局看小局、从长期看短期。想问题、办事情，都要考虑什么是全局、什么是局部，自觉把工作放到全局中去考虑。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好。二是形势与任务的关系。古人云，“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审势就是分析形势。形势决定任务，形势讲不清，就很难说清任务。讲清形势和任务，工作就好开展了。三是学习经济思想与学习哲学思想的关系。从事经济金融工作，要取得成绩，多读经济专业书籍是必要的;但要做得更好，还必须学习哲学，掌握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管总的，如果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找到工作中的关键和问题所在，并把它们解决好，就会取得很大进步。

　　观察分析问题要有前瞻性和全局性。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市场上，都是要问成败的。只有以正确的哲学思想为指导，观察分析问题才会有前瞻性和全局性，才有可能成功。如果没有哲学的认识和考虑，对问题的分析理解程度不深，就很难取得成功。时下人们热心学习经济思想，但学习经济思想代替不了对哲学思想的学习。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工作，只懂得经济思想是不够的。不仅要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而且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尤其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哲学思想。只有这样，看问题才能高一筹、深一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源头，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当然，西方的经济学、哲学，中国古代的经济学、哲学，都可以而且应该加以借鉴，但不能照搬照抄。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突出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重要典籍以及参考读物，更需要结合实际，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学。其中，毛泽东同志的这五篇文章是最需要读的。真正把它们读懂读通，就会受用终身。

　　（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网站/《人民日报》2016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