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我离开北京到陕北延川插队。当时热血沸腾，大有上战场，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劲头。从那时起到我1978年2月离开陕北去上海读大学，按阳历算九年多一点，按阴历说就是十年了。四十多年过去了，在陕北十年，有很多事情是永远不会被岁月抹去的。

当队长，先来野蛮的，再来文明的

我们被分配关庄公社张家河大队第二生产队。放下行李，吃完村里款待我们的酸菜饸饹，我就去找了队长，他叫张文贵。“队长，我们明天干什么活？”我问得他愣住了：“歇两天，快过年了，不忙。再说现在只有担粪一种活，怕你们城里来的娃做不成。”“谁说我们不行，我们有的是劲。”我生生把队长的话堵在那里。队长拗不过我们，记得到队里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我们就上手干活了，果然是担粪。土羊粪死沉死沉的，第一挑粪我还找秤称了一下差不多120多斤。六七里的山路，仗着我在学校里练中长跑的底子，把农民追得呼呲带喘，第一天我和陈小悦就被评为十分，成了队里的壮劳力。

我们在这里辛辛苦苦的干了一年，一天都没拉。一年下来挣了三千多工分，是队里挣工分最多的。到年底分红的那天我才分了六块五毛钱，我一向心直口快，马上追问队长是否发错了，队长说没有，小悦告诉我一个工分只值人民币二分七厘。扣除口粮，只有这几块钱了。我一听就急了，问队长他干了几年队长了，他说从合作化开始他就是队长，有十四五年了。我就说你把队长让给我，我来当一年，如果到年终一个工分还是二分七厘，不用赶我就下台。我这一煽动居然获得绝大多数社员的同意，于是分红那天我就当上了生产队长。当时我和队里几个长老级的社员一商量，马上任命小悦当会计。当晚我们谋划了多半夜，对生产队的各个方面都做了安排。

当上了队长，兴奋得一夜没睡好。第二天鸡刚叫，我就爬起把牛赶到井上喝水戴笼头。鸡叫三巡，天还没亮就敲钟把社员轰到场里安排活。把社员都打发走了以后我发现黑影里场上还蹲着两个人在抽烟，我一看是队里最壮的两个汉子，一个叫王道，一个叫牛娃。“唉，叫你俩个去担粪，咋不去？”我问。王道把卷烟屁股一丢说：“昨晚上选你当队长我俩没举手。”我一看有人想闹事就急了：“你俩没举手老子也当上队长了，你们知道不知道少数服从多数？”无论我怎么好说歹说，这俩就是不动。我明白了，文的不行这摆开的架势就得来武的。天也亮了，我挨家挨户把六十岁以上能找来的老人无论男女都叫到场上，说：“昨晚大家选我当队长，这天知地知。他 俩不想让我当，我偏要当。现在只有一个法子，谁打赢了谁当，请老人们来做个证明，我们立个生死文书，打死了算。”在老人们的劝说下牛娃先草鸡了，说：“这事还要立生死文书？不打不打了。”王道是个五大三粗一身黑肉的西北汉子，站起来嚷嚷着说：“北京学生读了几天书，还闹什么花唿哨，文书我不懂，打架我就先来了。”拿了个架子，一个饿虎扑食就朝我压了过来。我侧身向右一闪，趁机飞起右脚踹在他的左侧肋骨上，把他踹了个跟头。王道从地上爬起来连声嚷着说不算，说他没准备好。我一看他光有劲没反应心中有底了，就说行。王道这次摆足了架子扑上来，我往左一躲，顺手带了一把他的右手，脚下使了个拌，一下就把王道摔了个大马趴。众人一通数落，两人觉得很没面子只好秧秧的挑粪去了。

中午在送粪的谷子地里，说起大早上的事情众人都把王道当笑料，不想一下把王道的倔驴脾气挑起来了，他站起身摆开一幅要和我决斗的架子。这一次王道双手死死的抓住我的肩膀，我真正感觉到他的力量，僵持之中我闪出个机会来了个过背摔，谷子地里到处都是尖尖的谷茬，王道的屁股被一根锋利的谷茬扎进有三、四公分深，一时鲜血淋漓。到底是西北汉子，地上抓了一把黄土按上，从此服了。我当队长四年当书记四年再也没有跟我闹过逆茬，从来都是我的积极拥护者。

出名出在按劳分配的尝试上

那时的生产队，基本就是大锅饭，社员出工不出力是普遍现象。当队长的每天鸡叫就起，带头苦干，可着嗓门喊着骂着，有时成效甚微。夏收刚过，要抢种荞麦，往地里送粪就是关键。按规矩地里每个粪场倒两挑粪，每挑粪要没有百来斤就不够用的。可总有那耍奸溜滑的趁人不注意挑着巴掌大的一点粪倒在山里，这成了我这队长最头痛的事，基本知道是谁干的就是没逮着。我心生一计，大早鸡刚叫我就挑着一挑粪上山了，顺便提着一杆秤。在上山送粪的必经之路上有一颗老杜梨树，我把秤挂在树上，每来一个社员我就拦下把所担的粪称一称，这下露馅了，有的壮小伙子只挑了25斤不到，而有的婆姨挑了足足一百多斤，最多的满月婆姨挑了150斤还多。谁要是不服气我就让他称称我挑的那挑粪，我至今还记得那是145斤。晚上我召开社员大会宣布，凡挑过一百斤粪的一年的工分就按十分计，不够一百斤的就按比例减。有几个挑不到25斤的男人每天的工分只有两分多，而平时最多只能挣六分的婆姨居然好几个都挣到了十分。

这下炸锅了，有当街骂的，有去公社告状的，有给县革委会写信的，说北京知青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现在反过来整贫下中农了。县里派来了工作组，我生生抗住。当然村里相当多的社员是支持我的，尤其是老年人，农民都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付出劳动就没有收获的道理。当年我们队获得丰收，每个工分折两毛四。我在公社范围内开始小有名气了，起码在当地农民口碑里“丁牛”常有人提了。

分红会上，我趁丰收有业绩，大多数社员对我比较有信心时又提出了一个更让人炸锅的决定，把过去的劳二人八改成劳三人七，也就是把按劳动分配的比例从原来占总收入的20%提高到30%。这样肯定会刺激大家参加劳动的积极性，当然也对那些家里人口多劳力少，或者在外工作的干部家属以及军属平时不参加生产队劳动光等着按人口分配的是个打压。从那开始整整多半年我就没有安生过，告状的不仅告到公社、县里，还有往地区告的。工作组就来过好几个。这我倒不怕，关键是大队书记比较难缠。为了把我纠正回去，我俩大会小会地吵了无数次。我被老百姓称作“丁牛”，实际上变成“顶牛”了。我心中有底，自从实施了劳三人七后，社员参加劳动的积极性增加了30%，有工分记录在那摆着呢。这一年我们队又获丰收，一个工折成人民币就值三毛四，家家户户粮囤都是满的。秋收后县委宣传部来了一个小干事，让我写个总结。我也就没含糊，来了篇：“不用采取什么措施，只要提高劳动分配比例10%，社员参加劳动积极性就能提高30%”的总结文章。

过了个把月，我都把写文章的事情忘得差不多了，公社书记白光明突然到我们庄，见面就说：“你小子出名了，省委组织部要调你去省里开会，我打听了一下听说是省领导李登瀛点的你。我怕你现在能的谁的话也不听，调不动你，所以亲自来找你，赶紧去吧。”他又补充了一句：“好啊，你小子行，直接就从我们公社脑袋上跨过去了。”我和他说不清，倒是立刻上路了，笼着白头巾，穿着一身上下都带补丁的衣服，翻过玉皇庙山，步行一百多里到了延安，地委派了一辆212北京吉普把我送到省城西安。

省委组织部长见的我，我这才知道事情的由来。原来我的那篇文章被发表在陕西省委的内部刊物“情况通报”上，好几个省领导都看到了，认为写的很好，有见地有实践数据。正好省里要成立一个“农村政策领导小组”，李登瀛同志就推荐了我。组织部长叮嘱我说：“小伙子，好好干，能参加这个小组工作就了不得，虽说不脱产但要按级别划差不多就是厅局级了，你从基层来这就好比坐直升机来的。”他接着带我去见了当时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肖纯同志。肖纯是一个略微有点胖的中年人，十分和蔼可亲。他看到我那一身补丁衣裤就笑着说：“基层的同志真是很不容易，辛苦得很。”他说一看我这么年轻就很喜欢，还说：“我们那会儿参加革命工作时也就二十来岁，那时看到三十多岁的人就觉得很大了。小丁，你来得正好，我们就需要有闯劲的年轻人。”

省“农村政策领导小组”一共有七个成员，肖纯、李登瀛，还有省机关的三个干部，再就是来自基层的我和安塞县委书记。平时我们主要各自做些调查研究，不定期的在省里集中就一些政策问题开会研究。省委书记霍士廉，省长（那时叫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也经常参加政策讨论。我因为年轻又口无遮拦，很快就和他们混得很熟，看得出来他们都很喜欢我，尤其是两个出身陕北的老同志李瑞山和李登瀛。

当年知青住过的窑洞房

认识郝树才，成了好朋友

1973年底，我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陕西省第二届贫下中农代表会，北京知青就我一个，在那时是莫大的荣誉。

在会上我认识了陕西省很多劳模英雄，象张秋香、李双印、郝树才等。尤其是老英雄郝树才，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我俩成了忘年交的好朋友。跟老郝相识，也颇有戏剧性。省贫代会大会的头一晚上，我因为有事去餐厅晚到了一会儿，整桌的饭都已被贫下中农代表们风卷残云般的扫荡没了，服务员就给我端来一整只香酥鸡和四个馒头。我那时的胃口大的出奇，三下五下就搞到肚里，还觉得没太饱。不想服务员又端上一只香酥鸡和四个馒头，说能吃就再吃一份。我就来劲了，把棉袄一脱光穿着小背心抓起鸡就啃。这时，一只有力的手掌紧紧握着我脖子后面被扁担压出来的那一大块死肉疙瘩，洪钟般的嗓门响了起来：“什么都不要说了，就凭这疙瘩肉，这后生吃了多少苦咱一看就明白，真是好样的。”我回头一看，这不是原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人称“气死牛”的郝树才吗。在西安钟楼照相馆，我那笼着白头巾的英俊小照就排在郝老英雄照片的边上，我还琢磨到哪里去认识一下老英雄呢，没想到开会头一晚上就在餐厅见上了。老汉那年快70了，精神矍铄，握起手来你感到他那双厚厚的手掌孔武有力。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来来来，能吃就能干，这只鸡就是我让他们送来的，我在那边看着你估摸你吃了一只不敢下手第二只了，没想到后生真拔尖，准备甩开膀子干了，好样的。我这老汉就过来陪你再吃四个馍，拿馍来！”这里的服务员都认得老英雄，马上去端了一盘馍，又上了一盘谓南肘子，一只香酥鸡。我们两个是一见如故，一边说着，一边吃着。把鸡吃完又用馍夹着肘子全干光。那顿饭我真吃撑着了，尤其让我吃惊的是服务员说老汉已经在那边桌上吃了六个馍了，又陪我吃了四个馍还有这麽多的肉。自打那开始我们两个就成了好朋友，凡向他请教的事情老汉绝不含糊，有些事情他还主动帮过我，这都是后话了。后来我把吃馍的事情说给省长李瑞山听，他听完后哈哈大笑，说：“用咱们陕北话说，郝树才，那就是一个老二杆子；你丁牛，就是一个小二杆子。二杆子碰到二杆子，能不对事吗？”

郝树才活到82岁，1986年5月29号去世。有时间我回陕北，一定要给老汉上上坟，报报知遇之恩。

机械化，说起容易做到难

我当队长时，计划一大堆，最愁的是没人做，就这点人力怎么计划都不够。北京知青下来插队后又来了一些带队干部，北京市也划拨了一些农业机械。我们张家河地处清平沟最里面，陕北人叫做沟掌，有什么好事也轮不着我们，都被那些靠近县城靠近公社的队近水楼台先得了。每每队里的老百姓还老给我描述北京支援的手扶拖拉机干活如何顶大事，闹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就号召大家拼命干，无论如何也要挣回一台手扶拖拉机。

秋收后把钱凑了凑还缺二千块钱，怎么办？王道就提议去掏煤，来钱快。我一听好主意，马上带几个壮小伙去掏煤。煤窑就在离我们村十多里的杨家坪大队附近，典型的陕北小煤窑，直上直下八十多米，完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八十多米的下面就是巷子，也就几十公分高，刚够爬过一个人，爬过六七十米我的膝盖就被煤渣磨破了。在巷子里爬时最吓人的是突然“嘭”的一声，头上的岩石裂开一指宽的口子，要塌下来人就被压成肉饼子了。掏煤的地方叫窝子，坐着横抡尖尖的镢头，先把中间的中碳掏出来，它比较软，好掏。然后用撬棍把底碳翘起，每一块都有上百斤重。最后再用楔子、撬棍把上碳敲下来，脖子上套个绳套，拉一个类似爬犁的木板，把掏下的碳拖出去。我一共干了两天，膝盖屁股鲜血淋漓，实在不行了。还是陕北人厉害，几个小伙子生生坚持了一周。尤其是王道，黑不溜秋每天一声都不啃一直在坚持。我们终于挣够了二千块钱，凑够了买手扶拖拉机需要的四千块，真是玩命啊，这辈子让我再下第二回这种小煤窑我绝不下，那简直就是地狱。

有钱了，马上派两个人去县城买拖拉机。全村人翘着脖子等了三天，等回垂头丧气灰头灰脑的两个人，没买到。看见手扶拖拉机了没有？说看见了，县农机公司院子里放着呢。为什么不卖呢？说没我们队的购买计划。还有这种事，我立刻拿着钱披着羊皮袄窜到县城，直奔县农机公司，果然院子里放着七八台手扶拖拉机。卖机子的是一个小伙子，他斜着眼睛看着我说：“张家河家，买手扶没门，怎么又来了？”他说要计划指标，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我就问他：“谁管指标？”“王局长，”他大拇指向天上一伸：“王思德。不过你找他也没用。”“为什么呀，他是个老虎？”我说。“真是老虎倒好办了。”小伙子笑着说：“他是延川县有名的倔驴，怕你搬不动他。”我也是有名的“丁牛”，难道牛还怕驴不成，我就直奔王局长的办公室。

王局长果然名不虚传，我刚说明来意他就把我轰出了办公室。我就一屁股坐在他的办公室外面，告诉他晚上跟着到他家吃住，总之不卖我一台拖拉机就不算完。下班后我果然跟到他家，王局长的老婆倒是和蔼可亲，一听我说明来意马上站在我一边，说：“死老头子，院子里放着拖拉机等着放坏了卖废铁不成，赶紧卖给后生一台。”我坐在他们家外面，她还给我端了一碗饸络让我吃。我裹着老羊皮袄生生在王局长家窑洞外面靠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王局长推门一看我还在外面就说：“我不是说过了吗，你就把我家门口坐出个坑来，我也不卖你。”我就又跟着他去了办公室，一坐又是一天。下班的时候机会来了，一个自称是商业局长的上门和王局长叫板下象棋来了，看来他们是老搭档，经常在一起下。棋局就摆在王局长办公室外面的院子里，我就在旁边仔细观战。王局长绝对是个好下棋的臭棋篓子，估计从来没赢过那个商业局长。我看出一招棋，赶紧给他出招，王局长看了我一眼：“你还懂棋？”按我出的招把马摆过去后呈现出一副抽车将的局面，对面的商业局长马上认输。这下王局长高兴了，哈哈大笑，问我说：“唉，你干什么来的？”“局长，我不是找你买手扶拖拉机的吗，你咋忘了？”“好好好，这就拉一辆。”王局长这句话使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局长，要拉也得你批个字呀。”王局长一点不含糊，批了个：卖张家河手扶一台，3600元。我拿着条子还犹豫了一下，农机公司柜台上明明写着3800元一台，怎麽写成3600元了呢？到了农机公司，那个小伙子倒挺痛快：“局长说3600元，写在这里，谁敢要3800元。”

我得意洋洋地把手扶拖拉机开回了村，从那开始，我们一台又一台，队队都有了手扶拖拉机，后来就是各种农业机械。大队也置了推土机、发电机、电影放映机等，可以骄傲的说，我们队里置办的每一台机械，都是我们用双手挣出来的。到我离开张家河去读书时，整个大队累积的农业机械价值约有六七十万，还有几十眼窑洞，满山的苹果树，集体资产估值快有二百多万元了。

七年养育之恩，此生难报

我在李贵章家里整整吃了七年饭，从当队长的1970年开始到1976年我讨了婆姨才基本结束。我们去插队时李贵章已经四十好几了，宽宽的肩膀，挺直的身板，接近一米八的个头，典型的西北汉子。他平日里话不多，时间长了村里人告诉我，别看李贵章不爱言传，青化砭战役参加支前担架队，冒着枪林弹雨一口气从火线上抢救下七个重伤员。仗打完，部队一个团长看到老李表现好想留他，不想老李扭头就走，说兵是不当，下回再叫支前还来。他婆姨村里人都叫催要妈的，就是他大儿子叫催要。李贵章的大女儿叫吊吊，因为盼子心切生了女儿后希望吊出个儿子来。结果第二个又生了个女儿，取名叫转转，要转换一下生儿子了。第三个果然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催要，催着还得再来一个。果然第四个又是个儿，取名叫挨要，就是挨着还要，不过后面就没要着。李贵章家的窑洞离我们知青的窑洞最近。我当了队长后工作忙经常在知青灶吃不上饭，就跑到催要妈的那里去讨点吃的，久而久之就成了他们家的一个固定成员了。刚开始时村里生活挺困难，主食以高粱，陕北人叫桃粟为主，因为含有氢氰酸，我一吃多就烧胃，冒酸水。催要妈的就尽量把家里很少的玉米面做成发面饼子给我吃，他们一家都吃高粱面。如果有一点白面做成馍，催要妈的一定尽量留给我多吃几顿。记得有一次吃晚饭时，一家人刚要吃饭，挨要放学跑进门，一看放馍的篮子里有一个白面馍，刚伸手去拿，催要妈的就把他的手打回去了：“你丁哥的。”那孩子当年也就七八岁，正在长身体能吃的时候，失望的眼神至今我都历历在目，一想起来就心酸。他家里养着一群鸡，下的蛋我真不知吃了多少，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尤其是每当我累了身体不好时，催要妈的晚上一定从窑掌里搬出一个大葫芦，从里面拿出一块乌黑的红糖，跟石头一样硬，要用斧头才能捣碎，红糖水泼鸡蛋，那时吃得比蜜还甜。

催要妈的身体不算好，左侧脖子上长着一个甲状腺瘤，这是陕北山区老百姓常见病。1975年我专门请来了当时远近闻名的知青名医孙立哲，为她动手术把瘤子拿掉。说来在山区动手术还真够危险的，正动着呢孙立哲在窑洞里面大叫：“老丁，老太太晕过去了。”我一听就急了：“怎么办？”“要氧气，快想办法。” 孙立哲喊着。我立刻召集了二十来个婆姨，每人手拿一个笸箕，分两组轮流往窑洞里扇风，连续扇了两个小时，还真顶了大事，手术成功，术后也没有感染。有时我经常感叹人的生命力有多么顽强。催要妈的平时用陕北话讲不太爱言传，但她坐在那里你会感觉到一双明亮的眼睛很慈祥的在看着你，那种感觉不是用一般的语言可以形容出来的。就是那年我参加陕西省第二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临走前我才想起浑身上下没一件像样的衣服，正不知所措时催要妈的叫我到她那里去，笑眯眯地拿出一套全新的行头来：黑色的对襟中式棉袄，黑棉裤，全新的白羊肚毛巾，穿上别提多合身了。转转告诉我，全家为我这身行头整忙乎了多半个月。我感动的不知说什麽好，这套行头一定花了不少钱，当时老百姓没多少钱。后来我给李贵章五块钱让他去小卖部买瓶太白酒喝，好说歹说老头握着五块钱走了，过了一会儿回来了。我一看没买酒，就问为什么，他说一到小卖部手就出了毛病，握钱的手怎么都张不开只好回来了。

1998年我回陕北，催要妈的已经过世了，我跪在她的坟头，祭撒下一瓶她生前爱喝的西凤酒，想起这些往事悲痛欲绝，不禁放声痛哭起来。她用宽大的慈母之心养育了我七年，我没有回报她的养育之恩，而且永远也不可能了。

碰到张海娥，几经周折做了陕北人的女婿

1974年元月，来回折腾了无数次，我才入了党，成了张家河大队书记兼关庄公社副书记。工作紧张，生活完全没有规律，我闹出了胃病，动不动就胃痛的头冒虚汗。我常背一小军用背包，里面放着针管和阿托品，一闹胃痛就自己在足三里那里打一针阿托品。当时北京知青招工的招工，推荐上学的上学，基本老知青都走光了，我早就是远近闻名的铁杆扎根派，生活问题却成了大问题。村里的老人，尤其是老大娘们就操心给我说媳妇，明的暗的闹了好几回我都没有动心。人说爱情这回事，要碰得时间长了才有可能擦出火花来，这话一点不假。大队党支部经常开会，除了我就是年轻的妇女主任张海娥不抽烟，其他人都是一人卷一根老炮筒在抽，开上个把小时会就把我们不抽烟的薰出窑洞门透透气去。到外面看看月亮聊聊天，慢慢的时间长了就聊到玉米地里去了。我比她年龄大了十岁，我向她求婚，她答应了，不过说还要征得她父母同意。

我就大着胆子去找未来的老丈人。我和她父亲还是有点缘分的。1970年秋，当时刮起割资本主义尾巴风，公社派来工作队说要严查私自扩大自留地的行为。本来工作队咋呼一下，运动就过去了。张海娥的父亲张玉前是个梗直爱说实话的人，居然站起来说大队高书记自留地比以前扩大了很多。这下惹了麻烦，工作队在高书记带领下把老张的自留地一量，说扩大了一倍，罚了八百多斤粮。还是我不服气带着知青们又把老张的地丈量了一下，发现他的地是三角形，面积应该是底乘高除二，工作队故意整人没除二，当然多算了一倍。我就带人去把老张的罚没粮拉回来送他家。这件事当时闹得惊天动地，大队高书记恨得我牙根痒痒。你能说我和老张缘分不大吗？我找到老张，小心的说明来意，特别强调了我大十岁这个概念。没想到老张倒是很痛快，他说年龄不是大问题，他就比海娥妈大十岁还多。不过他说家里是海娥妈拿事，还要证得她妈的同意。老头这麽一说倒给我壮了许多胆，就去找到海娥妈。这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女人，她就直截了当：“现在婚姻自由了，那就是法，我要是拦住说不行，那是违法；但你要问我同不同意，我是坚决不同意。”“为什么？”我问。“你数数看就咱这张家河孤儿寡母有多少？十三个，都是老红军留下的。外面去当了大官了，进城就甩了，可怜吧。老百姓不图别的，就图一辈子安安稳稳过。”也是，那些老红军撂下的孤儿寡母在当时陕北农村是常见的事。我们村里出去最小的一个是甘肃省一个厅的厅长，他留下的孤老太太后来找了个老头，留下的儿子我们在时也有三十多岁了。我和海娥妈论了很长时间理，老太太一看我态度挺坚决，最后就说：“你先不要一定让我说个什么，我说个地方你先去转转，回来再找我。”我一看有门马上答应了。

我是趁着“省农村政策领导小组”到基层调查的机会去的，那个村就在我们邻县，到那里我就知道为什么非要我来了。原来这个村是当时陕西省一个有名的领导的老家，他的前妻和儿子至今还在庄里“受苦”着呢。我在这老太太家住了有十天，天天劈柴挑水不含糊。刚开始时老太太沉默寡语不太爱和我说话，架不住我话多，用陕北话说得那些事常把老太太逗笑，一来二去老太太话匣子也打开了，看得出来老太太年轻时绝对是一个性格活泼爱说爱笑的人。临走的头一天晚上，老太太以一种极其平稳的口气和我聊起了往事，我想象她那么聪明的人一定洞悉了我， 完全知道我真正的来意。她和那个领导从小是青梅竹马，后来闹革命了男当红军女宣传，大生产支前线她从来没有落在人后，还独自抚养着两人的儿子。每当听到自己男人在队伍里负伤了或生病了，哪怕把家里的牛卖了攒两个光洋也要碾转托人送过去。没想到解放了男人没有回来，在城里又找了一个有文化的大学生。她男人一定是觉得愧疚，刚开始的那些年每个月还会给她寄些生活费来，但这个刚强的女人每次都原封不动的又寄了回去。“这个革命对他说是成功了，可是对我说还没有，我活着走好自己的路。”老太太的这句话让我听得眼泪都掉了下来。她还跟我说起他的儿子，文化革命后儿子的爹调到陕西工作时，和儿子从小长大的伙伴们凑了一些钱让他去省里找他爹，虽然没见上但有关部门还是为他在延安城里安排了一个工作，儿子回来告诉她，说在延安城里有了工作从此可以养她。她就跟儿子说：“要么你就跟你爹去，我没这个儿子，我不用你养；要么就跟妈在这里当个老百姓，做个受苦人。”儿子一听就跪下了：“妈，我跟你，我是妈养大的，我有良心。爹连我面见都不见，他不会认我这个儿子，那不是爹。”

我回到张家河，见到海娥妈妈，我跟她说：“你让我办的事我办了。”她问：“那你还想娶海娥作婆姨吗？”“当然。”我一点没含糊的回答。老太太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转过身去用袖子抹了抹眼睛。

我结婚的那天非常热闹，北京知青来了三十多个，海娥的女友来了十几个，还有公社书记白光明等干部不少人都到了。可我老丈人丈母娘没来，老丈母娘倒是按陕北规矩送了七只老母鸡。

申昜，我心目中永远的长者

我第一次见到申昜是我当队长时去延川县城办事，有在县政府工作的人特意在大街上找到我说县委申书记想见我。我早就听说过申书记，说北京知青来延安时周总理特意嘱咐过他，还曾调侃过他那个昜字含义深刻。申书记对周总理保证，一定要带好这些来自北京的孩子。但这次我见申书记心中还是有些忐忑不安，不知会有个什麽结果，毕竟告我状的太多了。申书记见了我非常亲热，双手紧紧握着我的手：“来来来，丁牛你哪里是北京娃，整个就是我们陕北娃嘛。”他见我笼着白羊肚头巾，打扮的就像是个陕北老百姓，很感兴趣。几句话说得我那点戒心消失得无影无踪。申书记跟我聊的都是有关科学种田的事，他听我说春天我引进了晋杂五号高粱，种了近百亩长势不错，很高兴。他又听我说夏种全面引进北京五号裸麦，就特别嘱咐我小心，因为北京五号原产地都是种在可灌溉的田地里。我就告诉他放心，北京农业大学在甘泉县已试种了两年，很适应当地气候。申书记对农业非常熟悉，而且特别注意细节，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这天还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终身难忘：申书记的小公务员来晚了，匆匆忙忙给我倒开水，手拿玻璃杯一倒把自己烫着了，手一松玻璃杯摔在地上碎了，开水溅到自己和申书记的裤脚上。申书记先用手绢给小公务员擦去水痕，又不厌其烦的亲自给小公务员演示怎么倒水才不会被烫着。申书记感叹地说：“孩子小，刚参加工作没经验，得告诉他怎么做。我参加革命队伍时比他还小，也当个小勤务兵，我现在不是当了个县委书记了吗？这世界上还是后生可畏呀。”

就这么和蔼可亲的人也有发脾气的时候，我就碰到过两回。跟申书记熟了以后，我到县城办事只要有时间就去他那里坐坐，聊聊基层的事。1974年刚过完新年，我到县里顺便到他那里，老远就看见他的小公务员站在办公室窑洞门示意我不要说话。我走近了他就悄悄跟我说：“正説你呢。你们大队高书记在。”就听申昜在大声质问：“你敢不敢给我写个保证，查你三代都是根红苗正，只要一个有问题的你就给我自动退党，你敢吗？我看你不敢。你表哥不也是劣绅吗，按说你也不该入党。丁牛舅舅和他有什麽关系，四九年就去台湾了，那时他才两岁多，见没见过都不好说。够不够党员标准要看自己的表现。”申书记还在说：“哎呀，你高书记权力够大的，听说人家丁牛给你递个入党申请书你都不接。我告诉你大队书记没有不接的权利，只有接的义务。”又听申书记口气稍揉和了点：“白书记，人家近平在你们那里表现得不错，几年了怎么也在那里拦住不让入党？这是我们陕北的孩子，我今天就请你来给我说说理由。”申书记说的近平，就是在文安驿公社插队的北京知青习近平，这一年他也入了党，当了大队书记。“没理由，起码在我这说不出理由。”一听就是文安驿公社白光星书记的声音，我认得他。我一看这里不是久留之地，赶紧溜了。

又一次我在申书记办公室说事，县里哪个部门送了一份报告给他，申书记才看了一眼就大发其火：“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刘少奇的侄女，你们扯这么远干什么？我们要解救一个孩子，你们写个报告偏偏还要把孩子往火坑里推，什么意思？”不等来人回嘴，申书记就斩钉截铁的说：“好了好了，我知道你拿回去你们领导也改不出个样子，我亲自改。”他立刻伏案字斟句酌的对这个报告作修改，完了交给来人说：“拿回去打好再报上来。”来人走后申书记对我说：“王×，王××的女儿，可怜得很。插队在这里，生活无着落和当地人结了婚，生了娃，男人还常打她。我们要解救她，安排她去上延安师范，你看看这些部门好像不把这孩子和刘少奇联系上就划不清界限。”王×，我知道，她在冯家坪公社刘家沟大队插队，在那个极左思潮风行的年月有申书记这样的胆略和菩萨般心肠的干部还真是不多见。

我定婚了，一天申书记突然来我们村，在这里住了两天。临走时意味深长的拍着我的肩膀说：“这回来你们张家河，队里的女子我还特意看了个遍，总结了一句话告诉你：憨娥不憨、精孩不精。选对了，哪天到我家请你吃顿便饭，一定来啊。” 憨娥是我老婆的小名，精孩是另外一个女孩的小名。那天还有件事情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申书记临走前我们大队的领导都来送行，有人是开着手扶拖拉机赶过来的。我就和申书记说起越来越多的农业机械运用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更重要的是使这大山里的农民开了眼光，长了见识，容易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我不经意的提到我们队羊倌刘志远的老妈妈有八十多岁了，腿不利索。每次队里用农机具打场老婆婆一定要孙子们把她背到场里去看，老婆婆高兴的对我说：“这辈子拖拉机是看到了，就剩下汽车没见过，什麽时候让她见一回，就是死也知足了。”也难怪，自打嫁到我们庄快七十年了她从来就没出过庄。我说者无意，没想到申书记脸色凝重起来，他执意先不要走，要把他的北京吉普开到后沟掌接那个老婆婆看一回车坐一回车。他说：“我这县委书记老百姓说我们是父母官。普通老百姓有这麽一个要求我能做到的，我为什麽不去做？”刘志远家窑洞在后沟掌挺高的地方，我上去把老婆婆背下来，申书记亲自拉开车门把老婆婆安放在前排座位上，自己在后面扶着和她说话。汽车在后沟颠颠簸簸的开了十几分钟，申书记和老婆婆的笑脸和周围的一大群孩子的笑脸一样灿烂。等申书记离开时，全庄的老百姓聚在庄头望着逐渐消失的车灯久久不愿意散去。

申书记请吃饭哪有不去的道理，我如约去了。延川县城一个不起眼的小院子三眼窑洞，正中窑洞就是陕北常见的土炕，摆设极为简单，饭桌就是炕桌。申书记老婆亲自做的饭，主菜至今我还记得，是一大盆酸菜炖土豆，手压的饸饹。申书记的老婆是陕北最普通的婆姨人，走起路来一拧一拧的，看得出脚很小。申书记笑着对我说：“我婆姨早先裹过脚，后来闹革命放了，也没长大。”吃饭时他问我：“我说请你吃便饭，没说错吧？”“太好了，我就喜欢这一口，酸菜炖土豆外加荞麦饸饹。”申书记很深情的看着他老婆说：“我参加革命有三十多年了，一直在延安周边转悠，进了城还是老样子。不象有的人进城就把老婆换了，官可能越做越大，但有意思吗？我老婆嫁了我这样一个不称职的男人，我不给她添麻烦就对了。我一个放牛娃出身，我很知足。”这一晚，申书记给我上了堂一生都不会忘记的人生课。

1977年10月，很多知青都在忙于恢复高考前的准备工作，我是铁杆扎根派，这周围发生的一切对我似乎没什么影响。突然有一天申书记通过广播电话找我，让我立刻去见他，而且很急。那时申书记已经调到延安地委了。我没有迟疑连夜翻过鲁家湾山，搭顺车到了延安。坐在申书记的办公桌前，感到这几年他确实苍老了许多，但是两眼仍然明亮有神。“参加高考，提高自己，跟上时代，这是新时期新任务。”申书记又补充说：“我知道你也许一下转不过弯来，所以我要当面跟你说明白。这几年你已经用自己的劳动成果表明了有文化的重要性，但你不能满足于仅仅修理一个村庄，还有更大的事情等着你做。”他看我还在犹豫，又说：“够了，不要等到我这个年龄才后悔为什么不早点上大学，有了机会不要错过。”我就说：“天哪，申书记，连今天算上只有十天就要考试了，我十年没摸过书本怎么考？”“自信，有信心就成。小丁，我相信你根底扎实。”申书记的话句句铿锵有力，我是彻底服了。回到庄里草草翻了几天书，参加高考果然考进上海工业大学。

我在陕北十年，其间关键几步都得到了申书记的真诚关照，他是我心中永难忘怀的恩师、长者，人生道路上永远不灭的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