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一提到工农兵学员，就将其与“走后门”挂钩。其中除有人凑热闹、有人心理不平衡、有人借此做别样文章之外，大多数人是因为不了解当年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背景和程序。

　　1968年在全国各级各地建立革委会，实现“山河一片红”之后，疾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尾声，毛主席在着手筹备召开党的“九大”的同时，也开始着手部署“九大”之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事宜，以此释放“文革”解放了的生产力，展现祖国各个方面飞速发展的新面貌。这年的7月21日，毛主席在上海机床厂工人大学培养一线工人报告的批示上肯定了该厂的做法，要求全国大专院校尽快恢复招生。此即后来启动大学教育革命的“7·21指示”。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之后，在“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的鼓舞下，全国各条战线的建设事业蓬蓬勃勃地开展了起来。

　　1970年春天，全国重点院校，如北大、清华、武大、华工等，开始试招工农兵学员，试招人数大约5万人。1971年全国院校基本上都恢复了招生，仅武汉地区就有17所地方院校恢复招生，全国招生人数大约有15万人。1972年之后高校在恢复的基础上开始拓展，如武汉测绘学院由此前专招部队学员的“军测”恢复为地方院校，不少高校逐渐开办了一些分校，如复旦大学分校、华中师院京山分院、黄石分院，湖医咸宁分院等，全国大专院校招生的人数每年在16万到17万人以上。从1970年试招到1976年招收最后一批为止，全国大专院校共计招收工农兵学员百万人以上（之前采用的据网友提供的95万人的数字偏低），这还不包括部队院校的学员。全国县以上各类中专从1971年开始全面招收工农兵学员，其中各级师范学校、财贸学校、机械学校、卫生学校招收的人数尤多。从1979年到1976年全国共招收的大中专工农兵学员大约有2300万人。全国县以上的共大、全国各级各类厂矿企业的工人大学、技校共计培养的工农兵学员也不下2000万人。

　　党的“九大”之后，开始由疾风暴雨式的文革时期进入到继续革命时期，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继续革命，经历了近七年半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大批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奔赴五七干校学习提高，然后再根据国家需要逐渐给其分配新的工作，此即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爱说的“住牛棚”；地方各级党委、革委会班子的组成人员为老中青、军干群“三结合”，两套班子，一套人马，内设机构通常是三大组，即政工组、业务组、后勤组，干部人数不到文革前的三分之一。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等社会上层人员不可能搞特殊化，各级领导班子成员也不可能搞特殊化。当年各级各类领导班子的结构安排，既有利于班子成员之间的取长补短和班子内部的相互制约，也有利于班子外部人民群众的大字报、群众组织的批判会等各种“大众民主”的方式随时随地的监督。

　　当年农村基层组织是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大队是党支部和管委会，两套班子一套人马，也就是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兼财经队长、会计、妇联主任、团支部书记、民兵排长几个人；小队是队委会，干部有队长、财经队长兼仓库保管、会计、出纳、记工员。大、小队干部都在各自所在的小队参加集体劳动，按劳动出勤计算工分，业余时间的开会、做思想工作不计工分；大、小队的日常工作除上级督促外，还要接受住队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监督，毫无特权可言，按现在的说法是既累又得罪人的苦差事。各小队都设有社员大会，队里的大小事情都要经过社员大会同意，会议决定后由队委会贯彻执行；队里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男女社员都是基干民兵，除是生产上的突击队员外，还要参加军训和执勤。现在再横蛮的贪官污吏、豪强恶霸，放在当年，不但都认怂，还有“干部工作危险论”的说法；现在再猖狂的各类公知、民斗、第五纵队，放在当年，也都是认怂的，有“文化工作危险论”的说法。这些人处处都要看群众的脸色行事，事事都要走在群众的前面，叫做“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干部只有如此这般，才能表示自己在“继续革命”。

　　当年取消了各级检察院，县以上公安、法院虽然保留，人数则极少，因社会上的违法乱纪的事情少，基本上没有公安、法院的什么事。现在的贪官、公知、民斗们倘若依仗权势和美国的支持，在那时开后门、搞腐败、欺男霸女、颠倒黑白、造谣惑众、否定党的领导、挖社会主义墙角，以及吃中国上等人的饭，一门心思为美、日说话办事，“群众专政的铁拳”可不是闹着玩的！

　　当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有着严格的工作程序。每到招生时节，先成立各级由地方、院校、部队的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构成的专班，然后层层下发招生文件，规定招生院校及名额、招生对象及条件、招生工作要求、领导责任、违规处分等，报纸、广播配合宣传招生意义、政策、要求等。其中招生条件具体明确，主要是：工作三年或在实践中锻炼三年以上（1972年招收的部分应届高中毕业生除外），高中文化或同等学力（初中毕业通过实践锻炼和自学达到高中文化），本人政治面貌、一贯表现（有劣迹者一票否决），家世清白（招收一定比例的可教育好子女除外），身体健康（体检不合格者淘汰），年龄在25岁以下（先两届年龄要宽松一些），业余爱好和特长。招生指标层层分解到公社为止。

　　实施推荐时先由公社召开全社大、小队干部会议，传达招生文件和部署推荐工作；然后各小队根据公社的推荐指标及要求召开各自小队的社员大会推荐本队合格青年，没有就不推荐；大队党支部开会对各小队报来的青年比较择优选拔上报公社；公社党委再在各大队报来的青年中进行比较择优，定出被推荐人和备选人上报区党委；区委比较研究确定后，组织对初选人员进行政审和体检；政审、体检中如有落选人员，由区委在各公社报来的备选人员中比较择优补上，再对这轮初选者进行政审和体检，有不合格者仍照上述要求办理；直到推荐的人员都合格后，报县招办审查公布，接受举报，无异议后报地区审定；各地、市招收的人员均确定后，汇集到省招办审核、备案。其间招生院校参与层层推荐人员的业务及能力考核，还有最后的决定（录取）权。

　　工矿企业和部队的推荐工作也按照这样的程序从基层层层往上推荐。

　　当年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工作是一项政治任务，各级党委层层把关，谁敢马虎？至于说到“开后门”的事情，现在的人都见得多了，暗箱操作，偷偷摸摸，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自家优先、七大姑，八大姨。当年的推荐工作都是正大光明地在群众中进行的，光天化日之下的推荐谁敢偷偷摸摸的乱来？听都没听说过！就是有干部子女被推荐上会的，与会者大都会慎之又慎，不是特别优秀的谁也不敢再往上推荐，怕担责任。各级招办在研究招生人选时，凡与研究对象有瓜葛的人都要远远地避开。当时的干部真的要是有一点点徇私枉法的事情，会像秃子上的虱子一样，立马就会暴露出来，一封信，一张大字报就会了结这样的人的政治生命；群众意见大的，还要他在“斗私批修”的大会上接受批斗，不死也要他脱层皮！谁愿意去干这种“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傻事？现在的“民斗”们不是一直在鼓吹“程序正义”吗，在当年这样的一套严密的推荐程序下，能轻易地让你去夹带一个私货？

　　当然，任何工作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现在看来，当年的推荐工作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过多地考虑地区平衡、男女比例平衡、各类群体之间平衡的因素而造成的工农兵学员“文化不齐”的问题，也存在着“反潮流”后一概排斥试卷而遗漏了一些贤才的问题。之外还有一条重要的教训是没有分阶段地总结教育革命的成果，没有形成像文革前“高教六十条”那样的有权威性的文件来巩固和不断地扩大这一时期的教育革命的成果。这些笔者在前几年发表的《文革中的高教改革是社会进步的里程碑》《五七道路是教育改革的光明正道》中有过深入的探讨，现在在网上还能搜到。

　　（【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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