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的父亲陈士榘亲历三湾改编，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南征北战，成为开国上将。老将军回忆时这样说：“三湾改编”给工农革命军带来的最大变化是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毛泽东对士兵委员会曾做过这样的阐述：士兵委员会就是监督院，是监督官长的。成立士兵委员会就是要士兵敢于讲话，讲了话也要有作用。

“强扭的瓜不甜，何苦强留”

1927年9月28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经过千里奔袭来到了江西永新县境内的三湾村。这里离井冈山没有多远了，但士兵们已经相当疲惫，粮草短缺，部队减员也很严重，虽号称一个师，实际兵员只有1000人左右。

第一师的现状已经严重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虽然部队官兵的士气还很高昂，且多数是经过战斗考验的党团员和工农运动的骨干分子，但也有一些带着形形色色个人目的来部队捞好处的人。这些人在长时间的行军作战及艰难的生存环境面前悲观动摇起来，说怪话，闹情绪，甚至离队逃跑。最为可怕的是第一师的师长——一直主张攻打大城市的余洒度，他对部队开进深山野岭十分不满，对部队的前途表示出很大的悲观情绪。

这个样子是无法与敌人作战的，而且也无法获得已经在这里占山为王的农民自卫军的接纳和归顺。毛泽东痛下决心，在进军井冈山之前，先把部队整编好。在第一师到达三湾的当天，毛泽东便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第一师进行就地休整，对部队实施改编。后来，军事史家们便称这次改编为“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首先遭到了师长余洒度的反对。实际上，余洒度师长那时已经萌生了去意。果然没多久，他就和三团团长苏先骏私自离队逃跑。被岗哨发现截住。

余洒度的出逃行为立即引起 了第一师官兵的愤怒，士兵们将这两个人扣下，准备交给毛泽东以军法处置。毛泽东颇为大度地说：要走，就让他们走吧，强扭的瓜不甜，何苦强留呢？

这件事给陈士榘以很大的震动，毛泽东的宽大胸襟确实不是一般人所具备的。

第一师的官兵也都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放这两个人走，余洒度等人更是感到意外。这两个人颇受感动，尽管他们去意已决，但都表示今后不会同毛泽东为敌。

余洒度他们走了以后，毛泽东召开了一次会议，宣布“去留自愿”，即如果有谁不愿在部队里干了，不愿过艰苦的山区生活，可以离开这里，工农革命军发给他们回原籍的路费，但不准携带武器。开过会议以后，有大约十几个人提出了离开部队的要求，其中主要是旧军官。他们的思想和感情都和革命的队伍有不小的距离，留在部队里实际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第一师的官兵都对毛泽东的做法表示理解和赞赏。

“三湾改编”随即全面开始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建立各级党组织的同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编。在原军事序列不变的前提下，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番号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陈士榘被编在一营一连当战士，当时的连长是员一民，党代表是何挺颖。

毛泽东领誓，工农骨干入党

改编在进行当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党员没有那么多。有的连队只有一两名党员，成立党支部有困难，班排设立党小组更是难以实现。毛泽东提出：要发展出身工农家庭、作战英勇的士兵入党。毛泽东说：我观察过，凡是拥有一定数量党员的连队，士气就高，作战英勇，长官也能得到有效的民主监督。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各连队都开始发展工农骨干入党。陈士榘因为参加过农运，斗争过家乡的恶霸地主，所以被列入第一批入党的党员。陈士榘的入党介绍人是当时一连的党代表何挺颖。好像是在1927年10月的一天，党代表何挺颖找到他说：“你的党员已经批了，今天要去进行入党宣誓。”

于是陈士榘跟着何挺颖来到一个祠堂的阁楼上，房间里放着几个长条木板凳，上面已经坐了七八个人。他们都面对北墙，北墙上挂着两张长方形的红纸。红纸上方写着3个外文字母：CCP，下方写着两行毛笔字：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当时是晚上，屋里只有一盏昏暗的煤油灯。陈士榘看到了那两行字，心想那就是入党誓词吧。毛泽东看人已经到齐，就宣布入党仪式开始。先是由各连的党代表介绍新党员的情况，这次共发展六名党员，分别来自六个不同的连队。在各连党代表依次介绍完每个新党员的简历和政治表现以后，毛泽东开始向新党员发问：

“你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士榘的回答是：“为了工农翻身得解放！”

其他人的回答也都差不多。毛泽东显得比较满意，他开始对那几句入党誓词进行讲解，并解释了CCP三个英文字母的含义，说那是表示中国共产党。随后，他便举起右手，握紧拳头，带领新党员宣读誓词。

读完誓词后，毛泽东对六个新党员说：从现在起，你们就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共产党员要不怕吃苦，不怕牺牲，团结群众多做工作，艰苦的地方危险的时刻要抢着上，凡事要给普通士兵做出榜样。还要有组织观念和组织纪律，组织生活无故不得请假，党员要每星期开一次小组会，党内的事情不要乱讲，尤其是党内的秘密，对自己的亲人都不能讲，党的决议一经做出就要严格遵守……

士兵有了监督长官的权力

“三湾改编”给工农革命军带来的最大变化是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毛泽东对士兵委员会曾做过这样的阐述：士兵委员会就是监督院，是监督官长的。没有这样一个组织，士兵们就不敢讲话。讲了话也没有作用。成立士兵委员会就是要士兵敢于讲话，讲话也要有作用。士兵委员会的原则是：官兵平等，不准打骂士兵，废除繁褥礼节，实行经济公开，发扬政治民主，士兵有开会说话的权利与自由。

当时工农革命军里有一个大队长，本名叫郭天民，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毕业生，很有军事才能，作战英勇。但他有一个在旧军队里养成的习惯，就是喜欢体罚士兵，只要士兵犯了纪律，他抡起巴掌就打。以前打士兵，士兵是不敢反抗的，连言语都不敢。成立士兵委员会以后，士兵们将郭队长打骂士兵的情况反映到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将此事捅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立即对郭天民进行了批评。

毛泽东在大会上公开讲了这件事，说工农革命军里有个姓郭的“铁匠”，把革命军战士当铁来打。这是不允许的，违反纪律的。

当然，在毛泽东批评后，郭天民很快改正了体罚士兵的毛病，重新获得了士兵的理解和爱戴。郭天民还以此为戒，向许多喜欢体罚士兵的长官现身说法。随着教育的深入，工农革命军里打骂士兵的现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说服教育和细致入微的政治思想工作。郭天民大队长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尤其到位，被他打过的士兵都赞佩地说：我们大队长是“浪子回头金不换”。解放后，郭天民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在民主政治清风的吹拂下，工农革命军里官兵一致，同吃一锅南瓜饭，同住一个茅草棚，遇到难事大家一起群策群力，官兵们一个个开心得不得了。尽管条件艰苦，但部队的士气极其高昂，歌声笑声不绝于耳。民主政治生活给弱小的红军部队，带来了巨大的精神能量。从白军俘虏或反正过来的士兵感受最深，他们说：红军和白军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白军里死气沉沉，官兵之间相互戒备，相互提防，而红军士气高昂，官兵之间亲密无间，没想到红军里这么好。

当时，井冈山地区有一首人人会唱的歌谣：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除了官兵一致的政治民主以外，工农革命军里还实行了广受欢迎的经济民主。当时，除了上面的歌谣以外，还有一首广为流行的歌谣：红米饭，南瓜汤，吃起来，喷喷香。

在工农革命军里，从军长到伙夫，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就是红米饭和南瓜汤，因为这两样是当时最常见也是最便宜的饭菜。南瓜汤里经常连盐都没有，红米饭也不能做得很稠，因为要节省粮食。有时候甚至连五分钱的伙食也保证不了，只能吃红糙米南瓜饭，一天还只能吃一顿或两顿。红糙米是很难下咽的，特别牙碜。南瓜汤实际就是白水煮南瓜，既没有盐也没有油。

士兵们为什么没有怨言呢？因为首长和战士都吃一样的饭菜，从军长到师长，从团长到党代表没有人搞特殊化。

部队住宿和着装的条件也艰苦到了极点，井冈山的冬夜天气阴冷，潮气袭人，部队官兵都是单衣在身，晚上一个个冻得哆哆嗦嗦。由于房子很少，只能让伤病员挤进去住，其他人露宿在野外。没有被子，衣服又单薄，难以入睡。

战士们后来想了个办法，就是钻到稻草里面睡。有一次，毛泽东来到部队的宿营地，能听见打鼾声，却不见人的影子。值班的哨兵告诉他：都跑到稻草里去睡了。毛泽东大笑道：这是个办法哩，既能取暖睡觉，又可以隐蔽得很好，说不定敌人来了也发现不了我们呢！

最困难的是部队的伤病员，他们除了要忍受寒冷与饥饿以外，还要受到病痛的折磨。虽然有时候他们能住到房子里，也能吃上一些病号饭，但他们的身体很差，不少人都发着烧。由于药品奇缺，他们得不到救治，只能用毅力跟病魔进行抗争。

营长张子清，作战时脚底板被打进一颗子弹头，由于没有药品和器械，始终无法取出来。张营长和普通负伤战士一样忍受着饥饿和伤痛，最后终于因脚底伤口中毒，离开了人世。

对于红军的生活和经济问题，毛泽东积极主张实行经济民主，调动大家想办法，人人出主意。毛泽东常说：众人拾柴火焰高。经济问题一定要有所突破，否则，工农武装割据就难以实现。毛泽东要求部队，一面打仗，一面筹饷，凡是党员，都必须想些办法，士兵委员会更要开动脑筋，帮助首长解决好部队的伙食和布匹问题。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不少连队里的士兵委员会管起了部队的伙食。每到一地，只要是闲暇时间，士兵委员会就组织人积极筹饷。同时开源节流，采买货物时精打细算，一个铜板当两个铜板花。

士兵委员会还实行账目公开，每月及时向士兵公布。一旦有了余额，就分给大家。士兵们称之为“分伙食尾子”。尽管数目很小，都是以毫厘计算的小钱，但士兵们极为高兴，每到月末，大家就翘首以待。（摘自《一生紧随毛泽东》陈人康口述 金汕、陈义风著 人民出版社 2007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