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结北洋舰队作战失利原因时，“来远”舰管带大副张哲溁指出了16项，其中之一是辅佐乏才。这并非指缺少今天那种出主意、提建议的参谋人员，因为一般权贵都有一些幕僚，而是说协助当权者的官员和将领缺乏能参善谋的能力。但实际上，在甲午战争前后，清朝上上下下还是不乏有人及时提出了各方面的诸多真知灼见。令人扼腕的是，把控中央决策和军事指挥的当权者不能、不愿、不善纳谏，导致一些或可改写历史的“金点子”、“大主意”没能付诸实践。

一是在战略方针上。当时，中国怎样才能战胜侵略者？对于作战双方而言，各有其优势所在。在战争中，中国的优势是潜在的，只有在战争持久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逐步显现出来。而将潜在优势转换成现实优势的决定条件，就是要有决心打一场持久战。清军陆军统帅湘军刘坤一就提出：“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还有人提出“坚持战局，以十年为期”。对日持久战思想是当时的爱国将领根据对日战争的实践经验提出的，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真知灼见，但没有得到采纳。

在确立海军采取“攻势战略”还是“守势战略”的战略目标上亦然。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清政府的海防意识虽然被动地得到了加强．也组织了“海防筹议”，但其间并没有确立海军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当时，不少海军将领认为应该采取攻势战略，刘步蟾、林泰曾上条陈提出，“求最上之策，非拥铁甲等船自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也执攻击论，“将以清国全舰队扼制仁川港，进与日本舰队决胜负”。马建忠也发出“凡两国战事，隔海者以先得海面为胜”的呼吁。而这些正确的主张都被李鸿章一句“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而搁置。在李鸿章看来，建设海军，根本目的是为了把守大陆门户，保持用高昂代价换来的所谓 “和局”。这种守势战略违背了海军运用的规律，偏离了海军建设的正确方向，为后来的甲午战争失败埋下了祸根。

二是在国防建设上。在洋务运动之前，林则徐、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后者对此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认为夷之“长技”主要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继而又提出了具体改革措施：一是在广东虎门的沙角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二是选福建、广东驻军官兵，聘清外国舰船管驾官传授驾船演炮方法，学习西方军队的海战技术和战术；三是仿照西方国家养兵练兵之法，对清军进行精选、优养、勤练和严节制。然而，其思想并没有引起统治阶级的重视。1843年，两广总督耆英向道光帝进呈外国双筒步枪和六眼小枪各一支，并建议进行仿制，道光帝虽然称赞其为“绝顶之妙品”“灵捷之宝”，但并不同意仿制，说如果仿制，“必成望洋之叹”。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这种因循守旧，军事变革的实践一直止步不前。

三是在战役战术上。黄海海战后，中国海军主力尚存，可李鸿章信心全失，命令：“海军舰队，必不远出”，只需“靠山巡走，略张声势”。旅大战役时，海军提督丁汝昌建议主力出战以援旅大，李鸿章斥责说：“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数艘船勿失，余非汝事也。如出海，即令战殁，亦不请恤。”此后，北洋舰队困守港口，根本没有履行“拱卫渤海”的使命。

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抗登陆作战中，清军仍实施单纯守点、分兵把口的消极防御方针。日军在庄河县花园口登陆并向金州前进、严重威胁旅顺侧后时，李鸿章仍令守军各守营盘，徐邦道等建议向皮子窝方向主动出击，也遭到反对。威海卫之战陆上守军建议的积极战法，李鸿章也不予采纳，坚持消极防御，以致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

四是在军队管理上。1874年至1875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动第一次海防大筹议，期间，多名大臣表达了对治军的看法。湖南巡抚王文韶说：“天下事不得人，虽易亦废；苟得人，虽难亦举。”湖广总督李翰章称：“自来有治法尤赖有治人，不得其人，虽有良法亦终无济。”他们认为清军不是纪律废弛，而是没有执行严刑峻法的人。1888年，《北洋海军章程》颁布，对北洋海军的船制、官制、俸饷等做了较全面的规定，可是将领并不认真执行。李鸿章对此反而说，“武夫难拘绳墨”，执法不必太严。1886年8月，北洋海军应邀到日本长崎访问时，在妓馆闹事导致8人死亡、42人伤残的重大事件后，李鸿章为其部属开脱说：“武人好淫，自古而然，只要彼等追求功名，自可就我绳尺。”这种士兵受长官支配而不受纪律约束，效忠个人而不是效忠国家的人治思想，使一些军事改革措施往往得不到施行。

这样不乏科学性、操作性、客观性的意见建议，应该还有很多淹没在了历史的烟尘中。倘若那些当权者能够使用其中那么几条，虽不敢说有打赢的可能，但至少不会一败涂地、伤权辱国。历史不容假设，既然这已成为史实，当然就有不可避免的原因。

一是军事战略有偏差。由于清王朝统治者昏聩无能、目光短浅，对海洋以及海军的战略地位始终缺乏清醒深刻的认识，从而形成了重土轻洋的“陆主海从”战略思维。这导致海战前一直强调陆军立国根基，海防思想始终未跳出单纯海岸守口主义窠臼，发展海军是为了服务其闭关自守政策，而不是为了控制海权和利用海洋。虽然近代中国建设海军是对外国坚船利炮入侵做出的积极反应，但清政府认为微弱的中国海军不可能实施攻势防御，只能采取重点设防的专守防御，所以“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这种狭隘保守的军事战略，一直阻碍着海军的建没和发展。北洋海军成立不久，清政府即为其确定了单纯防御的战略：划分区域，扼守“最要”及“次要”的海口，拱卫旅顺、威海和渤海海峡，保障京畿门户的安全。而北洋水师也没有深谋远虑的军事战略思想和先进的军事理论作指导，决策层对海军作战的战略、战役、战术问题研究甚少。因此，当战争来临之际，决策层难以从制海权和夺取制海权出发思考并规划海军的运用，更不知道如何从全局的高度尽可能地利用其特性并发挥其威力。这样的战略指导思想占据了头脑，当然也就容不下一些正确的意见建议了。

二是战略判断有失误。甲午战争爆发前，晚清政府及军队高层领导人对日本军国主义图谋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缺乏正确的前瞻性战略判断，认为“日本不过蕞尔跳梁小国，无足轻重，以堂堂中国奋练海军经今十余载，岂不足一战也。”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当时，清朝官民上下也普遍认为清朝拥有陆军百万，北洋海军亚洲第一，“技艺纯熟、行阵齐整”，“武备修举、足以永靖海氛”，战胜日本是理所当然的。正是基于这些错误的判断，晚清政府在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上缺乏防范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战备思想，在1884年中法战争结束后明显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同时，由于清廷和李鸿章在战略上重海轻陆，也导致了陆军建设严重滞后，使得拥有强大军力的清朝连战而无一胜，败给小小的日本。在主攻方向的判断上，清政府错误地将皇帝的龙兴之地辽东半岛作为对日防御的主要战略方向，集重兵于辽宁和天津之间；将山东半岛作为次要方向，防御薄弱。而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实际是山东半岛，使清军措手不及陷入战略被动。这也导致山东半岛战役实施中，清军没有在敌人可能登陆点以及旅顺和威海的侧后部署坚守防御的得力陆军部队，使敌人轻易登陆成功，进而由于指挥混乱导致旅顺口和威海卫战役的全败。根据这些判断来考量，一些谏言可能是“错误”的，当权者又怎么能够轻易相信并采纳呢？

三是封建制度太腐败。清廷名义上的最高统帅是主战的光绪皇帝，但慈禧是实际的最高统帅，她厌战主和，将实际的战争指挥大权赋予李鸿章一人。而李在太后的支持和庇护下，对主战派的意见和光绪皇帝的作战谕旨或阳奉阴违、或置若罔闻，迁延不办。因此，光绪皇帝无法统帅战争全局，制定战略方针，也不能实施集中统一指挥。不仅如此，因对内、对外政策观点不同，晚清政治舞台上存在各种政治集团相互争斗。尤其是满汉民族、官僚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而且，由于顽固派的坚决反对，以奕䜣、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开始将“师夷”思想付诸实践的每一步都异常艰难。比如，李鸿章等对西方国家的机器生产赞佩不已：“洋人以火攻制胜，所造机器争奇斗捷，日出不穷。”而保守派则声称机器、铁路、电报等西方事物会破坏祖坟和“风水”，引起祖宗的不满。1876年外国人兴办的上海－吴淞铁路线，次年被中国官员收买并立即拆除。丁日昌的铁路建筑计划，也由于保守派批评家的反对，于1877年夭折。无休止的争斗与内耗分散了政治力量，使政府推动改革的能力资源严重流失，无法为建设强大国防提供支持。同时，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专制，不相信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的力量，战争中采用了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敢主动出击。在这种腐朽且斗争激烈的政府里，一般点子进入决策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四是组织机构不完善。战争是物质与力量的对抗，也是指挥艺术的较量。战略指挥的正确与否极大地影响战争的成败。战略指挥艺术高超，可以变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指导战争走向胜利；错误的却会将战争引向失败。但是，由于统治者认识不足，晚清军事改革对领导指挥体制未做大的调整，导致清军战略指挥机构缺位。清廷最高统帅名义上是主战的光绪皇帝，但事实上是厌战主和的慈禧，实际的战争指挥大权却在李鸿章一人。因此，无权的光绪皇帝没有战略指挥机关为其提供指挥保障，也就无法统帅战争全局，制定战略方针，实施集中统一指挥。而北洋舰队创建之初，也在体制编制上忽略了指挥机构建设，造成军队组织混乱。在黄海海战中，提督丁汝昌坐镇“定远”舰，统一指挥全舰队，而身边论事者仅有总教习汉纳根和右翼总兵刘步蟾二人。刘虽右翼总兵，但其主要职务是“定远”舰管带，肩负“定远”舰操纵和作战指挥，不可能集中精力于全舰队的指挥战略上，但除此二人之外，再无人可协助指挥作战。在这样的指挥组织下，指挥员只有靠自己想几招了，不仅没有条件，而且不习惯也不善于倾听意见建议。

五是军事素养太欠缺。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上下都缺乏统一指挥的素质和能力。光绪帝、翁同龢作为清廷的中枢决策者，虽满怀抗击日军的爱国热忱，却缺乏足够的军事经验和战争知识，对作战指挥力不从心，后者在日记中曾多次写到决策时“流汗战栗，罔知所措”。而慈禧、李鸿章昏聩无能却操控战争指挥大权，后者在前者的支持下成了战略指挥的实际统帅，坚持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但李鸿章没有认识到敢战方能对外言和，经济和外交只是辅助性力量，没有战场上的胜利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只靠外交达不成任何政治军事目的，一味地向列强乞求调停求和，被动迎敌。其战争中的战略指挥更是始终脱离战争与战场的客观实际，不能正确判断敌情我情，抓住有利时机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反而贻误时机一错再错，导致连战连败。而北洋海军领导层也组训不力，很少研究战法。在清政府的许多海军学堂，主要教授海军技术，基本没有涉及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的学习研究，导致了许多人军事理论素养不高。正如英国海战史学者所评价的：“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假如北洋舰队多了解一下海战理论，又怎么可能在拥有大舰巨炮的情况下仍然以悬殊比分惨败呢”。如此职业素养，恐怕连一些谏言的优劣对错都难以分清，更何谈接受并付诸实践。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而言，有些谏言无疑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大方略和好主意。最终这些主张归于“流产”，是否因为进谏者缺乏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那样的策略、艺术和方法呢？从客观上讲，纳谏与否与之有一定的关系，但关键还取决于决策者。如果决策者顽固不化、昏庸无能、自以为是，就是邹忌、触龙再世也是枉然。只有决策者脑中有国家、心中有群众、胸中有全局，具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和才高八斗、卓尔不凡的智慧以及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勇气，即便方法再简单呆板，也会认为是苦口良药，而毫不犹豫地使之进入决策、变为实践。诚如此，清政府就能形成正确的军事战略，建设一支强大的近代化军队，并打赢一场本不该输的战争。

（作者：周云波，系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人武部政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