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4日，是首个“中国航天日”。

      1970年的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这是中国航天开篇的第一个里程碑和纪念日。

      以此为标志设立“中国航天日”，旨在宣传我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一贯宗旨，大力弘扬航天精神，科学普及航天知识，激发全民族探索创新热情，唱响“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的主旋律，凝聚实现中国梦航天梦的强大力量。

      在首个“中国航天日”来临之际，《科普中国－科技名家风采录》刊发系列优秀报道，以飨读者和网友。

      戚发轫院士揭秘“东方红一号”卫星三个不得不说的故事

      “一般人吃三个馒头就饱了，但人们记住的往往是第三个馒头，我就是那第三个馒头。”82岁的戚发轫院士深情回忆说：“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凝聚的是我国整整第一代航天人的共同努力”。

      曾任“东方红一号”卫星行政负责人的戚发轫院士回忆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始末，他所讲的三个故事，是我国卫星事业从无到有的例证，更是中国航天事业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起航点。

“航天十八勇士”开启中国卫星研制之旅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中国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此后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就把人造卫星研制任务列为1958科学研究发展规划的第一项重点任务，简称“581”任务。

      此后，根据当时的形势，中央提出集中精力搞导弹，强调“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因此，1964年，中国首枚导弹和原子弹相继试验成功。直到1965年，中科院院士赵九章上书中央，建议加速我国空间技术发展，研制卫星工作才重新提上日程。

      196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院（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前身）成立，钱学森任首任院长，孙家栋组建总体设计部，负责卫星系统工程的顶层设计。七机部一院各专业，包括戚发轫在内的18人由此进入五院，就是后来大家所说的“航天十八勇士”。

      “当时，苏联、美国、法国的卫星都已经上天，中国和日本都在争谁是第四名，因此，尽最大可能缩短研制周期是第一要务。”为了集中精力保证主要目标，孙家栋决定，凡与“抓得住、看得见、听得着”有关的技术都要攻破和确保，无关的、来不及的就不上。

      这个决定的最大贡献就是简化了方案、争取了时间，例如卫星的电源就没有采用更为先进的太阳能电池，而使用了技术上已经十分成熟的蓄电池。

“东方红一号”发射前，周恩来最关心这个

      “我永远忘不了发射那天，1970年4月24日，晚上天气一开始不太好，大家都很着急，直到晚上九点，天空中的云层在发射轨道上裂开一道缝，悬着的一颗心才落了下来。”

      戚发轫说：“之后我们在敖包山上听到口令：点火——星箭分离——……，然后就是欢呼声，但我还是紧张的不得了，火箭成功了，但卫星得等到喀什站收到信号才能放心，所以搞卫星和火箭区别还是挺大。”

      “东方红一号”卫星于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21时50分，地面站接收到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声音清晰洪亮。入轨后，一切仪器工作正常，性能稳定，做到了周总理要求的“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在卫星发射之前，戚发轫作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试验队的队长和卫星技术负责人，随钱学森、任新民、杨南生等前往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周恩来对卫星能不能入轨、入轨后能不能准确地唱响《东方红》乐曲问得非常仔细。

      “周总理问，卫星到底能不能一次发射成功，我不敢打保票，就跟总理汇报说，凡是能想到的、在地面能做的试验我们都做了，都没有问题，就是没有经过空间环境的考验。”

      在转场之前，还有个小插曲。在“长征一号”火箭、“东方红一号”卫星完成发射前的测试后，就放在水平运输车上进行水平对接，准备转运至发射场。转场前，周恩来总理要求相关人员写个书面报告，等政治局讨论后决定是否转场。

      “我很紧张，跟总理说，来不及了。因为用的是蓄电池，之前我们只做过横放4天4夜的试验，现在卫星已经与火箭对接了，时间长了怕有问题。”

      戚发轫回忆：“当时总理就问，为什么不多做点试验？你们搞总体的人要像货郎担子、赤脚医生那样走出大楼，到人家部件研制单位去，告诉人家怎么做，人家不就做了嘛！”这个意见我终身难忘，所以在以后的工作中，每次都老老实实地把总体的要求一样不漏的告诉分系统。

“我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获誉”

      “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条件很苦。戚发轫举例说，当时他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地面试验方案，但在完成试验的过程中，缺少的条件实在太多了。

      “东方红一号的4根3m长的短波天线发射时是需要收拢起来的，上天解锁后靠卫星自旋力量甩出来，动作挺复杂的，轻了甩不开，重了又会因离心力太大而对天线结构造成不利影响。

      当年没有计算机仿真模拟，完全是靠地面试验。试验需要设备、场地，设备是我们自己研制生产的，场地当时受限于条件，就用中科院力学所的一个仓库。试验很危险，但是那时我们也没有任何专用的防护装置。

      做天线试验时，老同志每人拿个纸箱子盖挡着，从木板间的缝隙往外观察；年轻人就爬上（没有顶棚的）房梁，骑在上面往下看”。

      在当时的环境下，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在戚发轫看来，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东方红一号”卫星还可以成功，靠的就是中国航天人的爱国心。

      “所以，东方红一号能成功，还要看到前面有很多人做了很多事，就像饿了吃第一个馒头没饱，第二个也没饱，吃第三个馒头才饱了，我就是第三个馒头，还上了天安门，但前面的这么多人，这些历史都应该被铭记，历史是不能被忘记的。”

      戚发轫系我国空间技术专家，神舟号飞船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兼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