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时值七一，缅怀一九二一年那个重要的时刻和那群伟大的人们。95年过去，今闻中共壮士断腕，在重温起点的同时，向更高的时代终点迈步，又要拿下若干老虎苍蝇……

1921年，毛泽东28岁了。过完这一年，他就步入中年阶段了。

这一年，他又一次赴上海，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缔造中国共产党的人物之一。会外，他发出了“共产党在三五十年内就有可能统治中国”的预言。

随后，他创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省级党组织——中共湖南支部（后改称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并担任书记。一年之后，他辞去一师的附小主事和国文教员工作，成了职业的革命家，以他的全副精力和智慧从事他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理想的实践，也是为了实现他的预言。

一

1921年7月下旬，上海法租界白尔塔路389号（今大仓路127号）博文女校住进了一个“北京大学师生暑假旅行团”。

说是都来自北京大学，其实这中间许多人互不认识。怪不得，他们分别是来自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武汉的陈潭秋、董必武，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他们是来建立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参加“一大”的大多数代表住在博文女校，而会场却在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书城、李汉俊兄弟的住宅内，也就是当今人们看到的“一大”会址。

正因为这样，现在的“一大”纪念馆其实是三个馆组成，即“一大会址是一馆，陈独秀寓所是二馆，博文女校是三馆”。

在博文女校，毛泽东、何叔衡住西厢房前半间，董必武、陈潭秋住东厢房前半间，其他代表则分住西面沿街的三小间。

这三个馆，还有嘉兴南湖上那条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共产党登上了政治舞台的全过程。

其实，从长沙到上海之前，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湖南这块土地上，早就在“攻城略地”。

二

据记载：民国初年的长沙县知事府在今府后街一带，是将清代的长沙府衙门“改”成的，并将原府署大门一带拆除改建，形成两条新街，分 别取名为长治路和长康路，取“长治久安”之意。只是，这个知事府的建筑已无从寻觅。

1920年8月22日，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策划”的俄罗斯研究会筹备会就在县知事府召开。“民间会议”能搬进官家衙门，因为参会人员除毛、何、彭这样的“在野”人士外，更有谭延闿政权中易培基、姜济寰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何况此时的姜济寰是这个衙门的主人——县知事。

在马克思主义被诬指为“过激主义”、苏俄被诅咒为“饿死人的地方”的社会大背景下，成立俄罗斯研究会这种团体，实在有点冒险。但是，“在广大青年中，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影响实在太大了。湖南许多青年都想向外找出路，他们都向往俄国，想到俄国去。”这正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革命的好时机，毛泽东等岂能错过？让思想开明、官家身份的易培基、姜济寰们在前面挡着，行事也就方便多了。

9月15日，俄罗斯研究会在文化书社内召开成立大会。会议推选姜济寰任总干事，毛泽东任书记干事，彭璜任庶务干事。

俄罗斯研究会成立不久，第一批留俄学员就于9月赴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他们是任弼时、萧劲光等6人。接着，是彭述之、张学琅于10月初，刘少奇等7人在10月底赴上海。上海外国语学社学员最多的时候约50人，湖南占22人。

任弼时、刘少奇、萧劲光等，日后都成了中共重要干部，甚至领袖，这个“研究会”当居首功。

三

早期的湖南共产党人，自己没有公开的报刊，而是利用合法的出版物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8月，何叔衡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聘请谢觉哉主编湖南《通俗日报》，聘请周世钊、熊瑾玎、罗宗翰为编辑，邀毛泽东参加编辑会议，让公开合法的《通俗日报》变成为“我”服务的报纸。

周世钊回忆说，毛泽东参加了第一次编辑会议。他分析了湖南政治、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提出将《通俗教育报》改名为《湖南通俗报》。接着，他提出办这份报纸的基本方针：“通俗报是对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尤其是要根据事实说话，不要专谈空洞的大道理。他这些主张，被参加会议的全部接受下来，成为这一时期通俗报的工作纲领。隔不上几天，他总要到馆里来一次，随时对编辑工作提出建议性的意见，使编辑质量得以不断提高。”

9月11日，《湖南通俗报》以崭新的面目出版了。通俗报的发行量从此大大增加。有些中小学将它定为学生课外读物，不仅一般市民和工人爱读，连没有看报习惯的农村也有订户了。

如此，这份报纸也就姓“共”了。毛泽东等有意“移花接木”，当局的人也非愚不可及。赵恒惕的左右亲信则把此看成对赵政权的严重威胁，向赵发出警告：“何叔衡专听毛泽东的主张，尽用些新民学会的人，这些人都是过激派。”“政府自己办的报纸，专门骂政府，真是岂有此理！”

1921年5月，何叔衡终于被加上“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被赵恒惕政府撤销了馆长的职务。这份“通俗报”又恢复到从前的老样子。

四

人们在描写青年毛泽东的电视中，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毛泽东上课，首先在黑板上写了“工人”二字，“上面一横是‘天’，下面一横是‘地’，中间一竖是我们工人，我们工人顶天立地”；接着，他将二字连起来就变成“天”了，并告诉大家，我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力量大于天”。

这其实是一个真细的细节。毛泽东担任一师附小主事以后，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触角延伸到工人农民中了。他在一师附小部恢复了工人夜学，招收附近工厂的工人，学习文化，启发他们觉悟。其实，办工人夜学是毛泽东的“传统项目”，早在他担任一师学友会总务时，就操办过工人夜学，担任夜学的“管理”职务，大到教学方法的革新，小到“教室洋油灯四盏，有三盏不明，灯在四角，中间颇暗，应添一盏”的小事都“管”。因此，到毛泽东在一师毕业时，学校附近许多工人都认识夜学的“毛先生”，都认“毛先生”，是他们的的好老师、好朋友。这一次恢复工人夜学，他可谓轻车熟路。只不过，他把办工人夜学与启发他们觉悟结合起来了。

有人回忆，毛泽东常打扮成工人模样，到工人集聚的地方，同他们接近、喝茶、交谈。一天，他在小吴门外的铁路上散步，遇到火车修理厂工人陈帝广。毛泽东与陈聊“家常”，谈得好不开心。陈帝广邀毛泽东去他住的地方“玩”，经陈介绍，又认识了许多工人朋友。毛泽东提议，办个工人夜校，教他们识字，大家很赞成。随后在粤汉铁路新河车站创办了工人夜校，派遣余盖、郭亮任工人夜校教员。后来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这批夜校学生，个个都是骨干、先锋分子。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已开辟了新的阵地。

五

毛泽东斩获的还有另一块阵地——舆论。

《湖南通俗报》被赵恒惕们“复辟”了，没有舆论阵地怎么办？

毛泽东们自有办法。湖南《大公报》是份民营报纸，其中成员思想、立场各异，但毛泽东和这家报纸颇有“缘”。

他和这家报纸的主笔兼编辑张平子、龙兼公既是湘潭老乡，又是政治盟友——如“驱张”、“自治”、新民学会和办文化书社等活动中，还是“新闻同仁”——毛泽东做过大公报的“特约撰述人”和“特约记者”，关系自然非同一般。他利用和这家报纸的关系，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将《共产党》月刊上的许多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文章，推荐到《大公报》上发表。

毛泽东利用所有的机会和条件，扩大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影响。

六

在中共“一大”前，湖南的共产党组织虽然还像压在石头下的小草，虽然不能伸腰舒腿地自由发展，可其根已在适合自己的土壤里延展着。

这样，也就引起了上海中共一大筹备“机关”的注意。

据唐春元在《毛泽东的81个第一次》中表述：“1921年6月底，毛泽东接到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代理书记李达的来信，要求湖南早期组织推举两名代表，即日赴沪”，出席中共“一大”。经过毛泽东、何叔衡、夏曦、彭璜、易礼容、郭亮等推举，毛泽东和何叔衡当上代表。

1921年6月29日，毛泽东和何叔衡赴上海。对此，《谢觉哉日记》载：“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OOOOO（注：‘OOOOO’意为‘共产主义者’）之召。”当时，何叔衡遭受赵恒惕政府的通缉，只能秘密出发。他刮去了平日蓄着的胡须，头戴遮阳帽，遮盖了半个脸部，匆匆地走向长沙小西门码头，趁着暮色，登上开往武汉的小火轮。毛泽东则手拿一把雨伞，肩背一只布袋，也是行色匆匆。

他们的旅费是新民学会会员熊瑾玎协助筹措的。解放后，谢觉哉是如此回忆毛、何出发时的情景：“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们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上海望志路106号——那座欧式风格的两层楼房里，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刻来到了——中共“一大”开幕，开天辟地的大事发生了。

毛泽东的人生也翻开了新的一页——从政治层面践行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想。

七

7月23日夜间8时许，中共一大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楼下餐厅开幕。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会议记录。24日的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发言，汇报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情况，包括小组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人运动的开展以及经验教训。

会议期间，毛泽东忠于职守，认真作好记录。包惠僧在《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中说，毛泽东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李达对毛泽东的印象是“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张国焘把毛泽东描绘为：“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长衫，也脱不掉湖南人的土气。但他的常识相当的丰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健谈好辩……”另一个早期共产党员写道：毛泽东“给了我一个奇异的印象。我从他身上发现了乡村青年的质朴——他穿着一双破的布鞋子，一件粗布大褂，在上海滩上，这样的人很难见到的。但我也在他身上发现了名士派的气味。”

南湖会议期间，毛泽东告诉同行好友萧子升：“代表们大多都不错。有些人还受过很好的教育，懂日语和英语。”毛向萧作出预见：“如果我们努力奋斗，共产党在三、五十年内就有可能统治中国。”可萧子升当时认为，这简直是空口说白话。可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预言不仅正确，而且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