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新年献词（1949年元旦）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在我们的敌人方面也不怀疑了。

战争是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们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三倍半，他们军队的装备和人力物力的资源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拥有人民解放军所缺乏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他们获得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且他们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就是因为这样，战争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表现为国民党的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防御。国民党在一九四六年，在东北占领了沈阳、四平、长春、吉林、安东等城市和辽宁、辽北、安东等省的大部，在黄河以南占领了淮阴、荷泽等城市和鄂豫皖、苏皖、豫皖苏、鲁西南等解放区的大部，在长城以北占领了承德、集宁、张家口等城市和热河、绥远、察哈尔的大部，声势汹汹，不可一世。人民解放军采取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每个月平均歼灭国民党正规军的数目约为八个旅（等于现在的师），终于迫使国民党放弃其全面进攻计划，而于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将进攻的重点限制在南线的两翼，即山东和陕北。战争在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已经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的人民解放军，在南线和北线都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方面则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东北、山东和陕北都恢复了绝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战线伸到了长江和渭水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在攻克石家庄、运城、四平、洛阳、宜川、宝鸡、临汾、开封等城市的作战中学会了攻坚战术。人民解放军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是没有飞机和坦克的，但是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人民解放军已经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战争第三年的头半年（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兵力的速度大为增加了。试看歼敌营以上正规军的  统计（包括起义的敌军在内）：第一年，九十七个旅，内有四十六个整旅；第二年，九十四个旅，内有五十个整旅；第三年的头半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一百四十七个师，内有一百一十一个整师。半年歼敌整师的数目比过去两年歼灭整师的总数多了十五个。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与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就是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与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与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根据确实的情报，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了这样一项阴谋计划，并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这项工作。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及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者，则是美国这一政策的拥护者。这种情形，现在许多人们还没有看清楚，但是大约不要很久人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喘息的机会，使已经受伤的野兽养好创伤，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树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什么“中间阵线”。

中国人民今天所反对的敌人是些什么敌人呢？大家知道不是别人，正是以蒋介石、李宗仁、诚、白崇禧、何应钦、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薛、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达、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等为首的反动派，这些人都是头等战争罪犯，中国人民的公敌。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请大家想一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与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没有呢？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那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请读者记着，这种可怜相，今后还要装的）。最近做了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孙科，在去年六月间，不是曾经宣布“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的”吗？这次一上台却大谈其“光荣的和平”，说什么“政府曾努力追求和平，由于和平不能实现，不得已而用兵，用兵的最后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复”。合众社上海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电讯，马上就预料孙科的声明“在美国官方人士及国民党自由主义人士中，将遇到最广泛的赞扬”。“美国官方人士”现在不但热心于中国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来美国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象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象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犬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象蛇一样的恶人为什么要怜惜呢？究竟是那一个工人，那一个农民，那一个兵士主张怜惜这类恶人呢？确是有这么一种“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或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他们劝告中国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就是说，应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当作神物供养起来，以免这几种宝贝在世界上绝了种。但是他们决不是工人、农民、兵士，也不是工人、农民、兵士的朋友。

我们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扩大，必须容纳一切愿意参加目前的革命事业的人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需要有主力军，也需要有同盟军，没有同盟军的军队是打不胜敌人的。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应当记隹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记他们。忠实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朋友，努力保护人民利益而反对保护敌人利益的朋友，在中国无疑是不少，无疑是一个也不应被忘记和被冷淡的。我们又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巩固，必须不容许坏人侵入，必须不容许错误的主张获得胜利。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除了记住自己的朋友以外，还应当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和敌人的朋友。如上所说，既然敌人正在阴谋地用“和平”的方法和混入革命阵营的方法以求保存和加强自己的阵地，而人民的根本利益则要求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并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那么，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人民解放战争愈接近于最后胜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将愈加巩固地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与此相反，美国帝国主义者、中国反动派和他们的朋友，虽然不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虽然会发生无穷的互相争吵，互相恶骂，互相埋怨，互相抛弃，但是在有一点上却会互相合作，这就是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他们将要用各种方法：公开的和秘密的，直接的和迂回的。但是可以断定：他们的政治阴谋将要和他们的军事进攻遭遇到同样的失败。已经有了充分的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象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些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一九四九年所应努力求其实现的主要的具体的任务。我们将不怕任何困难团结一致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蒋介石新年文告（1949年元旦）

今天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开国纪念日。自国父倡导国民革命，创造中华民国，开国至今，整整经过了三十七年。在这一长期间之中，革命先烈，爱国军民，流血牺牲，坚贞奋斗，饱经挫折，备历艰辛，宪法才得实施，宪政才告成立；我们今日在宪政政府成立之后，第一次举行开国纪念，深觉岁月蹉跎，建国事业如此迟滞，三民主义未能实现，实在是感愧万分。溯自抗战结束之后，政府唯一的方针在和平建设，而政府首要的任务，在收复沦陷了十四年的东北，以期保持我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但是三年以来，和平建国的方针遭逢了阻挠，东北接收的工作也竟告失败；且在去年一年之中，自济南失守以后，锦州、长春、渖阳相继沦陷，东北九省重演“九一八”的悲剧，华东、华北是工商事业集中的区域，学术文化荟萃的都市，今日皆是匪患的威胁，政府卫国救民的志职未能达成，而国家民族的危机更加严重，这是中正个人领导无方，措施失当，有负国民付托之重，实不胜其惭惶悚栗，首先应当引咎自责的。

今日戡乱军事已进入了严重的阶段，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盛衰，历史文化的绝续，都要决定於这一阶段之中，而我同胞每一个人、每一家族的自由或奴役，生死或存亡，也要在这一阶段之中来决定了。怎样才能渡过这一难关，克服这一危机，成为我同胞每一个人异常关怀的问题，而大家对於政府当前的决策，都感觉其利害关系之重大。因为剿匪军事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大家也都希望战事及早结束，和平及早实现，所以和战问题盘旋於每一同胞的心坎之间，而政府为战为和亦更为每一同胞所关怀。中正受全民的付托，负国家的重责，对於当前的局势自应有详切的检讨，至对於人民的希望，更不能不作深长的考虑。

国父说：“中华民国之建国，其目的在和平。”中正为三民主义的信徒，秉承国父的遗教，本不愿在对日作战之后，再继之以剿匪的军事，来加重人民的痛苦。所以抗日战事，甫告结束，我们政府立即揭举和平建国的方针，更进而以政治商谈军事调处的方法解决共党问题。不过经过了一年有半的时间，共党对於一切协议和方案都横加梗阻，使其不能依预期步骤见诸实施，而最后更发动其全国武装叛乱，危害国家的生存，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动员，从事戡乱，这是最近的历史事实，在世人心目中记忆犹新。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已历二十五年，而中正在此二十五年之中，无时不期待共党以国家民族为前提，循政党政治的常轨，共谋和平相处之道，以树立民主的弘规。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於和平，即动员戡乱之目的亦在於和平，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於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在於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於共党一转念之间。

所以，我们同胞要解决这个问题，先要问明共党对和平的意向究竟如何？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只要和议无害於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於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於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政府亦惟有尽其卫国救民的职责，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尤其是京沪战区为政治中枢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卫实行决战。我深信政府不仅在此有决胜的把握，而且整个国家转危为安，和全体人民转祸为福的枢机亦在於此。我同胞须知今日惟有军民一致，坚持此自卫战事，而在决战之中获得胜利，才能争取真正和平；更惟有忍受一时痛苦牺牲，才能免受铁幕重重暗无天日的地狱生活。中正个人自参加革命战争以来，迄今几四十年，我在每一长期战役之中，都是备历艰辛，饱经挫折，受尽诬蔑，无论失败到甚麽程度，我始终持有必胜信念，而最后也必能达到成功的境域。要知道我们所倚恃者为民族精神、人类正义与世界公理，共党匪军的暴力能劫取我东北，却不能征服我们的民族精神；能侵入我们的腹地，却不能侮辱我民族的人格。正义就是决胜的力量，公理终必胜过暴力。我们这一代遭逢了中国五千年历史空前未有的变局，也就是担负著五千年历史空前未有的使命，我们只有忍受一时的痛苦与牺牲，为国家民族的生存，历史文化的延续，生活方式的自由和后世子孙的滋长而奋斗。

同胞们：当此岁序更新之际，缅怀国父及先烈缔造民国的艰难，体会前线军民坚贞奋斗的痛苦，更觉中正个人责任重大与职务艰钜；亦深信我爱国同胞决不能忍受共党的清算，不能坐视国家的危亡，只有军民一体，举国一致，团结奋斗，保障我们民主自由的生活，竭尽卫国保种的天职，收获八年抗战所得的成果，以告慰我无数军民先烈在天之灵。国父说：“最后成功归於最后努力者”，愿与我全国同胞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