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如何花白银

点击：  作者：何苞旦    来源：大象公会  发布时间:2016-04-22 10:21:23

         如果有机会穿越回古代，请小心使用手中的散碎银两。如果时间地点方法不对，你不但钱花不出去，还可能被群众扭送到官府。

 

在文艺作品中的中国古代社会，物价经常高得惊人，随便在苍蝇馆子里吃个简餐，费用都往往令常人无法承受。

金庸小说中，郭靖第一次见到未来的妻子黄蓉，就花了近 20 两白银吃饭，简直相当于在当代的顶级会所里吃珍稀动物，非常下本。时代稍早的梁山英雄们财力有限，但林冲、武松等人在路边小店吃肉喝酒时，也往往拿出一把碎银子结账，不知店家该如何找零。

听说“三碗不过岗”，武松掏出了一锭银子买酒

这种挥银如土的场景随着电视剧的广泛传播而深入人心，甚至固化了人们对古代人日常货币的想象。事实上，白银成为日常交易货币的历史并不长。无论林冲、武松还是郭靖，都不可能体验电视剧中的生活方式。

白银是什么钱

从出现货币以后，中国古代长期有“上币”和“下币”的区分，前者用作赏赐、军费等大额支付，后者则供人们日常交易。

先秦《管子》中提到，当时的上币是珠玉，中币是黄金，下币是刀布。秦代则以黄金为上币，半两钱为下币。汉武帝后全国通行五铢钱，上币则有“白金三品”、白鹿皮等。

在唐朝以前，白银作为货币都极其稀少。像电视剧《琅琊榜》中以白银来赈灾和行贿的情节，在该剧所反映的南北朝时期不可能发生。

唐代频繁的内外战争，促使朝廷发掘出新的大额支付手段。除了继承自南北朝的绢帛外，白银也开始有了货币的功能，用来赏赐、进贡和支付军费。不过，此时白银的主要用途仍是制造器皿的原料，而非流通于世的“钱”。

法门寺出土的银笼子、银龟盒、银茶碾、银盐盘

元和年间（9 世纪初），唐宪宗就拿出内库绢布六十九万匹、银五千两来支付军费。从两种货币的比例看，白银此时仍十分稀少。

白银真正成为大行其道的大额支付货币，还要等到商业大兴的两宋时代。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宋朝和北方国家之间的“岁币”。1005 年宋真宗签下澶渊之盟后，北宋每年要向辽输纳绢二十万匹、白银十万两，白银的比例较唐宪宗时代提高了很多。等到 1141 年宋金《绍兴和议》，南宋向金朝输纳的岁币就变成了白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白银已经成为了和绢帛平起平坐的大额支付货币。

不过，白银在宋朝还远远没有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在北宋，制钱才是主要的流通货币

北宋时期，即使官方全部垄断银矿开采，白银的全国产量也不过二十万两上下，加上定期的巨额外流，国内的白银相当稀少，几十克的购买力便非常之高，无法用于日常消费。一般小额交易用的都是政府铸造的铜制“制钱”，价值比白银低得多。

理论上，北宋时代的一两白银可换一千文制钱，实际银价还经常高至一千五百文到一千八百文，有时甚至涨到两千文。而在武松等人喜爱的那种非法出售牛肉的小饭馆里，吃一顿四斤熟牛肉加十八碗村酒的大餐，饭费也不过五、六百文。如果有人像电视剧里那样，在茶馆里随手掏出五十两的银元宝结账，效果恐怕会像基督山伯爵钱包中的五十万法郎债券一样惊人。

在货币特别稀少的地方，人们连一般的制钱都用不起，而以其他货币替代。如四川人不但长期使用不值钱的铁钱，还率先使用了纸币——在一匹罗需要一百三十斤铁钱的情况下，“交子”这样的纸币显然对大家都很方便。

而南宋朝廷因匆忙南撤，通货带得少，很快也就遇到了四川人的那种困难，便学习其经验，在全国发行纸币“会子”。元代建立后学习南宋，搞单一的纸币政策，严禁白银流通。白银作为大额支付货币的地位受到影响。

交子（左）、会子（右）

但是，由于货币政策混乱，元代不断发生周期性的通货膨胀，所以民间还是要储蓄白银来保值，官方对此也只能时弛时禁。不过，如果张无忌真的在大都用白银请赵敏吃饭，肯定也会遭到群众举报。

明朝初建时沿袭元制搞单一纸币，结果照例通货膨胀，大明宝钞和元代纸币一样沦为废纸。巨商富民权贵每有大额交易，还是离不开金银。

到明英宗时期，朝廷终于承认了白银的现实地位，将其定为国家税收的法定支付手段，米粮都要折算为白银入库，称为“金花银”。到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时，税收力役都要一体折算为白银缴纳。白银从此成为了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至少缴税时离不开。

明代税银，周围可见银水凝结形成的纹路

此后到清朝，白银都是具有官方地位的交易货币，在大额交易中充当主角。不过在明清的平民生活中，白银虽然比宋朝时普及一些，但日常小额交易用的仍以官方铸造的铜制“制钱”为主。

据比利时耶稣会士鲁日满记载，在康熙初年的北京买 1 磅糖需 80 文钱，1 磅面粉 13 文，1 磅羊肉 55 文，3 磅牛肉也只要 130 文。北京酱园还有所谓“四碗一文”，即酱、油、醋、酒各一碗共一文钱。而根据英国人记载，1832 年上海的棉布每匹约售白银三、四钱（合三、四百文）。到鲁迅小说中清朝末期的浙东鲁镇，孔乙己吃一次酒也不过要九个制钱。

孔乙己“排出九文大钱”

由此可见，白银虽然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但日常消费中用制钱绰绰有余，很少需要掏出“真金白银”。

不过，与严禁私人铸造的日常用“制钱”不同，白银虽然是主流的大额支付手段，但明清政府却从来没有发布过法定的白银货币形态。也就是说，不管官方还是私人，都可以用白银原料铸造银锭，然后以“两”为单位称量流通。

那么，这些来源五花八门的白银有没有缺斤短两，明清两代的富商大贾又该怎样判断？

白银有多难用

答案是，白银是否足金足两，大家几乎没法判断。

首先，铸造银锭用的白银的成色就很可疑。明清时中国人的铸造技术有限，无法提纯出 100%的白银，还有私铸者故意掺入锡、铅等普通金属，以次充好。

鉴定白银的手段也不够靠谱，如明代后期，由于成色优良的银子在铸造中会出现细密的纹路，人们常把足色的银锭称为“纹银”。结果私人银铺发明了各种造假手段，如摇丝、画丝、吹丝等，都能在成色不足的银锭上制造出“纹银”的特征。

典型的清代纹银银锭

到了清代，情况才稍有改观。银锭制造比以前规范，原则上要经过有关部门发给执照。为保证银锭的质量，各地还往往有信誉较佳的大商号联合铸银。如北京有松花银、天津有化宝银和白宝银、上海有二七宝银、苏州有苏元锭、扬州有扬漕平银、镇江有公议足银等等。

不过，市场上有这么多成色不一、价值不等的银锭，还是会给交易造成不小的困难。

当时，由于纹银的地位深入人心，国家税收和一般物价仍以纹银为标准，即使在乾隆时代铸造技术提高、很多银锭的成色超过纹银之后，大家仍然以纹银的银两数来为商品标价。同时，为解决银锭成色鉴定的问题，明清两朝发展出了发达的地方公估局体系，主要凭借眼力来鉴定银锭的真伪和成色，并从中收取鉴定费。

乔家大院银库复原图，乔致庸的银库就是私铸银锭

市场上的银锭如此成色不一，标价时却又以统一的“纹银”作计量单位，这自然不太公平。因此在现实中，即使商品明码标价为多少多少两纹银，商家也不能对什么样的银锭都收一口价，否则总有一方会吃亏。

如果支付用的银锭的成色比纹银更好，那支付时就可以比定价少付一点，这种情况被称为“申水”（加水、申色）；如果成色较低，则需比定价多付一些，称为“贴水”（补水、贴色）。

可见，虽然这类交易以“纹银”定价，但纹银在此已不再是真实的银锭，而是一种衡量商品价格的计量单位，或者叫“虚银两”。到了晚清，各重要口岸都发展出自己的虚银两，如上海的九八规银（元）、汉口的洋例银、天津的行化银等。

而在以纹银为标准的交易中，用各种真实银锭所需多付和少付的幅度各有不同，它们之间也就可以以此区分。比如说，一只重五十两的银锭，如果因为成色好、可以当作五十二两四钱来用，就会因多值了二两四钱，而被称为“二四宝”。相应的还有二六宝和二八宝的银锭。如果能多值三两白银，这只银锭就会被称为“足宝”、“足色”或“十足银”。

各种银宝的成色。据 1891 年印度造币局所做化验，中国纹银含银纯度应为 935.374‰，由此我们可据以推算出各种宝别的含银比例。可见，即使是当时人们口中的“足银”，离纯银也仍有相当距离

这些成色上的问题，足以令不常从事商务的平民眼花缭乱。而中国衡器制度的混乱，又为大家判断手中的白银带来了严重的困难。

比如说，一两银子到底应该有多重，清朝各地的标准就有极大差别。即使是被政府用作标准的库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各个部门的标准也有差异。

如海关有关平，每两重 37.68 克；漕运有漕平，每两重 36.65 克。在各城市中，有流行于长江流域的湖南湘平，每两重量相当于库平的八钱一分一厘七毫；北京市平则是每十两相当于库平的十两五钱。从北京到湖南，差别竟达到库平的二钱三分八厘三毫。

甚至在同一个地区，政府标准下一两银子的重量都不一定相同，藩、道、盐各部门的库平皆有参差。

在对外贸易中，银锭价值的换算也极为复杂。如从 1857 年起，上海商界与外国银行议定，货币收付一律用“规元”为计算单位。具体的换算方法是，将一只银锭的实际重量加上“申水”再除以 98%，即得出相应的“规元”数字。如此繁琐的计算方式，用于专业的进出口贸易尚且过关，对普通人来说就实在太麻烦了。

 

民国十九年的规元汇票。晚清上海通行的二七宝银锭，重五十两的银锭加升水二两七为五十二两七钱纹银，以九八除，得五十三两八钱纹银，即是规银重量，即此五十两锭按九八规银计算，作五十三两八钱使用

如此繁琐的货币折算，给货物流通造成了巨大的不便，也不乏有人为此疾呼。康有为就曾在《公车上书》中提到，元宝和银锭太难使用，不但形状不便携带，而且成色和衡量标准都不统一，一会儿要多给一会儿要少给，“轻重难定，亏耗滋多。”

更不堪的是，政府自己在出入账时还用不同的银两标准，大平入、小平出，两头赚钱。

白银如何变靠谱

作为最重要的大额支付手段，中国白银的单位标准竟如此混乱，自然会引起外国人的不满。

《马关条约》就特意规定，赔款要按“一两 37.31 克白银”的标准来核算，不给清政府搞猫腻的空间。到 1908 年时，新近成立的农工商部根据“万国公制”终于作出规定，库平银一两为 37.30 克。

《马关条约》谈判现场

民间的沟通更走在政府前面。自乾隆初年，海外白银就以银币的形态大量流入中国，至嘉庆、道光朝大盛，据《清宣宗实录》（道光时期）的记载，西方银币在“闽、广、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都极为盛行。

相比中国白银，海外银币成色稳定，携带计量方便，优势明显。在南方地区的日常小额交易中，银元已经很大程度取代银两，以至于清代银锭在南方很少出土。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人也很习惯地要求中国赔偿银元而不是银两。清代的西洋银币种类也很多样，在道光时期，国内流行的银元就可按图案分为“大髻、小髻、蓬头、蝙蝠、双柱、马剑”等许多种类。

曾经在中国流通过的银洋：日本龙洋、西班牙双柱洋、墨西哥鹰洋、法属印度支那元（左起）

这启发了中国人，张之洞率先在湖北尝试自铸银币。随后清末新政时，为了统一全国币制，清政府以国际公制为基础，决定以重量七钱二分、比例银九铜一的标准铸造“光绪元宝”，开启了中国银元的历史。此后的民国银元也继承了这一方案。

民国银圆

在西方的影响下，中国白银凭借着国家在成色和重量上的双重加持，建立起了全国范围内的信用，成为二十世纪前期全国通行的主要货币。草莽英雄们也终于可以拿着一块银元走进饭馆，请朋友吃一顿涮羊肉或者西餐套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