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噪一时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作者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延安整风之前毛泽东“安排王明担任中央妇委书记和女大校长，则有明显羞辱王明的含意”。由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来主管妇女工作就是羞辱?是不是作者把自己轻视妇女工作的扭曲心理强加给毛泽东呢?

要驳斥这种谬论，我们先来看看妇女工作在党的全局工作中的特殊地位及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毛泽东历来认为妇女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他在1929年12月底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后来他多次强调妇女在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中的重要性，指出：“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没有女子参加，就做不成气。我们打日本，没有女子参加，就打不成;生产运动，没有女子参加，也不行。无论什么事情，没有女子，都绝不能成功。”既然如此，把广大劳动妇女发动和组织起来，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必不可缺的一项重要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妇女工作的领导，1938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妇女运动委员会，由李富春任主任。1939年2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强调了妇女在抗战建国中的重要作用，提出“纠正一切对于妇女工作的轻视、忽视与消极的态度”，同时还强调建立健全各级党委领导下的妇女工作部门，“使之成为各级党的委员会内最重要的工作部门之一”。在2月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在听取妇委工作报告时指出，过去党内一贯忽视妇女工作，主要由于没有一些经常做妇女工作的干部，今后要负责同志经常注意妇女工作。党中央当时之所以把妇女工作摆在突出的位置，是基于对抗战形势的正确分析以及抗战以来妇女运动存在问题的清醒认识。1939年3月3日《中共中央妇委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9月邓颖超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的报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妇女运动》等文献，都作了深刻的阐述。从党的领导来说，“党的妇女干部异常缺少”，“全党对妇女工作注意得非常不够”;从妇女运动来说，广大妇女群众尚未全面地动员和组织起来，“工作方法与方式的一般化”、“工作的刻板性”等缺点与全面抗战的新形势不相适应。党中央正是从革命斗争的迫切需要出发，进一步加强对妇女运动的领导，当务之急特别是培养一批党的妇女干部。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历来最缺少的干部是妇女干部，妇女运动经验亦没有总结，这个缺点必须补救。”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办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的中国女子大学。经过筹备，1939年7月20日，女大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出席并发表讲话。他指出：创办中国女子大学，是革命的需要，目前抗战的需要，妇女自求解放的需要。只有全国妇女都起来了，革命才能得到成功。为了激励和广泛发动广大妇女同胞投身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1939年6月1日，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办的《中国妇女》杂志在延安创刊。毛泽东为刊物题写了刊名并发表了《题〈中国妇女〉之出版》的四言诗，充分体现了他对妇女运动工作的高度重视。王明就是在当时党中央进一步加强对妇女运动的领导这个大历史背景下，于1939年2月担任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此后又兼任女大校长。王明当时的身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由他来接替 李富春，恰恰体现了党中央基于重视妇女工作的考虑。而《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认为这是“明显羞辱王明”，纯粹是作者强加于历史真实中的想象。这种想象对于

严谨的历史研究来说，才是一种“明显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