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倏忽已经进入第25个年头了。

　　苏联解体后不久，1994年1月，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就提出，要认真总结苏联的教训。他说：“我在医院考虑一个问题，即需要好好研究苏联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两国的变化。”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是一个变化中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以共产主义为灵魂，为总纲。纲举目张。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写进党章的。抓住这一点，社会主义建设就可以搞得好一些，放弃了这一点，就要演变。苏联、东欧都是如此。中国所以还能够支撑，就在于还没有放弃这一点。抓住了这一点，就不会‘左’右摇摆，即使摇摆也不会太大。放弃了，就不知道摇摆到哪儿去了。苏东不就是这样吗？

　　“进入社会主义怎么走？苏联搞了七十年又变了。中国近半个世纪了。怎么搞法？毛主席讲了一些，我们也讲了一些，还没想清楚。从毛主席开始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对此，马克思没有讲很多，写《哥达纲领批判》是被迫的，到现在还是个纲领。列宁搞社会主义建设时间很短。我们的《两论》提出对斯大林的功过要三七开。这是公道的。现在看，我们评论的正确性越来越清楚。苏联乱，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现在搞的，实质上还是赫鲁晓夫所主张的那一套，不过是恶性发展罢了。

　　“列宁主义倒不了，斯大林七成还是七成。”

　　彭真同志实际上提出了总结苏联演变教训问题的根本的方法论原则：要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走向来研究苏联演变问题。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关键是怎么变、朝什么方向变？如果共产党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引导社会主义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前进，那么即使发生一些摇摆，出现一些失误，经过认真总结经验，总是可以纠正的，不会垮台，因为总的趋势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的；如果共产党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那就同社会发展规律背道而驰了，垮台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苏联的问题是，从赫鲁晓夫开始，提出了一系列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恶性发展，形成了一整套修正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路线，结果造成了亡党亡国的悲剧。彭真同志这一论断，高屋建瓴，不去纠缠种种细节，而是从历史发展趋势上分析问题，给人以启迪。

　　事情正如彭真分析的那样。我们把我国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同苏联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的情况作一比较吧。那时中苏两国都面临着种种困难和问题，都需要改革。相对来说，我国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要比苏联更为严重一些。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我国国内问题成山，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政治上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假错案众多，矛盾尖锐。1976年的“45”tian安门事件，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些积累的矛盾的总爆发。而苏联虽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但每年仍增长5—6%，工资定期增加，人民基本生活有保障，政局比较稳定。但随后两国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进行改革：我们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进行改革，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出现了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的欣欣向荣的局面，在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跌入低潮的情况下，使社会主义红旗依然飘扬在东方。近年来，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一枝独秀，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吸引着世界人民的目光。而苏联却在戈尔巴乔夫之流的统治下，走了另外一条道路。他们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共产主义理想，提出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把作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奋斗目标，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进行“改革”，短短六年时间，就把党从一个共产主义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改造成为社会民主主义式的资产阶级政党，把社会制度从社会主义制度改造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最后在敌对势力的进逼下步步退让，拱手让权，落得个苏共解散、苏联解体这样的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

　　从两国发展情况的比较可以看到，方向、路线是决定性的，方向、路线错了，一切皆错。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困难和矛盾。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的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搬用，必须在探索中前进，探索就不可能不犯错误。怎么搞社会主义，我们探索了六十年，取得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但老实说，至今也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对于客观世界的运动来说，人们的认识只能尽可能地反映它，而很难穷尽它。社会主义事业在不断发展，一些问题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在矛盾的运动中发展的。这是事物的辩证法。因此，客观地说，建设社会主义犯一些错误总是难免的。要想找到一种完美无缺、一点毛病都没有的社会主义模式，恐怕只是空想。关键在于怎样对待和处理这些问题和矛盾。坚持正确的方向，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就可以克服这些困难、解决这些矛盾，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相反，如果方向错了，路线错了，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矛盾会越积累越多，最终导致垮台。我理解，这就是彭真同志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要以“共产主义为灵魂”、为“纲”的道理。

　　另一个问题是怎样看待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彭真同志坚持“三七开”，即成绩是基本的、第一位的，问题是次要的、第二位的。“三七开”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彭真认为，这个评价是公道的，而且这一评价的正确性越来越清楚了。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论断，因为现在有人在研究苏联演变问题时，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提出对斯大林模式否定得越彻底越好，进而认为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弊病是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或深层次原因。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成为讨论苏联演变原因问题时争论的焦点。

　　应该承认，彭真作为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有深切体会的。全国解放以后，我们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任务，对此我们毫无经验，解放初期基本上是照搬苏联。但搞了一段，发现苏联模式也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本身也揭露了许多缺点和弊病。毛泽东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要以苏联为鉴戒，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以此发轫的。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普遍照搬苏联的情况下，这需要有巨大的勇气，也是振聋发聩的。但是当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时，又是毛泽东挺身而出，捍卫十月革命道路，科学地评价斯大林。这体现在我们为批评赫鲁晓夫而撰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一论》、《再论》）中。《一论》、《再论》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详细论述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和所犯错误，指出：“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的一生仍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一生。”从整个来说，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的。的确，斯大林的错误给苏联造成了损失，但是在斯大林领导的时期，社会主义苏联还是大大地向前发展了。因此，我们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动时，必须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功绩和错误。斯大林一生中，正确是主要的、第一位的；他的错误和他的功绩相比，只属于第二位。毛泽东明确指出：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七分功劳三分错误，不能一棍子打死。如何评价斯大林，如何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成为我们同赫鲁晓夫论战的一个重要内容。当时彭真同志在毛泽东领导下积极参加了这场论战，到晚年，他仍坚持这一评价：“斯大林七成还是七成”。

　　顺便说一下，过了40年，在苏联东欧发生了剧变的形势下，我们党重申《一论》、《再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指出：历史发展和国际局势变化的基本进程和大致趋势，是《一论》、《再论》早就指出了的。其中预料的一些问题不幸而言中。我们党至今仍坚持斯大林“功大于过”这一基本评价。

　　有人列举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种种弊病，如经济上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结构不合理，经济体制僵化，效率不高；政治上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民主发扬不够，法制不健全；民族问题处置不当，伤害了民族感情；党的建设没有抓好，存在腐败问题，等等。罗列起来是很多的，有的还十分严重。这些都是事实，值得我们认真总结教训。但是，不能由于存在这些问题就完全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们必须全面地观察和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列宁曾经告诫我们：“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们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