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5月,我手术之后,正在家养病,并做些短篇白话小说的注释工作。5月18日或19日,我的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谢师傅(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工人代表)和大批判组的孙静(原中文系古典文学组教员)来到我家,说因事进城,顺道看看我的病。谈话中,谢师傅问我,系里人手紧,能不能去讲一点课,每周大致两三次也就够了。我答应了。
20日左右,我在首都医院做理疗(手脚烫伤溃烂)。谢师傅由我的家找到医院,说北大党委找我有事,要我马上返校。他把我带到四院党委的小会议室,便退了出去。我十分迷惑,不知党委找我何事,私忖也许有什么座谈会。根本没想到讲课的问题。
屋里只有四个人。王副政委(为原八三四一部队副政委王连龙,时为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魏银秋(时为北大校党委常委)、谢静宜和迟群。
我并不认识谢静宜和迟群,所以只望着王副政委,他却没有说话。谢静宜手里拿着一本书,是我在人民大学工作时集体选注的《历代文选》,上面有我的名字。谢开始问我古典文学方面的问题,并表示她们不懂,要学习,所以向一些老师请教。她让我读、讲了一篇赋和一首诗。又略问了问我的身体情况。随后,问我能不能离开家,出去一两个月。
我误听成要去正定,便说:“只要工作需要,当然可以,正定那地方,1948年我在那儿学习过。”谢静宜说,“不是正定。”又说:“粮票可以带些,简单地带两件衣服,脸盆、牙具都准备好,等我来叫你。工作回来,我再告诉你如何对系里说。”
在莫名其妙中,我退了出来。到楼下,谢师傅还在等我。我问他:“那两个人是谁?”他说:“那就是谢静宜、迟群啊!”我吓了一跳,说:“她们找我干什么呢?”谢师傅说:“你别管了,她们问你的问题答上了吗?”我回答说:“就算答上了吧。”因为脚走路不便,学校用车把我送回家里。
大概是23日的晚上,谢师傅又带着李加宽(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造反派,“清华200号”主要负责人)到了我家,我同样不认识李。李加宽问我:“你不认识我吧?”我说:“不认识。”谢师傅说:“是学校的。”李当即给了我几份铅印的词、赋,字很大,有注文。他说:“就送给你吧,好好准备。”他同我爱人又说了几句话,问问我手、脚的恢复情况,便走了。我当时认为,大概是谢静宜等人要学古文,集中一个月,要我讲课。因此便按李拿来的材料,进行准备。
26日早晨,“大批判组”一个姓李的到家来接我,我带着简单的衣物上了车。车里还有很多人,我只认识王世敏(时为清华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教员,口齿清晰,反应敏捷,曾被江青称为“女状元”),因为她原是人大的。但过去从未说过话。她在哲学系,我在文学系,她在西郊,我在城里,她分到了清华,我分到了北大,只是见面认识脸罢了。
到了四院,见到王副政委和魏银秋。他们要我在会议室等候。王副政委偶尔过来和我说几句话。直到晚上,王副政委已经安排了睡觉的地方,谢静宜来了电话,通知我住到“大批判组”,免得影响副政委的工作。随之,“大批判组”来人把我接走了。
在“大批判组”住了三天。我自己住一个房间,除和中文系教员孙静说几句话外,和别人没什么接触。
29日晚八点左右,谢静宜来了,把我从楼上叫到下面的会议室。当时李加宽正在屋里看电视,她粗暴地让他出去。这种态度,使我十分奇怪,也产生了畏惧。
谢静宜立刻对我宣布:“现在马上去见主席,就带着衣服和书,脸盆等都不必拿了。”我当时激动万分,热泪夺眶而出。急忙上楼,草草收拾一下便同她走了。
在车上,谢静宜同我谈了谈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嘱咐我注意的事项。我只是流泪。同时,想到要给毛主席读古书、讲文章,又非常心慌。
几分钟后,我被带进中南海,立刻见到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从这时开始,直到9月26日,我在中央办公厅的领导下,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四个月,住在中南海。
据毛主席的秘书说,一月份,毛主席就指示,从北京大学找一个人,在他休息的时候,给他读点古文、诗词、曲赋。
毛主席极爱谈历史、文学,尤其赞赏鲁迅和他的作品。有时候,他便让我先提出问题,然后给我讲些历史、古典文学和鲁迅。毛主席的教导,我终生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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