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声：我所经历的毛泽东时代

点击：  作者：刘声    来源：环球之声  发布时间:2016-02-21 10:30:16

 

 　　我的青少年时代

　　1、出生背景：

　　我1963年出生在距离滹沱河不远的河北平原农村，我们村子不大，但1962和1963年两年出生的孩子很多，大约有40多人，在我们村子上小学时是一个人数不算少的班。我出生那年老天连续下了7天的大雨，许多房屋倒塌，所以我们那一年出生的人有许多叫大雨或发水的，尽管庄稼受了严重的灾害，可我娘说，那一年是吃的最好的一年，因为有政府救济，从祖国各地及时调拨了粮食，反而比平时吃得更好，只是我吃得很不好，因为母亲奶水不够，当时没有奶粉也没有牛奶，因此我不得不吃百家饭。我的太姥爷是儿科老中医，又是熟读四书五经的文化人，断定我将来是穷小子一个，因为我当时又瘦又小还下巴尖尖，最主要的还是觉得我一出生就讨饭吃。万幸的是，我记事的时候，在我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穷富的概念，那时候说的最多的只有先进和落后，而且提倡艰苦朴素，厉行节约，批判享受思想。“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就是当时的生活写照，当老人们在讲古书提到某个时代有的人嫌贫爱富时，我们当时绝对不可理解，怎么还能有这么思想觉悟低的人。所以时至今日，我依然没有多少财富的概念，也从来不去攀比，我坚信，人是由30%的物质和70%的精神而组成，当满足温饱之后，享受主要是在精神层面上的事儿。

　　正因为遭受了灾害，那一年政府救济了我们家24块钱，我们家买了两根檩条，还买了人家的旧门窗，我父亲自己打的土坯，其他人又帮着添了点其它的东西，就把我们家的两间土坯西屋盖了起来，旁边还盖了一间做饭的棚子，这一住就是9年。

　　我的父亲因为家庭条件很不好，没念过一天的书，后来在部队当了兵，这才扫盲认识了字，他的记忆力很好，看过的书几乎都能记住，所以后来经常跟人家讲一些《三国》或者《水浒》等书，大家都佩服他居然能记住那些人的名字。我父亲从小就干卖力气的活，他个子比较高，劲儿也很大，复员后在生产队里曾经是力气最大的一个。

　　母亲出生在一个真正重男轻女的封建家庭里，她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大夫，那会儿叫郎中，家庭条件还算不错，所以后来定家庭成分时被划成了富农，村子刚解放时她才6岁，那时她们家就被平分了，她清楚地记得自己一件心爱的褂子就分给了邻家的一个同岁的小女孩，她俩是最好的伙伴，为这件衣服还起过争议，最严重的一段时间里，她们家每天晚上都被封上大门不许出入。因为重男轻女她只上了小学一年半的时间，成年后上了村子里办的夜校扫盲班。母亲有一个很好的习惯一直坚持到现在，那就是查字典，因此她也认识不少的字，为了学会使用手机发短信，她还居然还学会了现代的ABC的拼音字母，(她们原来学的拼音样子就像是日本字)，会发短信了这让同龄人甚至比她年轻得多的人很是羡慕。

　　2、记事儿了

　　一记事儿正赶上那场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我们村子有工作组入住，而且工作组里有个姓秦的同志派饭到我家，老秦为什么被派到我家吃饭我不完全清楚，估计是当时我们家的伙食条件还相对来讲不错，因为两个人下地劳动挣工分，就我一个人吃闲饭，所以在吃饭方面，还能让老秦同志时不时吃上一顿白面条吧。我依稀记得到吃饭的时候，我到村子后街工作组工作的地方领着老秦回家来吃饭，我家正中央贴着毛主席的像，我的确记得饭前向毛主席宣誓，最后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后开始吃饭，我现在看来就觉得像是西方人饭前感谢上帝赐给我们食物，阿门一样，时间不长就取消了这一项。

　　我印象最深的是批斗了我们村三个人，第一个是个年轻人在大队(就是村子)院子里跪着，胳膊始终高高地举着，我感觉是一种不服的样子，他如今还健在，批斗他的原因是他曾在村子里打架斗殴，横行霸道，谁都不敢惹，类似于现在的黑社会。

　　批斗的第二个人是开全体村民大会，他脖子上挂着牌子，站在台子上低头认罪，有个大家都叫他“老好子”的人在诉说，主要原因是他霸占了“老好子”的妻子，就是古人所说的夺妻之恨吧，这件事后来大家议论的并不多，所以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批斗第三个人我的印象很深，他就是我们村的支书，我看见他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正低头反省。支书是抗美援朝复员的兵，平时没有什么官架子，为人也算和气，可为什么会批斗他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后来他还是继续当支书好多年，所以也就没太在意，直到2013年春节回家，我看望我一个七十多岁的舅舅时，说起了这件事，我才明白。原来是支书的邻居搬到了外村住，他于是用较少的钱买了邻居的一块宅基地，以此扩大了自己的宅基地，后来中间保人向外说了这件不公平的事，因此在党的民主生活会上别的党员对支书提出了批评，支书也做了检讨，运动来了，他也受到了批判，之后，他找到了卖家并圆满解决了这件事，知道他改正了错误，群众原谅了他，因此他还继续当着支书。

　　听母亲讲，运动开始时都是整了那些平时耀武扬威，谁都不敢惹的主，群众们扬眉吐气，都挺解气的，只是后来成立了两派，有造反派还有保皇派，互相斗就不好了。还讲我们村子里也有一个人是被冤枉死的。抗日期间，离我们村子仅五里路的一个地方就是日本鬼子的一个据点，有鬼子和皇协军住着，在共产党来之前人们根本不知道也不敢跟鬼子和汉奸干，后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县大队和区小队，我们村的民兵也组织了起来，他就是民兵的队长，也是地下党员，领着民兵们干得很活跃，要知道那些个皇协军们也都是附近村子里的人，民兵首先去对付他们这些人，这样皇协军们也就胆子小了，不怎么敢祸害老百姓了，离开了皇协军那鬼子就是个瞎子和聋子。解放后，他在北京工作，后来运动来了，有人居然说他是汉奸，让村子里人想不通的是连他的妻子也跟他划清界限，他一气之下自杀身亡，当工作组为此事专门来村子里调查时，大家都作证说人家是抗日的地下党，是跟鬼子和汉奸对着干的。他的哥哥一家一直住在我们村子，他的侄子至今还都健在。

　　3、上学了

　　七岁，上学了。第一节课就是“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其实在上学以前我已经认识并会写许多字了，还能背诵很多首毛主席语录，这跟在我们家吃饭的老秦同志也有关，我识字除了他们教，还来自墙上的大标语。我们家有几个用水泥抹的方柜，用来盛粮食，每当看到标语上不认识的字，就反复在手心里写，回家后写在水泥柜子上问父母。有一篇插图课文我至今记忆犹新：“爷爷七岁去逃荒，爸爸七岁去讨饭，如今我也七岁了，高高兴兴去上学”。当时，如果问一问爷爷的童年和爸爸的童年，再比较一下我们当时的童年，我们怎么能没有幸福感呢?老人们经常说我们是“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里”，能吃饱穿暖还能高高兴兴上学，我很庆幸，也很感激毛主席。社会是进步的，如果和40年前的生活条件去比较以此来炫耀现在的生活，难免有些空中楼阁的感觉，况且，我们现在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是众人皆知的了，五花八门的食品是很丰富，可是哪些是真正无毒无害的呢?还有一些人动不动就讽刺那个时代的粮票和布票，控诉没有粮票拿着钱也买不来粮食，我感觉这些人其实挺无知的，要么就是居心叵测。想一想假如有5口人，而粮食仅够3口人吃，那怎么办呢?是把3口人的粮食匀出来给5口人吃，大家都饿点肚子保住性命呢?还是按照丛林法干脆则让那2口人甚至可能是3口或者4口人饿死呢?

　　其实我们上学的时候，那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已经结束了，并非现在人们所说的十年，只是我们除了学习，学生上街游行也是常有的事。在宣传毛主席发出的指示“抓革命，促生产”时，我对某一次的游行很是困惑，原因是在游行的时候，高喊口号“坚决打击老婆老汉”，放学了，我回家问母亲为啥要打倒老婆儿和老汉?母亲大笑，说那是“打击懒婆懒汉”!反对不劳而获和偷懒的人，我恍然大悟。看来当时如果出工不出力，耍滑偷懒是有可能被批判的，是有一定风险的，这个风险在当时可是个大风险。我们还敲锣打鼓游行给我们村一户军属送过喜报，他家的儿子是空军，在部队立功了，家里人很自豪，我们也敬佩的不行。

　　那是个学英雄、做好事的年代，除了大家熟悉的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刘胡兰和雷锋等，一些少年英雄也记在了脑海里，如少年刘文学、小英雄雨来、小兵张嘎、二小放牛郎还有少年英雄戴碧荣、草原英雄小姐妹等等，所以我们是伴随着英雄人物而成长起来的一代。我们从小都有集体观念，知道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又高于集体的利益，所以在我们那个年代维护集体的利益就是最光荣的事情了，老师也教导我们遇见了坏人坏事要同他们做坚决地斗争，不能屈服。

　　做好人好事是常态，我们经常到村子里五保户的人家去慰问，帮助老人打扫卫生，五保户是村子里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村政府负责他们的吃住，并指派到专人护理和照顾他们，让他们生活无忧，我们当时也明白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优越性的具体表现吧。

　　我还遇到过游街示众的，那是公社抓住了偷东西的人，大概有五六个人吧，脖子上各自挂着一个牌子，写着自己的名字，还记得领头的那个人名字叫“四坏”，我当时觉得他这个名字挺符合实际的啊。他们敲着锣，扛着自己偷来的东西，有一个还牵着一只羊，在每一个村子里游街，到了人多的地方他们就停下来，坦白自己的偷盗行为，最后告诉大家别学他们这样。村里人也会指指点点的，小声说这是谁谁家的亲戚，这让他们的亲戚也感到挺丢人的，在农村里生活很不同于城市，因为在农村大家都比较熟悉，互相都拉家常，低头不见抬头见，谁家有这样的亲戚那真是臊得够呛，因此那个时候治安相对来讲还是很不错的，民风淳朴，大家的互助意识和自律性也比较强，一个公社只有一个治安员，而且他还要下地劳动挣工分，治安主要是靠群众监督。当时听老人们讲解放前，有过老皇子的(就是村子里有路过的伪军或者皇协军，他们欺负百姓)，还有绑票和砸明火(抢劫)的，我们听着感觉是那么遥远的年代，也从心里庆幸我们生在了安宁的新社会。如今，绑票和抢劫的不知不觉又死灰复燃了，有人说他们这些人有的也是被逼无奈，活不下去了，才走上这条路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4、反潮流

　　上小学三年级以后，正赶上了“反潮流”，当时我们也知道反潮流的英雄人物，可是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除了学习文化课，也上体育、美术和音乐等，我们也有过必须背诵好课文以后才能放学回家的时候，但是放学后没有作业，可以帮助家长干活，作业只有假期才有。我们班新来了一个很严厉的老师姓杨，我们大家都怕他，但他的学问在我们看来真的很高，啥都懂，特别是自然课和地理课，天南地北的就像讲故事一样，所以通常他问今天咱们学什么?大家会异口同声地说，自-然。杨老师对我们的作文要求很严，也就是跟着他开始的学写作文，杨老师把多年来他教过的学生的优秀论文当范文在课堂上念，让同学们体会，再试着去写，从写日记到看了电影的感想等等，同学们进步很快。可是有一点，杨老师上课严肃的时候大家大气都不敢出，因为他真揍过上课调皮捣蛋的学生，即使他揍了哪个学生，孩子的大人们也不反对杨老师，因为知道这也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好。我印象中公社的各个小学之间还进行过算术比赛，老师对学习抓的还是比较紧的，所以我们对“反潮流”几乎没有什么感觉。这一年我们学校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班里很多同学都参加演出节目，除了批林批孔的内容外还有关于讽刺农村要彩礼和宣传计划生育的，许多都是老师们编的词，很贴近当时农村的生活，也深受农民的欢迎，在村子里演出很多人都来看，也由此可以知道宣传计划生育从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宣传的口号是，一个少，两个好，只是提倡，到了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变成了国策，也就变得很严厉了。杨老师会打快板，他让我和另一位同学也学着打快板，现在想起来有些后悔当时学了快板而没有学习一件器乐，因为乐器什么时候都可以练习，抒发自己的情怀，而打快板就不能没事了在家呱唧一番。竹板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制作的，削开竹筒，烫眼儿，砂纸打磨等，我的板儿还是用醋煮过的，据杨老师说这样声音好听还不容易敲坏。每年年底都举行全公社各个学校的汇报演出，我们感觉挺隆重的，记得演出后我们两个说快板的同学还专门去公社录过音呢，后来有好几天的早上村子里的大喇叭还进行播放，心里也是美美的。

　　我们的杨老师和校长家都不是我们村子的人，所以在学校吃住，我们经常去生产队帮着老师去要蔬菜，生产队里的领导和社员们都很乐意，我感觉家长、老师和同学们之间相处的还是比较融洽的。学生跟老师顶嘴的事几乎没有，更没有学生敢斗争老师的，那样家长也不可能答应啊，哪个家长也愿意让老师对自己的孩子严厉些，都说那样还能多学点知识呢，把“不听话就替我揍他”挂在嘴边。我的腿曾经碰了一个口子，去村里的卫生站缝了5针，杨老师和校长等几个老师还来家里看过我呢，我很感动，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5、白纸情结

　　那个年代白纸很缺乏，我们经常用那种黄黄的很粗糙的纸来写字，有时还用石板写字，贴的年画旧了揭下来，也舍不得扔，用背面写字，6分钱买一张白纸，装钉成32开的本，一定是双面都要用的。我们班有个同学，学习成绩几乎是最差的，他的爷爷是地主，这在当时他是低人一等的，可是平时同学们没有歧视他，他的父亲念过书有文化，在我们临县的教育局工作，由此看来，那个时候也不全是唯成分论，他的父亲就有个让人羡慕的好工作。让我挺羡慕他的是，他父亲经常给他那种印有红色字头的白纸，可是这个家伙写不了几个字就揉吧揉吧仍在地上，很是让我心疼，总有一种冲动想去捡回来，但还是忍住了，尽管年龄小也会有年龄小的尊严吧。记得七十年代末，我上高中的时候，因为面临着高考，需要练习用的白纸很多，当时我的班主任老师和高中的校长还单独给过我一摞白纸，让我做数学题用，我心里很是感激不尽。

　　直到现在为止所有的复印纸我一定是双面使用，而且能用B5纸打印的一定不用A4的纸，能打印5号字的就坚决不打印成4号字，决不浪费。现在我仍然保留着刚毕业时的那种写着一行红字的“教师备课用纸”，已经三十多年了。

　　上小学的时候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许多人除了拿瓶子装水喝以外，还随手带着一根细铁钎子，头上磨的尖尖的，用来插地上的废纸片，攒的多了就背着这些废纸步行到5里路的公社收购站去卖，好像是2分钱一斤，所以当时学生的教室里几乎没有多少废纸片，比较干净的。

　　学校每年到了麦收，都组织我们到生产队拾麦穗，有个名称叫“颗粒归仓”，不许浪费一粒粮食，因为毛主席说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句话在我们每个同学的嘴边上，也记在了我们的心里，所以到现在我看见有人浪费粮食还会马上脱口而出。让我们高兴的是，每次捡几天的麦穗后生产队都对我们有所奖励，通常是铅笔和作业本，有一次居然奖励了一支钢笔，这是我第一次有钢笔，它的样子短而粗，还有一个小猫头，用的时候，拧开猫头部分，再拧到另一头就变长了，还露出了钢笔尖，那个高兴劲儿没法用语言表达，连睡觉都攥着这只钢笔。

　　6、超支户

　　由于弟弟和妹妹的出生，我们一家变成了5口人，而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的就只有父亲一人，于是我们家就变成了超支户。什么叫超支户?生产队平时分粮食和蔬菜是按人头来分(有时候分菜还按口的数量，把家里养的猪也算在内，新鲜吧)，到年底把分的粮和菜还有挣的工分总数全部折合成钱，如果有盈余那就能分到钱，如果还欠着生产队的那就是超支户。这种情况哪个生产队里都会有几户的，并不稀奇，超支户也并不丢人，谁家都有困难的时候，好在那个时候，不论工分挣多挣少，各家人的口粮是能有保证的，不至于让人饿着。那超支了怎么办呢?这就需要有其他的工分，猪圈里积的肥能折合成工分，这个工分可不是小数目，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化肥和农药，全是农家肥，是真正的有机肥啊，所以当时政府也很鼓励养猪，大家也积极地养猪积肥;星期天我们可以去割草晒干后交给生产队让生产队的牲口过冬吃，论斤折合成工分;还有就是最大的一项，父亲农闲时总是去挖河，挣得工分比较多。当时挖河很普遍，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两条指示后，农村人积极响应，连续很多年都在兴修水利。他们成群结队，推着独轮推车，带着自己的铺盖和干粮，无论多远都是走着，而且就地宿营。我父亲劲儿很大，说起在工地上劳动时他总是很自豪地，说在整个工地上他装的车最大，人送外号“大车王”。父亲挖河回来总是带一两个馒头回来，那个馒头可不是一般的馒头，它是用一斤干面做成的馒头，就像个小枕头一样。现如今我们一些城市吃的水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父辈们用最原始的工具，出大力，流大汗甚至舍去了生命建成的一座座的水库，如今有些人讽刺那个年代的人只知道傻干，去抹黑那个年代，真是没有良心的，要知道吃水不忘挖井人呐。

　　记得我们生产队里第一次来了拖拉机，叫东方红拖拉机，有履带，像坦克一样，它是来耕地的，带着一排的犁铧，我们几个同学兴奋得很，就一直跟着它从一个地头走到另一个地头，拖拉机翻的地又深又均匀，拖拉机手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是个英雄，他手里操作的不是方向盘而是两根操纵杆，左转右转的，我们觉得他一定也能开坦克冲锋陷阵，所向披靡。

　　麦收在过去的农村里是最忙的时候，也是最关键的时候，通常麦子是要抢收的，就是趁着天气好割完麦子后，脱粒、晒干、入库，这样才算是收完了麦子，如果刚割了麦子就赶上连续下雨，那老百姓就倒霉了。因为割麦子要用镰刀一点点进行，确实很慢，通常每次都要把麦田临时承包给各家各户以便尽早完成，所以大人们都是在地里吃饭，甚至晚上也不休息。我娘跟我说，距我们村2里地的一个村子里有位年龄比较老的老人，过麦收的时候，他也拿着镰刀想去帮人们抢收麦子，当他走到地里的时候，看见收割机正在大片大片地割着麦子，他第一次看到这个场景，高兴的不行，也激动的不行，说作为一个农民活了一辈子了也没见过这么快割麦子的，真是新鲜事，于是他高兴的哈哈大笑，竟然一口气没上来带着笑声去世了。

　　7、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首先说农村的集市，从我记事起到现在每5天一集从来没有间断过，割不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从来没有影响过农村的5天一个集市。其次，我们生产队有自己的两个副业，一个是在地下室编柳条筐和篮子，一个是砸黑白铁，我记得七十年代末我上高中时还利用学到的解析几何知识帮着他们设计过弯头。最后说说我们家，我刚上小学时父亲就买了两只小白兔，我每天放学后通常都是去割草回来喂兔子，清理兔子的窝，还要挖冬暖夏凉的地下小井，让母兔产仔等等，到兔子成年后，它每个月生一窝，每次能生七八个，刚断奶的小兔非常可爱，捧在手心里，放在炕上看着它吃草，一片嫩嫩的叶子好半天才被它吃进去，而没吃完的叶子上还留下一排小小的齿痕。能吃草的小兔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5毛钱一只，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成年的兔可以交到公社的收购站，论斤卖，好像是一块多钱一斤，为了养好兔子我还看过一些有关的书籍。在我的带动下，我的同学们有很多家也开始养兔子，我们一块去割草，还交流经验，使用优质的种兔配种等等。等到上了初中和高中我就改成了养羊，那时是到外村上学，在回来的路上边走边拔草，装满所有的口袋，当时穿的都是口袋最多的中山装。

　　每家都散养着几只鸡，到晚上鸡会自动回窝睡觉，早上大公鸡会哏儿哏儿地打鸣叫起儿，我们最喜欢的是母鸡下蛋了，它自豪地咯咯哒地叫着提醒主人，我们从下蛋的窝里拿出热乎乎的鸡蛋，放在盛鸡蛋的盒子里，再抓一把玉米粒犒劳母鸡，我们通常在生病的时候或者是麦收最忙最累的时候才会吃鸡蛋，平时可以淹起来等到什么菜都没有的时候吃，还有就是到集市上卖了换零花钱。记得春天的傍晚我们找个大的瓶子，几个人一起摇晃树，然后从树上掉下许多的小虫子，我们叫它打灯虫，把虫子装满瓶之后拿回家去喂鸡，往往天黑了鸡还围着我想继续吃虫不肯回窝睡觉。

　　养猪也是家家户户必须做的事情，也是政府大力鼓励的事情，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所以除了过年杀猪吃肉外，还主要靠猪圈里的积肥挣工分。当时只有生产队才可以养母猪用来生猪崽，因为生产队有专人管理，养母猪那可是个技术活，需要在母猪发情期拉着它去找优质的公猪配种，生了小猪崽也还得耐心照顾。各家各户养的猪都叫肥猪，什么是肥猪呢?当时有一个行业很有技术性叫劁猪，就是小猪长到半大子的时候(应该是青春期前)抓住它进行阉割，给它做一个小手术，让它们以后不再发情，公猪母猪都要做这个小手术，所以，买小猪崽不用分公和母。这让我想起了电视剧《老农民》里的一个情节，让人好笑，同时他们那样做怎么让人觉得有些猥琐，那就是政府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让各家养母猪而只能养公猪，公社的工作人员特意用根小棍挑起小猪的后腿看看它是公还是母，这公社的工作人员难道不是在农村生活的?是专门从大城市里请来的人没见过猪?真不知道是编剧弱智还是导演故意恶搞的，他们还以为公猪和公狗长的相似呢，估计真的是吃过猪肉却没有见过猪?这也难怪，现在的猪都吃大量含有激素的饲料，三四个月就能出栏，还没有到发情期就进了屠宰场了，自然也就用不着劁猪了。更可笑的是农民居然把母猪养在炕上，还给它盖着被子当姑娘养，给它扇扇子按摩，那么大的猪它是怎么着上的炕啊?它要拉屎拉尿会告诉主人吗?最懂得养猪的那个人还判断出母猪住在火炕上那是上火了，真是糟蹋农民。还有一个情节是偷着在山上养了一只母鸡，这样可以偷着吃鸡蛋增加营养，他们就不想想母鸡下了蛋能不叫吗?别人会听不见?难道母鸡也知道自己在跟主人一起做见不得人的事?太荒诞了，如果在山上养一只鸡，早就被黄鼠狼叼走了。我在家养兔子的时候，把兔子窝盖得好好的，还被黄鼠狼光顾过，咬死过好几只兔子呢，我心疼的够呛，后来找来个大夹子，逮着过一只，最后剥了皮卖到了公社收购站，除了得到钱之外收购站还奖励了我几尺布票呢。

　　我记得我们村确实有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行动，当时很多人在自家的院子里种枸杞，卖枸杞相对来讲挣钱比较多，但就是特别费时间，需要自己手工织一张大网防止麻雀啄，还要一个一个轻轻地摘下来，每个用小刀片轻轻划开两个口子，晒干，之后卖到公社的收购站，收购站按枸杞的颜色和湿度分等级付款，当赶上连阴雨天无法晒干时还得生上火，做个大铁架子烤干。特别是有的家里种得多了，因此连地也不去下了，影响了生产队的生产，于是我们村子就决定每户只能按人头数来种，一人种一棵，留哪一棵毁掉哪一棵由户里主人说了算，社员们也都这样执行了，没有哪一家子硬是对抗，而且这个决定只是我们这一个村子的决定，跟其他村子没有关系，更不是公社的决定，这是我唯一有印象的割尾巴事件。

　　8、露天电影

　　我们的业余生活也不知道算不算丰富，晚上一帮子同学出来捉迷藏，跑的浑身是汗，最让我们喜欢的就是看电影，知道晚上来演电影了，就老早吃了饭，带上个马扎去占地方，我们公社的放映员叫杨令，是个女的，她的知名度极高，我们不知道公社书记是哪个但是都认识她，而且她更换拷贝片的速度很快，一个影片需要好几个拷贝，放完一个拷贝就要从电影机上取下来，换上另一个继续播映，当正看到精彩的时候，拷贝到头儿了，需要接下一个，心里这个着急啊。在播放影片之前她经常会先说一段快板，有时是配合着幻灯片来说的，很新颖。在正式影片播放之前总是有些新闻片，我们叫它新闻夹片，就是这样我们了解一点国家的形势。每当看到出现“八一电影制片厂”时总是激动万分，战争的电影片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歌颂抗美援朝的《英雄儿女》《打击侵掠者》，还有进口的片子比如《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南斯拉夫的《桥》，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朝鲜的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赞扬婚姻法的“刘巧儿”，提倡入合作社的“李双双”，反映农村赤脚医生的“春苗”，展示工人阶级觉悟的“火红的年代”，以及反映教育改革的“决裂”，还有八大样板戏等等，到现在都能记得大部分的情节。

　　看完电影我们就会动手制作一些玩具，用链条制作的能打响火柴棍儿的小手枪男孩子几乎全都做过，和泥制作各种地雷模型等，玩的不亦乐乎。

　　我们村子里有个壕坑，壕坑的一侧种着芦苇，非常漂亮，夏天一下雨壕坑里就满了水，晚上无数只的青蛙咕呱咕呱地叫着，白天我们就在壕坑里游泳，我们叫打扑通，没有人穿游泳裤，也从来不用毛巾，后来听来自天津的一个亲戚说他们那里男女都在一个游泳池里游泳，我们觉得这怎么可能呢，太不可思议了。

　　大人们就在壕坑边上洗着大件的衣服和被子，手持个大棒槌一下一下地砸，当时农村没有洗衣粉，大家就用泡过草木灰的水先洗一遍。如今我又去看了看我们小时候游泳的壕坑，已经变成了垃圾山，特别是建筑垃圾很多，高出地面快一米了，心里觉得有些遗憾。

　　9、盼过节

　　小的时候天天盼着过节，最盼的是八月十五和过年，因为只有这两个节日才能吃上肉，平时因为油很少所以连炒菜都很少，吃最多的是咸菜，这让我想起了，一部表现知识青年下乡吃苦的电视剧，讲某知青回到家说三个月没有吃到肉，他的父母顿时留下了眼泪，心疼自己的孩子可吃了大苦，遭了大罪了，要知道我们如果平时能吃上炒菜就是很幸福了，通常都是半年以上才有可能吃上肉啊，其余大部分的时间是吃大缸里淹的咸菜，可是我们在当时也没觉得有多么苦，大家都差不多，当时只是盼着能经常吃上馒头。

　　盼到八月十五生产队都会杀猪或者杀牛，分成很多很多的小份，之后各户抓阄，社员们领到自己那一份，特别有过节的气氛;春节就好了，买了新衣服、鞭炮，到了年根底下家家户户杀猪迎接春节，我们吃的第一道菜就是血豆腐，也叫头刀肉。杀猪的场地离我家不远，我天天穿得暖暖的，就去看杀猪，所以杀猪的每一个步骤我都很清楚，回到家我还用学生尺，把我家的圆柱形的枕头每个都杀好几遍，大部分的枕头都被我杀破过。现在的电视剧中我也看到过所谓杀猪的场面，挺搞笑的，一个号称是会杀猪的居然拿着个匕首闭着眼捅了下去，我不相信这样猪能被杀死;还有一个表现的是个专业杀猪的，说杀猪应该跟猪交朋友，所以他在杀猪前喂猪点玉米粒，杀它的时候猪居然一声不吭，这太能扯了，你再跟它是朋友，当抓它的时候它也得使劲地叫唤，别说是杀它了，老话都说疼得像杀猪一样叫。其实杀羊的时候它还真的不怎么叫唤，几乎很安静。据说现在的猪都不让杀死了，说是那样做太残忍，而改成了全部电死，我还真不知道不杀猪那猪血怎么放出来，或者还放不放血?

　　10、再说生产队

　　年轻人不太明白生产队是怎么个情况，电视剧《老农民》里表现社员出工的场面很不真实，在生产队干活，怎么还一家一块地的干活呢?我当时就说一定要看看等演到八十年代土地承包了看他怎么演，结果在干活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心情大好了，我就想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拍电视剧时就租了几户人家的地，他也只能这么演戏。

　　其实在生产队出工干活还是很壮观的，生产队里有生产队长、指导员、会计、出纳还有个记分员，首先要搞清楚干一天的活，是包括早晨和两个半天的，每天到收工的时候记分员给每个人记工分，男劳力一天挣10分，叫做一个工，一个工值大概就3毛钱，女劳力一天挣8分。生产队每天先敲钟，社员们陆续来到集合地点后，由生产队长按照活的难易程度指派每个人要干的活，重的体力活和很需要技术的活都是男劳力去干，相对简单的由妇女来做，有时我们也下地干活，也照样记工分只是更少些，我们干的最多的活就是和老年人一起进行播种，我们只负责牵着牲口在垄沟里直着走，别走歪了就行。到了地里看，那真是一望无际，大片的庄稼，绿油油的很是养眼，成群的社员们在地里劳动，有说有笑。村子里每年都评选劳动模范，主要是荣誉，奖励一面小红旗子和毛巾。我上高中那年，父亲当了劳模，有一次他到学校找到我，让我去公社的食堂吃有肉的炖菜，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高兴地去了，父亲从食堂里端出一碗炖菜和几个馒头，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进屋，站在院子里就把一碗菜和馒头吃光了，父亲就站在旁边看着我吃，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让劳模们去公社的食堂改善了一回生活。如今父亲走了十年多了，每次想到这件事我就心里酸酸的，很难过，当时看到了肉菜和馒头我真的什么也没有想就吃了，其实是父亲没舍得吃，我把公社给父亲的那一份吃了……我呀，当时真是不懂事!

　　我还赶上过两次在生产队大家一起吃大锅饭，忘记了当时是着急干什么活还是过某个节日，在生产队的大院子里，架起个大铁锅，烧着大块的劈柴，通红通红的火苗，大锅里熬的是稠稠的豆粥，还烙了很多张的大饼，大人和孩子们像过年一样热热闹闹的在一起吃，筷子不够了就用院子里堆着的棉花秸秆剥了皮用。

　　11、上初中了

　　毛主席当时有一段话叫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所以我们小学就读了5年就毕业了，之后我们四个村子的同学们在一起读初中，叫联中，距离我们村子有3里地，我们全是走着上学和下学，这时每个年级又分成了几个班。初中的数学和物理我们学得还不错，只是化学很差劲，就因为化学老师是个女老师，脾气很好，大家上课的纪律很差，她管不了学生们，所以两年后上高中时又重新补初中的化学知识。除了学习也到某生产队帮着干活，最多的活是在棉花地里逮棉铃虫，最后还数谁逮的虫子最多。

　　初中两年我们在学习上没有什么很深的印象，只是认识了许多新的同学，印象最深的是如果哪个村子要放电影了，同学之间就会互相挽留住下来，晚上共同看电影，第二天再一同去上学，我就被某两位同学热情地留在他家过夜，后来我们村的几个同学也把几位外村的同学生拉硬拽的弄到了我们的村子，住在我们的家里晚上一起看电影，同学们互相之间的感情很深也很融洽。

　　我第一次在他们这个村子里见到说普通话的下乡知青，他们是从大城市石家庄来的，在当时我们另外三个村子中都没有知青，只有这个村子有，原因我不太明白，我觉得一个是人家这个村子人口比较多，第二个很重要就是有一些典型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也让这些知青接受再教育，当时我们还参观过在他们村举办的展览，真挺受教育的。在放学的路上第一次见到知青在打一种球，插着许多羽毛，有个大网子把两个场地隔开，每个人拿个拍子打来打去让球不能落地，后来才知道这个叫羽毛球。当时我们打乒乓球很普遍，上初中了条件还算不错，露天抹了几个水泥乒乓球台子，我们就拿着纯木板的拍子打球，也挺上瘾的，在上小学的时候那都是拼起几张课桌，用个纸板书夹子当拍子，也照样打得不亦乐乎。

　　上初中期间我们个人还算比较平淡，但是国家发生了许多大事情，而且大部分是我们不可想象的。先是周总理去世，说真的，对周总理去世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悲伤，因为毛主席的光辉的确是太强了，以至于其他人都不那么闪光了，倒是对天安门发生的“四五”事件有很深的印象，当时正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听广播知道在天安门广场一些人借悼念周总理的机会制造骚乱，我们当时真不能理解，这么安定和谐的国家怎么还会有人跳出来反对呢?后来又听说东北天上下了石头雨，觉得很不可思议，一种恐惧袭来，之后朱委员长去世，再后来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很多人遇难，我们这里都有很强的震感，之后还在窝棚里上过课。最后就是毛主席逝世，我们很震惊，真的觉得天塌了下来，就不能相信毛主席怎么会去世呢，也真不知道没有了毛主席的领导将来会怎么办?村子里借来了电视，我们也是第一次看见黑白电视机，群众们都带着黑纱和白花，来到大队的院子里，和北京一起开追悼大会，当时天还下着零星的小雨，给人们的心情增加了几分沉重，院子里很多哭泣之声。

　　再后来看到了毛主席和华国锋的画像并排悬挂时心里也有了些许的安慰。

　　初中毕业时居然升高中要考试，这是同学们没有想到的，以前只是正常升学，记得当时考高中时有个实事政治问题是美国和苏联的总统各自是谁，我答是尼克松和赫鲁晓夫，错。当时对国际的了解很少很少。

　　12、上高中之后

　　经过两年的初中学习，通过考试顺利升到了高中，高中这个村子离我们村子6里地，我们上下学还都是步行，很少有骑自行车的，后来中午就在学校吃饭，少一次往返路程，学校有个小食堂，那不是我们吃饭的食堂，是专供老师们吃饭的，我们每次都自带馒头或者窝头，放到学校食堂的大蒸屉上蒸热，中午，不回家的同学们在一起，用各自大口茶缸喝这些用来蒸热干粮的水，我们叫“流锅水”也有叫“千腾水”的，就着大萝卜咸菜吃，也有说有笑的，没有觉得怎么苦。所以后来有人说反复煮开的水不能喝，可我们就这么着喝了两年多的时间，现在想起来，那里面的水锈或许还能补钙呢，天知道。

　　高中期间参加过一次大的劳动印象极深，那就是平窑造田活动，我们准备把一个破旧的老烧砖窑改造成良田，由我们的校长带队，浩浩荡荡地干了几天，可惜最终失败了，因为那个老窑太大了，靠我们的力量和原始的工具根本做不到，不过我们也锻炼了身体，也再次体验了劳动的艰辛。

　　恢复高考后，我们也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了，老师们也在帮我们补初中时没有好好学的课程，1977年还参加过公社的演出，为庆祝毛选五卷发行，我们的语文老师编写了快板、山东快书等，当时的毛选五卷我们人人都有一本。

　　1978年我参加了全县的数学竞赛，取得了不错的名次，为此学校专门开大会对我进行了表彰，奖励了由北京编写的高考复习资料和一些学习用具，至今我还保留着奖励的文具盒。

　　1979年9月经过两年半的高中学习，16岁的我考入了大学，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来到了陌生的城市。在大学里我享受着国家给我的助学金21.5元，因此从家里出来时就带了70块钱，到大学毕业时，除了买了皮鞋和手表还能余下200多块，每次放假回家还能买回一些东西给父母还有弟弟妹妹，有一次，我买了2盒过滤嘴的香烟给父亲，他抽烟很少，却总是装在口袋里，还动不动就拿出来显摆一下子。

　　大学的老师们对我们很热情，感觉他们就像是自己的家长，那么温暖，我们也真没有背井离乡的感觉，唯独就是吃的粗粮比较多，细粮比较少，有些从大城市和南方来的同学在抱怨，但是对于我来说生活已经是进了一大步了，尽管每个月的伙食费用不了15元，总是吃最便宜的素炒菜，可那也比上高中时总是啃咸菜强太多了，我很知足。

　　20岁，我毕业留校了。

　　方正 2015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