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与“八路”有关的爱情

点击：  作者：《中国老年》    来源：《中国老年》  发布时间:2016-02-14 11:04:00

 

        独家讲述:初夏，在北京安外大街附近的一间小茶馆，71岁的抗日名将陈正湘（开国中将）之子陈炜，满怀激情地给记者讲述他的父亲陈正湘和母亲康捷在晋察冀富有传奇色彩的婚恋经历。

 

 

“击毙日军阿部规秀中将的胜利，是父亲送给母亲的最好的新婚礼物。”抗日名将陈正湘（开国中将）之子陈炜，满怀激情地给记者讲述他的父亲陈正湘和母亲康捷在晋察冀富有传奇色彩的婚恋经历：“父母亲结婚那天，还没等入洞房，父亲就接到上级命令，率领部队参加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母亲也投入到救治伤员的工作中，可喜的是，战后重逢，父母不但双双毫发未损，父亲陈正湘还在战斗中，亲自指挥炮兵击毙了日军中将阿部规秀，书写了八路军战史上的光辉一页，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士气。”

开国少将吴岱之子吴志民说，在当年的晋察冀，在全民族抗日的大背景下，人们的家国观念很重，对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十分热爱，尤其是对老红军出身的八路军干部更是特别崇拜。当地老百姓的婚姻观念也变了，家里有个男孩儿，就一定要当八路军，有个女孩儿，也想着找个八路军当女婿，全家当军属，感觉非常光荣。

边区爱情：好女嫁与抗日郎

在晋察冀边区，“范氏三姐妹”齐嫁抗日郎的故事广为人知。

开国中将王宗槐之子王亚中告诉记者，“范氏三姐妹”指的是我的大姨范景新、我的妈妈范景明和我的三姨范景阳。”“人们分别称她们为大范、小范和三范”。开国少将罗文坊之女罗冀兰说。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进入河北阜平地区，建立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罗冀兰介绍说，范家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抗日大家庭：大范阿姨和小范阿姨的父亲范（原姓樊）泽南是村委会第一任主任，二叔范茂如是基层交通站站长，五叔范颖高也是地下党员。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下，范家儿女们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

王亚中告诉记者， 当时，我大姨范景新刚从阜平简易师范学校毕业就担任了阜平县动委会一区妇女主任，妈妈范景明和二叔范茂如的女儿范景阳先后报名参加三分区冲锋剧社并被录取，成为八路军的文艺战士。就这样，晋察冀边区的抗战烽火中，出现了引人注目的范家三姐妹。听妈妈说，大姨一参加革命，就一心扑在工作上，哪个村的军服、军鞋不够数，她去催；谁家的女人拖后腿，不让男人参军，她就上门苦口婆心去动员；哪个村的扫盲工作落后，她就自己跑去当教员；谁家不遵守婚姻规定，还敢娶童养媳，她就上门去讲政策……经常忙得连吃饭、梳头都顾不上。在工作中，大姨与老红军王平相识并结为伉俪。

 

 

王亚中说，父亲王宗槐和王平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王平将军对我的父亲很了解，1941年，26岁的父亲由晋察冀军区组织部长调到三分区任政治部主任。报到后，时任分区政委的王平一谈完工作就把我父亲拉到一边，说要把大范阿姨的妹妹介绍给父亲。王平将军说妈妈范景明“是个党员，19岁，人聪明，长得也好，以前是分区冲锋剧社演员，现在是白求恩医科学校的学员。”没过多久，王平将军和大范阿姨就约父亲去和母亲见面，看见母亲的一刹那，父亲就爱上了她。

“一开始,母亲对父亲的印象好像并不特别深刻，王平将军就给母亲讲了与父亲有关的一个故事，1941年秋季反“扫荡”大战之后，上级要晋察冀军区组织部上报一份营以上干部名册。战争时期，鬼子经常扫荡，怕机密干部资料落入鬼子手里，当时部队没有任何档案，也没有其他资料可查，我父亲拿出笔，完全凭着记忆，把军区营以上干部，按编制序列一一列出了名单，总计近2000名，最后上报的数字与实际人数一个不差！军区领导表扬他是部队的‘活辞典’”。

王亚中说，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母亲，他们从此开始互相交往，而父亲也渐渐把自己活泼外向的一面展现出来，跟母亲讲自己登台演戏的经历，说自己还在《小放牛》里男扮女装演过小姑娘……有时，父亲还会改变音调唱几段《兴国山歌》，把母亲逗得直笑。“正当两人的感情越来越浓的时候，母亲所在的白求恩医校迁址了，父亲也离开三分区，调到四分区任副政委。”

王亚中说，书信，就成了父亲和母亲在战火中沟通感情的工具。他们书信往来了一年多，感情越来越深，但因为白求恩医校有明文规定，学生在校期间不准结婚。虽然父亲已经27岁，在八路军里已经属于“大龄青年”了，但父亲多次安慰母亲，让她安心学业。1944年初，母亲毕业，眼看两人可以完婚了，父亲却奉命去了千里之外的革命圣地延安，为准备参加党的七大进行为期一年半的集中学习。母亲穿过鬼子的封锁线，差一点儿牺牲，还掉了队，经过艰辛的跋涉，也终于到达延安，1944年6月26日，他们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的一孔窑洞里结了婚。第二天一早，父母亲又决定放弃3天的婚假，奔赴各自的学习和工作岗位……

“三范阿姨”范景阳在白求恩医科学校药剂班学司药，之后调到晋察冀第五军分区司令部门诊部下设的休养一连当实习司药。在那里，经人介绍，认识了五分区参谋长易耀彩(开国少将），不久他们就结了婚。

陈炜告诉记者，嫁给八路军抗日儿郎的当地女青年，著名的不但有阜平的“范氏三姐妹”，还有蔚县的“李氏三姐妹”——邓华（开国上将）将军的夫人李玉芝和两个姐姐李剑鸣、李佩卿也都嫁给了八路军干部。

八路军建立晋察冀边区以后，废除包办婚姻，实行婚姻自主，一些沿袭已久的陋习得以改变， 自由恋爱替代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不再只与金钱、社会地位等等相勾连，晋察冀边区的婚姻形态，因为“八路”的到来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移风易俗：一部小说产生的巨大冲击波

陈炜说，这些变化，与八路军建设新民主主义晋察冀边区有关，与一本小说有关，也与边区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法令有关。

晋察冀边区政府1938年1月成立以后，于1939 年1 月发出了《关于选举的指示信》，在随后进行的村干部选举中,唐县选出正、副女村长28 名；阜平县选出正、副女村长35 名；平山县选出女村长1 名；灵寿县选出正、副女村长3 名；涞源县选出正、副女村长18 名；正定县选出正、副女村长8名;新乐县选出正、副女村长31 名。

这些正、副女村长，既有在农村素有威望的中老年妇女，也有许多在抗日支前活动中涌现出来的青年女性。大批女性走上基层领导岗位，在这些地区是亘古未有之事，极大地冲击了传统价值观，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1941年，晋察冀边区公布了《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1943年，又公布了新的《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确立了以个人自愿为婚姻成立的原则，即婚姻缔结自由。

《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第一章总则中规定，男女婚姻须双方自主、自愿，对强迫包办等恶习一律废止。“任何人不得强迫，禁止奶婚、童养媳、早婚及买卖婚姻”；“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重婚、纳妾、蓄婢及类似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之各种婚姻”。

除了对结婚有若干要求和限制，《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还对离婚作了明确规定：夫妻一方有“充当汉奸者”、“重婚者”“与他人通奸者”、“虐待压迫或恶意遗弃他方者”、“刑事拘留三年以上者”“图谋陷害他方者”凡有各款情形之一者，即可单方离婚。

为了保障离婚后的妇女不至于陷入生活困境，《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还规定：妻方无过失因判离婚而生活陷于困难者，夫方纵无过失，亦应给予对方相当赡养费；离婚后，子女抚养教育之负担，在女方未与他人结婚前，夫方仍应给予抚养教育费之全部或一部。在女方怀孕及生育期间，男方不得离婚。具有离婚条件者,亦须于分娩满3个月后,始得提出。

如上政策,对保障妇女的权益,提高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实现男女平等都是相当有利的。

 

 

1943年，乡土作家赵树理以一件真事为原型而写成的小说《小二黑结婚》，经杨献珍把书稿递交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审阅，彭总读后非常喜欢，特意题词“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批示新华书店予以出版。

在小说里，小二黑是个抗日青年：小二黑，是二诸葛的二小子，有一次反“扫荡”打死过两个敌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奖励。说到他的漂亮，那不只在刘家交有名，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论去到哪一村，妇女们的眼睛都跟着他转。

女主角小芹则是一个美丽善良有着进步思想、反对包办婚姻的农村青年，当母亲三仙姑要将小芹嫁给—个旧军官做续弦时，小芹坚决反对，并明确表示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去”。

赵树理借小说的男女主人公身份，直接宣传自由恋爱思想。在小说里，小二黑爱上了小芹，面对家长的阻拦，小二黑说：“我打听过区上的同志，人家说只要男女本人愿意，就能到区上登记，别人谁也作不了主……”

据学者研究，从一些收藏家收集到的山西地区婚书来看，从清末到民国，童养媳、一夫多妻的现象比比皆是，甚至有“租婚”现象:把老婆借给别人，生完孩子再还回来。

《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的颁布，并没有立即在当地民众中产生深刻影响，以《小二黑结婚》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包办婚姻、娶童养媳甚至一夫多妻的现象仍然存在。

以《小二黑结婚》所铺陈的细节来看，也有媒人介绍小二黑和小芹，替他们撮合，但“二诸葛（小二黑的父亲）不愿意，不愿意的理由有三：第一小二黑是金命，小芹是火命，恐怕火克金；第二小芹生在十月，是个犯月；第三是三仙姑（小芹的母亲）的声名不好。恰巧在这时候，彰德府来了一伙难民，其中有个老李带来个八九岁的小姑娘，因为没有吃的，愿意把姑娘送给人家逃个活命。二诸葛说是个便宜，先问了一下生辰八字，掐算了半天说：’千里姻缘使线牵’，就替小二黑收作童养媳。”

然而，旧的价值观和婚姻观，与晋察冀边区所要建设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已经格格不入，赵树理通过小说人物之口，把边区政府所倡导的价值观和婚姻观明白无误地向边区人民告知：当两家人因为小二黑和小芹的婚姻纠纷而闹到区长那里的时候，小说作了如是生动的描写——区长道：“老汉！你不要糊涂了，强逼着你十九岁的孩子娶上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恐怕要生一辈子的气！我不过是劝一劝你，其实只要人家两个人愿意，你愿意不愿意都不相干。回去吧！童养媳没处退算成你的闺女！”二诸葛还要请区长“恩典恩典”，一个交通员把他推出来了。

学者王艾甫说，以共产党在根据地各村的俱乐部、小学和农民学校为依托，这本小说在农村广泛流传，甚至于“有学校的地方就有这本书”。王艾甫认为，很难估量《小二黑结婚》在移风易俗上所起到的作用。

《小二黑结婚》出版后，不仅在内地引起阅读热潮，而且在香港也很受欢迎。当年由香港华夏书店出版的《小二黑结婚》一经出版便购者如云，香港《大众文艺丛刊》推出了由作家毕来改编的快板书《小二黑结婚》。香港南方学院南方剧社还在香港孔圣堂、红孩儿剧场公演了话剧《小二黑结婚》，一时间观众如云、座无虚席。正在香港的郭沫若夫妇、章乃器夫妇、邓初民夫妇都前往观看。香港民众正是从《小二黑结婚》等相关作品中了解了共产党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主张，看到了边区人民思想观念和婚姻观念的变化，看到了争取自由的小二黑、小芹等边区新青年的全新生活。

《小二黑结婚》也使赵树理一举成名，许多国际友人慕名前去采访他。1947年，在河北武安县一个小山村，美国记者贝尔登采访了赵树理，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在解放区，除了毛泽东、朱德，就是赵树理最出名了。”

在晋察冀边区，因为婚姻条例的保护，大量的青年男女冲破了包办婚姻的束缚，谈起了自由恋爱。另外，抗日支前活动和其他抗日聚会，也为当地的青年男女提供了在一起接触的机会。

作家孙犁在他的反映晋察冀抗日生活的小说《 婚姻》中，对这样的情况作了细腻真实的描述：

“自从八路军来， 如意也参加了妇女自卫队，还当了几天指导员，从小和宝年一块长大，现在又常在一块开会上区，接近就更多了。女孩子们不愿在家里抱柴烧火、洗锅刷锅，愿意在外边开会。她们的会，总是一开就开到夜深，灯碗里的油烧干了，还要在黑影里玩一会，才宣布散会回家，说定明天早来。”

八路军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力的做法也获得了广大妇女对抗战的支持，在华北抗日各根据地，有大量的妇女自卫队，她们在配合部队打击敌人、维护地方治安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据统计，晋察冀边区仅在1939年，妇女自卫队就发展到了30余万人。

在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普遍成立了妇女抗日救国会，她们积极宣传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的道理，因为她们是当地人，对当地民众的影响力很大，因此，她们不但自己生产支前，还鼓励动员男人参军参战。还有一部分女性参加了农民自卫队，和男人一起并肩抗日。

学者徐进认为：抗战前，她们或许是家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但战争让她们走出了家门，战争让她们把“国”的事情当作“家”的事情。因为战争，这些女子走出了家庭，为社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通过参与抗战救亡，中国女性真正走出家庭，参与社会事业，开始将“小我”和“大我”结合起来，通过寻求全民族解放来实现个人解放。”徐进说。

生死相许：边抗日边恋爱

美国记者福尔曼在《中国解放区见闻》一书中说，聂荣臻“率领两千名老练的游击队向河北省挺进，他们底武器统共不过一千支来复枪。”

 

 

福尔曼在他的报道中说，当时的晋察冀地区正陷入混乱状态中，所有的地方官及已吓破了胆的农民都跟着逃走的中央军一起跑了，所留下的人已微乎其微，并且已神志沮丧，不能再收割田里已成熟的五谷，土匪袭击无武器的村庄，零零碎碎的几个日本流氓打着太阳旗便到处夺取大城。正在这种混沌当中，聂荣臻和他底两千名游击队开到了，马上就整顿当地底秩序。

福尔曼特别提到，“3个月后，即1938年1月，聂荣臻已把当地的秩序完全恢复，竟能召集一个建设临时政府的人民代表大会。那个大会是广泛的各阶层的代表大会……他们所选出的9位晋察冀边区政府行政委员，以后得到了重庆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及行政院的通电承认，同时重庆也允许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存在。”

而据中共党史有关资料记载，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成立民主政府。1939年1月，成立了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彭真任书记，辖中共晋察冀、冀中、冀热辽三个区委员会。1944年 9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改为中共晋察冀中央局，聂荣臻任书记。11月，成立了察哈尔、热河两个省人民政府。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八年抗战中同日伪军作战3.2万余次，歼灭伪军35万余人，军区部队也发展到32万人。

因为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也因为抗战时期的晋察冀边区政府得到了重庆政府的承认，晋察冀地区的老百姓都拿八路军当“公家人”，而这一身份，也同样加重了当地女青年对“八路”的仰慕。

作家韦君宜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新华社的司机高成成因为在某村常来常往，成为了村里姑娘们心中的“情郎”。姑娘们自发地编起带有浓烈山西味道的民歌，歌中炽烈地传达着对他的爱慕：“高成成来了穿绿鞋，高成成走了穿黑鞋。”

在另一首民歌里，当地的姑娘们也不加掩饰地表达了对公家人的好感：“打竹板，响连声；窑里生着些办公人，办公的人儿扭得俊，今年过得好光景。”

“公家人”与当地女青年的恋爱，并不是普遍现象，抗战爆发后，中共对党员干部的婚姻开始加以严格限制。党员干部结婚需要达到“６年党龄、８年工作历史、县团级干部”的条件，并须报上级党委批准。有些根据地领导甚至明确反对干部结婚。比如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就曾讲道：“我们目前正处在最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就是讨老婆也是绝对不应该的。我们的干部在这些地方必须以身作则。”

因此，能够谈恋爱并有条件结婚的“公家人”，大多是年纪偏大的老红军，而且每个人的情况也不尽相同。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罗冀兰说，“我的爸爸也是长征到陕北再到晋察冀的老红军，但因为他年龄小，和白求恩医科学校毕业的妈妈陈雷相识后，两人相约一定要等到赶走日本鬼子再结婚。爸爸比妈妈大9岁，两个人整天忙于抗日工作，根本没时间谈情说爱。”

“战争时期的爱情，虽然有着爱的甜蜜，但同时也有着爱的苦涩，只要上战场，八路军指战员们就做好了不能活着回来的准备，子弹不长眼，因此，每一次夫妻或者情侣因为要打仗分开，都是一次撕心裂肺的生死离别，只不过双方都很会掩饰自己的感情而已。”罗冀兰说。

陈炜对自己父母爱情经历的讲述，证实了罗冀兰的这个看法：

“父母亲结婚的那天，是1939年11月1日。那天下午，在分区卫生所工作的母亲，背着背包来到父亲任团长的一团团部，当时，正赶上一团召开连以上干部会。散会之后，大家留下来一起吃饭，父亲从自己的津贴里拿出7块钱，额外多加了几个菜。大家这才知道，今天是团长和康捷医生结婚的大喜之日。晚饭后，各连营的干部们都回驻地去了，父亲母亲和团政委王道邦等几个干部正在聊天，突然接到分区电话——命令父亲率部队连夜出发，赶赴雁宿崖、三岔口一带设伏消灭入侵边区的敌人。王道邦政委开玩笑地对父母说，看来你们的洞房是入不成了，打了胜仗你们再入洞房吧。

母亲没有马上离开，结婚刚几个小时，连句知心的话都来不及说，新婚的丈夫就要上阵与敌人厮杀了。她有些不舍，也有些担忧，她要和父亲在一起多待一会，哪怕一句话也不说。母亲默默地看父亲安排布置工作。父亲有个特点，不管遇到什么危险紧急情况，都是从容不迫有条不紊，这一点母亲听战友们说过。但是，那天父亲表现的是格外的轻松自若，甚至让母亲觉得父亲似乎有些悠闲，好像不是去打仗，而是去办一件极平常的小事。其实，爸爸也牵挂着母亲，他这样做，正是为了安抚母亲，让新婚的妻子不要为自己担心。母亲一直等到部队出发，父亲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才又背上背包，返回分区卫生所。”

陈炜说：“那个年代，抗战高于一切，父母的新婚离别，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在平淡含蓄的表象之下，是浓郁深沉的爱，是真挚朴实的情。”

经过战火的淬炼，“八路”们的爱情注定更坚贞持久。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副秘书长石红燕的父亲石桥，也是一位晋察冀时期的抗日老战士，“父亲抗战时期一直与白求恩在一起工作，看病、做手术、救伤员，是他在抗战时期的主要工作，妈妈刘素珍1944年参军入伍，也是白求恩医科学校毕业的学员，和父亲有共同语言，但更主要的是，他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观，那就是一起打跑日本鬼子。”

“父母亲的感情特别深，在我的记忆里，他们从未吵过架，为工作呕心沥血已经成为情感生活的一部分，但一有时间全家团聚，我们就或郊游或荡舟，一家人其乐融融。”石红燕满怀深情地说。

罗冀兰告诉记者：“我的父母亲也是如此，父亲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妈妈算是个文化人，但他们有共同的生活和奋斗目标，所以生活中很少发生争执。那时候，鬼子经常会去边区扫荡，危险随时存在，所以，都特别珍惜得之不易的爱情。”

70多年前，先辈们为了雪国仇报家恨、拯救民族危亡，慷慨赴死，走向晋察冀抗日前线，在那里击筑高歌，浴血奋战；他们建设新社会，打造新家园，也用一曲曲动人的爱情恋歌，为我们谱写了战火中的浪漫诗篇。

晋察冀，那些与“八路”有关的爱情，坚贞、浓烈、持久，也芳香、醉人、甘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