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是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曾为新中国建立立下赫赫功勋，1958年，刘伯承元帅反教条主义时受到批判，直到80年代去世后才得到平反。那么，在刘伯承元帅子女眼中，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在刘伯承女儿刘弥群看来，父亲最大的特点就是“组织性强”“服从大局”，很多举动都是超乎个人名利之上的，例如抗战爆发后，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而早在十年前，他已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想想看，如果不是为了他心中的理想，怎么会毫无怨言地接受从军长到师长的身份之变?”刘弥群说。

　　刘弥群认为，“那一个年代革命者心目中都有一个神圣的理想，这也许是现代人难以理解的。”

　　还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可以看出刘伯承的大局观。1955年，印尼总统苏加诺访问南京参观南京军事学院。学院决定校级以上军官穿新发的礼服夹道热烈欢迎。没想到，当天下着大雨，有人舍不得刚发的新礼服，就跟刘伯承建议说，能不能将欢迎仪式改到礼堂里进行。刘伯承回答：“事关国威军威，哪能随心所欲!”结果仪式当天，他穿着元帅礼服，拒绝雨伞，在室外欢迎外宾，给在场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关于父亲的组织性之强，刘弥群还回忆道：“有一些文章说，父亲当年提出‘非邓小平来当政委不可’，又说他留遗嘱指定要邓小平主持他的遗体告别会，父亲根本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要求。”

　　刘伯承元帅之子刘太行对于父亲的组织性和大局观也有深刻印象。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时，刘伯承受到批判，直到他去世之前都没有平反，但他始终没有对自己的身后事提出过任何要求，他回忆道：

　　“刘伯承是在301医院逝世的，逝世前从未对中央提出过任何身后事的要求等问题。父亲逝世当天下午我急匆匆赶到医院，上电梯时，碰见了温家宝同志，那时我还不认识他，旁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我进入客厅时，杨尚昆同志早就到了，后来洪学智同志也来了。杨尚昆对温家宝说：‘刘伯承同志的追悼会，中央要研究，刘伯承同志对中国革命是有重大贡献的，也是很有影响的人。’关于追悼会的事，我们完全是按照中央的程序办的，刘伯承是我的父亲，但他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一生行为规范、缜密，严格遵守党纪，任何时候都是按党的规定和要求办事。我们作为刘伯承同志的亲人，在开追悼会这个问题上，一直遵循刘伯承同志的遗志，所以追悼会从时间、地点、规模和主持追悼会的人以及致悼词的人都是中央决定的，我们家里的人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如果说刘伯承有遗嘱的话，那就是要求我‘自食其力，实实在在为国为人民做些好事。’”

　　刘伯承1986年去世后，还是他的夫人直接给上面写了信，并抄报给每个政治局和书记处同志，徐帅、聂帅、叶帅办公室都打来电话过问，刘伯承最终才获平反。

　　刘弥群回忆道：“我母亲认为平反有一定难度，需要加大力度，于是正式给上面写了信，要求平反。第二天组织上告诉我母亲，一切问题解决了。一是平反了。二是相应的悼词也改了。三是补发了一套新87式军装。因为我父亲一辈子都是军人，但是最后一次没有给我父亲发新军装，我母亲要求在遗体告别时我父亲要身着军装，但组织上也一直没有给以答复，现在就算补发了一套新军装吧。就这样我们全家的愿望都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