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

　　走进宋庆龄故居，很多观众都会在生平文物展的一个展柜前凝视良久。这个展柜里陈列着两封非常重要的信件。

　　一封是毛泽东写给宋庆龄的：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另一封是周恩来写给宋庆龄的：

　　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略)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耑上。敬颂

　　大安

　　周恩来

　　一九四九 .六 .廿一

　　仔细研究起来，这两封书信都有发人深思的特殊之处。一代书家毛泽东的书法很有功底，但平日里工作中他给旁人写信通常比较随意，字里行间不时有勾勾划划的之处。而这一封写给宋庆龄的信，显然是认真誊写过的，连一个错字、一个墨点都没有，可谓行草的上乘之作;即使作为书法欣赏，也具有高度的美学价值。周恩来做事历来谨慎，对别人也格外尊重。他手书的信件大多整齐干净。而在给宋庆龄的这封信里，却改了一个字。信中“略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的“略”字被改成了“谨”字。一字之差，意味深长，更奇怪的是，修改后的信件却没有重抄。

　　当时为这两封信做复制工作的，是故居管理处的一位名叫王传莘的副主任。在复制过程中，他突然发现这个改上的“谨”字，并非周恩来的字迹，而是毛泽东的亲笔墨迹。可以想见，当年周恩来写完这封信，送给毛泽东去看。毛泽东看过之后，认为“略陈”不够恭敬，便动笔将其改成了“谨陈”。周恩来认可这种修改，同时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重，也就这样将信原样送出。

　　这两封具有历史意义的信，都是那么不同寻常。实际上，它们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毛泽东、周恩来对宋庆龄的一种特殊的非同寻常的尊重。

　　中共中央派出邓颖超作为代表，专程赴上海迎接宋庆龄。邓颖超与廖梦醒一起前往宋宅拜望，呈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后，又向宋庆龄当面表达了同志们盼望她亲赴北平参加新政协的迫切心情。宋庆龄听罢很是高兴，但也很是犹豫。她说：“北平是我的伤心之地，我怕去那里。待我考虑考虑吧。”

　　宋庆龄的为难是可以理解的。此前，她曾经两次踏上北平的土地。第一次是她陪同孙中山先生北上，当时中山先生已经病势沉重。宋庆龄席不暇暖、衣不解带地服侍照顾着自己的丈夫。当时，北平的政治环境十分堪忧。段祺瑞政府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孙中山为此异常愤怒，后来病情加重，终致不起。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

　　1929年，宋庆龄从苏联经东北第二次来到北平。她到碧云寺亲自为孙中山先生换装，并更换棺木。事毕，她又一路护送灵寝到南京中山陵安葬。两次的北平之行都令宋庆龄十分伤心，她怕到北平去，怕勾起自己痛苦的回忆。但她又清醒地认识到，建立新中国是一件大事，这正是自己与无数同志数十年斗争的结果。她徘徊，她犹豫。为了等待宋庆龄的决定，邓颖超和廖梦醒在上海住了竟两个多月。

　　最终，宋庆龄同意北上!消息传到北平，毛泽东兴奋异常。他立刻表示要亲自到车站迎接。8月28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五十余位中共中央和民主党派的最高领导人来到北平前门火车站。在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中，只有刘少奇因访苏刚刚回到东北而没有前往迎接。据当时在场的摄影师徐肖冰、侯波同志介绍，毛泽东等人都是提前近一个小时就到了车站，所有人都站在月台上恭候，没有一个人坐下休息。

　　1949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在北平火车站月台上等候迎接宋庆龄

　　下午四时，列车缓缓驶入车站。毛泽东登上车厢，亲自迎接宋庆龄下车。毛泽东与宋庆龄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毛泽东诚挚地表示：“我们恭候你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向你请教!”宋庆龄笑着说：“你们做得很好，我愿意为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中共中央全体领导人到车站恭候，毛泽东亲自登上车厢迎接，这种规格的欢迎，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是不多见的。

　　(来源：《宋庆龄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昆仑策研究院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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