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连续数日的严重雾霾天气之后，再来阅读徐俊忠教授的文章——《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失败的原因究竟何在?》，就有很多不同的感慨。如果不是彻底剥夺农村工业化的前景，应该不至于那么多的工业和人口密集地拥挤在城市，带来工业和交通方面各种无法扩散空间的严重污染。更为严重的不足在于，今天人们喜欢谈论如何治理污染，而不是改变工业化的模式，这意味着我们在反思自己处境方面，即便不是完全陷入无能，至少也是不那么明智的。

　　徐俊忠教授仔细梳理了毛时代关于乡村工业化的政策辩论，发现在共产党高层中间，始终有人要剥夺农民办工业的权利，让农民永世当农民。这等同于取消了农村的在地工业化的发展前景，同时也阻断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非农空间。结果，当然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无法挣脱人地关系紧张的制约，始终无法突破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困境。

　　在农村集体经济无法通过兴办工商业来增进收入的同时，工商业过度集中于城市则开启了另外一条迥然有别的工业化道路。这将会导致人财物流出农村地区的趋势，持续很长时间，结果是城市的野蛮生长和乡村的过度衰败，这当然意味着城乡对立和工农对立，这恰好是费孝通曾经在苏南社队企业身上寄托的中国有可能走出西方工业化早期道路弊端的期待。

　　一、陈云的小算盘和农村的失工业化

　　在“改开搞“(改革、开放、搞活的简称)三十年来，工业集中的趋势有增无减。就总的趋势看，是内地工业破败然后向沿海地区集中，乡村和中小城市工业破败然后向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集中。仅仅只是在一代人的生命期间，我们亲眼看到省会城市和超大城市象摊大饼一样，越摊越大。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间，乡村工业化的模式和方案首次得到大规模实践，几千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通过公社干部的工业化冲动，首次在自己的身边看见并参与了工业化的实践。囿于基层官场的“投资饥渴症”，大量地平调了社队或者社员私人的财产用于办工业，这一点受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后来安排了财政资金进行退赔。但实现乡村的在地工业化，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路。

　　根据陈云的坚持，对于农业贷款的清查及事后的处置方案，结果是银行退出农村和农业，与此紧密相关，“经济核算”这样一种监管财政支出的手段也就相应地退出政府支农资金项目了，很多人喜欢强调说陈云和刘少奇主张以经济核算的方法管理经济，其实，经济核算的方法作为一种不同于行政管理的方法，是由特殊的部门按照其行业惯习去组织实施的，就如很难指望政府职能部门关注经济核算一样，经济核算方法的退场其实是与银行退出农村一起实现的，而银行退出农村和农业则是因为1950年代支农资金“坏账过多”引发的针对性政策，而这个政策恰好是陈云在刘少奇支持下设计和实施的：因为农村贷款的风险过大，因此此后近乎禁止银行办理农业和农村工业的贷款业务。

　　据《当代中国的金融事业》一书记载：“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农林办公室批转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清理历年农业贷款的办法》。这个《办法》规定，人民公社所欠的贷款，哪一级欠的由哪一级清还，同时强调农业贷款一定要坚持‘有借有还，按期归还’的原则，清理旧贷时一定要实事求是，该收的收，该缓的缓，该免的免，决不能笼统地废债。一九六五年，银行对历年的农业贷款工作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检查，对国家豁免的45亿元农业贷款的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1)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发放的农贷，社队用于举办各项事业(包括大炼钢铁)，花钱没有收益的有16.4亿元;(2)集体和社员个人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或其他事故，无力偿还的8.8亿元;(3)历年来因为体制变动，债务不能落实，收不回来的5.8亿元;(4)基本核算单位改为生产队以后，生产队不愿承担的9亿元;(5)贫农合作基金贷款5亿元。根据历年来发放农业贷款的经验教训和造成大量农贷豁免的原因，中国人民银行拟定了《关于加强农业贷款工作的几项规定》，对农业贷款资金的分配、应当执行的原则、与财政资金的统筹安排，以及加强贷款检查、严格财经纪律等方面，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尚明主编《当代中国的金融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电子图书，第三章第三节】

　　非预期后果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即便没有超过设计政策所期待的后果，至少也不弱于它。正是从陈云所要求的银行资金要满足风险和收益的核算要求出发，导致银行退出农村并把此后的财政支农资金完全委之于政府官员之手，脱离银行对于资金使用进行经济核算的惯习。

　　更为重要的是，陈云等人在刘少奇的支持之下，通过对银行资金使用效益和风险核算之后，发现在农村兴办工业是一个完全不合算的事情，由此形成一种坚硬的经验：禁止农村社队兴办工业。财政和金融资金也逐步地撤离农村工业领域，此后，农业工业资金只能够依赖穷困的农民从零开始进行艰难的积累过程。毛时代农村工业发展速度不快，原因不是别的，而是自1962年陈云主持整顿之后确立了新的规则：财政和信贷资金绝对不容许投入乡村工业。

　　我们应该承认，陈云等人所力推的企业效益核算原则，是有着一定程度合理性的，但是，把局部核算原则绝对化则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我们有了今天的经验，再回顾停止资金下乡所导致工业密集于城市，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不仅有污染和地租无节制拉高的问题，而且，还直接导致税收支持下的政府工程的效益低下。北京是全国市政工程投资最多的城市之一，但是，依然背负着“首堵”(全中国堵车第一)的恶名，成千上万亿财政资金就这样低效地密集地投放在市政投资效益最差的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后一个核算更为重要，在局部核算原则之外，还要兼顾全局的核算原则，陈云等人的错误在于把局部核算原则看做是全部，不承认全局核算原则的合理存在。非常可惜的是，改开搞年代的工业布局和密集化过程，就是从属于这种小算盘的合理性思路。用小算盘反对和排斥大算盘，应该是改开搞年代思维方法的显著特点。

　　二、改开搞年代，农村再失工业化

　　人口和工商业等密集于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带来了广泛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在雾霾深锁的中国，再谈论大城市的野蛮生长和恶性膨胀，肯定不再是一件特别值得炫耀的事情了，尤其是对于那些还必须在大城市求生活的人群来说。

　　上周五在武汉见到张文木教授，我们在一起聊天，强大的雾霾左右了我们的话题。自然地说到大城市工业过度集中，人口过多与人均交通工具高碳化选择，导致雾霾到处蔓延。张教授回顾自己1970年代在北京郊县当公社书记的往事，说当时几乎每个公社都要与市内好几个工业局相互联系，目的是相互协商公社怎样来服务于城市工厂加工环节的分包，并以此促进乡村的工业化和发展。他说就自己亲眼所见，北京郊县的农村与城市中间的工厂进行联合是非常普遍的，自己公社所办工厂里头就有两个城市工厂派来的技术员帮助把关，城乡协作发展工业是一个显著的现象。

　　去年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张建成老师聊天，他是上海郊区罗店公社人，他说到改开搞前夕，罗店公社的工业已经非常壮大了，上千万产值的工厂不止一家。张老师还感叹，可惜那个趋势后来被人为地放弃了，导致了今天大城市发展的困局。高房价癌症是因为人口过度集中之后，才让“三头分利同盟”(地方政府、银行和地产商)获得野蛮生长的绝佳机会，同时交通堵塞和雾霾扩散方面的困局，也一样是因为与人口集中相关的产业和交通工具集中带来的。

　　张老师还说，当时计划经济时代，国企扩产的冲动还是很强烈的，但是，国企想要在大城市中间获得高额投资和地皮的难度却不小，这个时候，作为计划经济“投资管理僵化和权力过于集中”的一个“非预期后果”是：城市中间的国企不得不寻找一种不增加投资、工人数量和厂房规模的产能扩张路径。最后的选择是：城市的国企把低技术的加工环节向农村公社转移，结果是在不增加工人、厂房设备和投资的情况下，产量成倍地扩大。

　　国企对公社的分包业务，其实也预示着一种分散型的工业化道路。要是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城市不需要那么多的开发区和工业区，大城市的工厂会逐步地向苹果、耐克这样的公司模式转型：演化为保留技术设计、市场和品牌营销、关键技术环节的产能等管理型公司，而大量的实际生产过程通过协作方式向农村分散，而农民则可以就地参与费孝通非常期待的那种“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进程。这种大城市工业向农村地区分散化的趋势，其实也是国企自身转型和升级的一条快车道，同时也是被“投资管理僵化”的“旧体制”硬性“憋”出来的创新之路。

　　恰好，在经过二十多年的集体农业之后，乡村社会的水利事业在1970年代趋于尾声，大量的劳动力在寻找出路;同时，乡村三级政权的存在及其动员能力，很方便地就与国企扩产的冲动顺利地对接起来了。而且，乡村社会中间，一直是计划经济覆盖较为薄弱的地域，人财物在工农业之间的流动，可以由基层政权自主地决策，这一点点自由权恰好与国企更强的计划性进行互补，这才是那种“投资权力过度集中”的“非预期后果”产生的条件和内在逻辑。

　　在这一轮的乡村工业化中间，乡村工业依托城市国企的技术和成熟市场，作为国企的联营车间来发展的趋势，是极为显著的特点，这个乡村的工业化进程较为平滑地承接了国企所积累的技术优势，而国企则依托充足而廉价的乡村劳动力和土地实现了低投资甚至是无投资的产能扩张。以自行车行业为例：“上海自行车行业，从一九六三年开始，重新按专业化协作原则组织生产，先后组成了链条、飞轮、钢珠、螺丝、辐条、鞍座、冷轧带钢、脚蹬、内三飞和涨闸等9个专业厂，加强了行业内部配套，产量由一九六三年的83万辆增加到一九七八年的318万辆。以后，上海自行车行业又在郊区建立了一批零件专业加工生产点，进一步挖掘了生产的潜力，促进了产量的持续上升。”【王毅之主编：《当地中国的轻工业》，当代中国出版社电子图书，第二十七章】

　　但改开搞年代一开始，这一切都变了，城市工业获得地皮和投资的机会猛增，以传统的小农思想办工业的思路——“大而全”“小而全”的办工业模式，获得了空前优越的条件，从此又开始占据主流和上风，工业区和开发区热的恶性膨胀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到最后中央也无力“镇压”，大城市和工业的野蛮生长就这样同步开始了。

　　改开搞年代唯一的政策想象力就是学习美国，这在朱镕基身上表现得最为典型，硬要要把中国的经济结构发展的跟美国差不多，公开宣称要把房地产和汽车作为支柱产业来扶持。

　　三、治霾需要反思工业化模式、需要想象力

　　毛时代的城市工业化道路中间，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工人居住地与上班地的平均距离非常短。一方面是单位给多数职工就近提供住房，另外一个方面城市对工业的聚集力度也远小于今天，这导致城市规模多数不大，这两个条件使得绝大多数人选择以自行车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

　　加拿大学者左翼学者达拉斯·斯迈思，于1971年至1972年间造访中国之后，提出一个隐喻性的关键问题，中国人在自行车之后将会选择什么，赵月枝教授等根据改开搞年代的经验做了帮助选择了答案：“对于‘自行车之后是什么?’这个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寓言性问题，中国过去三十年实践给出了答案：当然是汽车(以及私人汽车所寓言的一切消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

　　此外，斯迈斯认为：“技术从来不是独立和自主的存在。从技术研发到应用，是一个政治的过程，即社会权力参与其中为实现自身的意图展开斗争的过程。”“技术既非现代化社会问题的‘替罪羊’，亦非解决问题的‘万灵药’(千禧主义)。真正原因是应用技术背后具体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资本主义之维系仰仗其技术路线和消费关系的发展(个人化、商品化、消费文化)。社会主义不能也不应重蹈覆辙，而要创造另类的技术文化路线(公共服务、群众路线、无产阶级政治)，否则就有走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危险，因此必须进行‘文化甄别’。”“斯迈思使用代表中国社会主义技术路线和大众消费的‘自行车’作标题，隐喻其问题意识。他希望中国解决温饱问题后能把社会发展之重点放在公共产品和集体消费上，而不要走资本主义式个人消费的老路。”【赵月枝、王洪喆等译，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

　　今天，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人们的人均上班距离的急剧延长，这一方面是与城市摊大饼的恶性膨胀趋势有关，更为重要的是与恢复雇佣劳动制相关的居住空间制度的变革——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居住在由单位提供住房的上班地附近了。准此，人们不仅有了选择小汽车的愿望，还有了必须选择小汽车的不得已——上班距离太远已经不适合骑自行车上班了。

　　就这样，全球人口最多的大城市，大多数都密集地在中国，这不仅导致集中的工业化道路所必然带来的污染扩散难题，还叠加了人均交通费用上升所必然带来的碳排放以及污染扩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不出现全球最严重的雾霾的话，那还有什么天理和自然科学规律可言。

　　人们今天依然缺乏对于过度集中的工业化模式的反思，而且热衷于谈论如何治理雾霾问题，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想象力，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我们支付了越来越多的交通费用之后，还得追加一笔治理雾霾的支出。这样一来，我们在忍受了没有净福利增加条件下的在途时间剧增之后，还得在现有的低水平净福利中间，再减去治理污染的支出。从而把很低的人均资源水平下的净福利挣得比例，继续减去一些百分点(作为雾霾治理费用)，这看起来就是我们今天能够设想的命定出路。

　　对于人均资源不足的中国来说，恢复这样一种想象力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能不能设想一种减少上班在途时间和资源耗费的制度模式?能不能设想一种耗费更少雾霾治理费用就能够获得洁净空气的工业化道路?拒绝了想象力本身，实际上就拒绝了一切可能的改进空间，今天比任何都更需要这样一个口号：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