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新相声，新在哪里？

点击：  作者：林培瑞    来源：《胜利的困境》  发布时间:2015-12-11 13:32:22

 

　　【破土编者按】作为一种传统的曲艺项目，相声在中国有上百年传统。但解放前的相声段子充满了对农村人、残疾人和女性的污名和歧视。新中国成立后，以老舍、何迟和王国祥等为代表的作家和以于世德、侯宝林和马三立等为代表的相声演员，共同参与了对旧相声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之服务于新政权更广阔的社会和政治目标，同时也使得相声艺术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艺术，焕发了新的活力。1950年代初期的相声能帮助我们想象那时形势和人们的精神状态，总的局面看来相当不错。想到这几年的春晚相声又现歧视农村人、残疾人和女性的有毒段子，说明相声这面镜子，到今天还在照着我们这个社会的怪现状。

　　相声是一门颇受大众欢迎的表演艺术，其惯用手段是幽默，尤其是讽刺，但也包含了演唱、摹声和其他口头滑稽表演。相声在中国已有数百年的传统，但由于它基本上是一门师徒相传、没有文字记录的口头艺术。1930和1940 年代时相声演员主要在集市上表演，并在观众中传递一只碗来收集赏钱。从1950年代开始，相声走进剧院并出现在电台与电视的广播节目中。

　　相声一般由两个喜剧演员表演，分别是“逗哏”与“捧哏”。传统上所有相声段子都是事先定好的，表演者靠死记硬背来熟悉这些段子。就像听戏曲那样，观众们并不要求艺术创新，只希望听到著名段子被尽可能好地表演出来。只有经验丰富的表演者才敢做些即兴改动，但也只是偶尔为之。

　　就在刚建国后不久，毛泽东借用斯大林的说法，要求他们成为“灵魂的工程师”。相声演员们并不熟悉这些宏大词语。但是相声这种嘻笑怒骂的艺术被提升到如此重要的高度，还是令他们在震惊之余颇感兴奋。相声演员接受了这种想法：通过揭示新社会存在的一些缺点，他们在作品中表达的讽刺可以帮助建设新社会。这何尝不可呢?

　　一、解放前的相声

　　在1940年代，相声表演是在集市城镇里的空旷地方，或者诸如北京天桥那样的城市娱乐场所进行的。天津和沈阳也是相声的主要中心，但是这门艺术当时还未传播到中国的其他地方。相声演员身穿大褂，用折扇给自己扇风，或者猛地合拢扇子，当作小棍子假装敲打另一位演员。相声演员开场时先用石灰粉在地上写下将要表演的节目表，然后再用唱腔或讲一小段滑稽的段子(称之为“垫话”)来吸引观众。一旦被吸引过来，观众就不得不从道义上考虑表演结束后要在演员的碗里放多少铜板的问题。徒弟要学相声，就要和师父住在一起并服侍师父的日常生活(诸如端茶、洗脚等)，同时还要巨细无遗地记忆与模仿师父的表演。师徒之间的传承形成了“派”。各个流派彼此竞争，甚至会出现对立。

　　传统的相声段子充满了对农村人、残疾人和女性污名和歧视内容。乡巴佬是相声最喜欢讽刺的对象之一：满身大蒜味，口音滑稽可笑，进城后茫然无助，不知所措。瘸子、哑巴和傻子也是被取笑的对象。当时还有许多色情段子，即所谓的“荤段子”。荤段子一度非常普遍，甚至经常由女演员来表演，可能是两性间的尖锐对比更容易突出荤段子里的色情成份。

　　二、新社会下的相声改革

　　杰出作家老舍一直痴迷于传统曲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老舍就已经尝试对这些艺术进行“改革”，亲自写了几个激励民众反抗日本侵略的相声段子。1949年中国共产党胜利时，老舍正在访问美国的西海岸地区。他决定回到新中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获悉老舍于1949年12月回到北京后，一天晚上侯宝林、侯一尘、于世德与北京的其他相声演员直接拜访了老舍。据于世德回忆，老舍对相声的前途非常热心。他还自愿亲自改写一些传统的相声段子，以此来为改革开个头。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刊登了《相声艺人访老舍》这条新闻。这篇报道较大地提高了相声的声誉，也表明新政府支持相声演员们拜访老舍。这似乎很可能是出自毛泽东的推动。毛是个相声迷，1950年代初曾定期邀请侯宝林到他在中南海的住所进行私人表演。1982年侯宝林写了一篇文章回忆演出的一些细节，其中提到是毛泽东推动了“相声改进小组”的成立。这个“小组”后来发挥了重大作用。

　　1950年1月19日，“小组”在北京前门正式建立，就在天桥娱乐区北边。小组成员除了有老舍和几个相声演员带头人之外，还有语言学家罗常培、吕淑湘与文学家吴晓铃等著名学者。老舍和吴晓铃在“小组”中以不同的方式起了特别积极的作用。于世德回忆到，这些著名学者和作家愿意屈尊到下里巴人的水平，令相声演员们十分振奋。在此之前，一些相声演员担心相声这一表演艺术会被革命后的政权铲除，实际上不少人正在考虑改行。但是如今政府将他们视为“文艺工作者”，是建设新中国的其中一部分。

　　老舍注意到，以他的声望来支持相声有个缺点：相声演员显然出于敬畏而不愿批评他亲自写的一些相声。另一方面，老舍和其他人又发现，学者和作家的声望也能够把相声演员们吸引到一起。在中共新政权的支持下，著名作家和学者对相声界给予了热情而一致的关注，相声演员之间的门户之争与互相妒忌因而逐步缓和下来。

　　“小组”正式存在了两年，此后两个更大的团体，“北京市曲艺工作团”和“相声大会”，代替了它的任务。相声的改进工作始于1950年：当时“小组”草拟了一份任务一览表：首先，为了提升相声的地位和重要性，组织研究和学习相声史;其次，将相声从一门地方性、区域性艺术的改造为全国性、民族性的艺术;第三，扩大相声表演的地域范围不仅有利于传播革命新思想，还可以帮助各地的方言使用者掌握普通话(不过也有例外：“小组”也赞成使用非普通话的方言创作相声，甚至藏语、蒙古语这些少数民族语言。这说明传播社会和政治理想的目标高于推广普通话的目标)。“小组”甚至还承担了成立“识字班”的任务。这都说明 “小组”是如何服务于新政府更为广阔的社会目标。

　　“小组”的主要任务是要创作内容适合新社会的相声。这项工作相应分为两部分：审编旧段子和创作新段子。通过重写《贾博士》与《维生素》这两个段子，老舍开始了审编旧段子的工作。这两个段子里有许多“贯口”。所谓“贯口”是一种像机关枪似的连续快速的讲话技巧。对“贯口”进行“改造”相对比较容易，因为从演员口里喷涌而出的是什么词语并不重要，只要数量大就可以。比如在《贾博士》里，老舍把新中国推崇的六十六部文学作品名称串成一个长句——这就成了一段具有教育价值的“贯口”，只等相声演员的如簧巧舌把它传送出来。

　　老舍也开始写作新段子，但他认为这项工作由相声演员担任更适合。老舍后来写到，作家固然会有一些好想法，但最好的相声作品只能出自相声演员，因为他们与观众接触更紧密。传统上一个相声段子会通过演员之间的流传不断得到改进而日臻完美，因为每个演员都要把这个段子放到现场观众面前接受检验。只有不断进行调整适应并坚持改良的作品才能得到持久的生存。

　　“小组”很清楚这套准则，建立了精细的相声创作工序。作者写出相声段子后，“小组”进行评审并提出修改意见，然后在观众面前表演这个段子，同时经验丰富的相声演员在后台密切观察表演情况并作记录，观众也会被邀请发表意见。当时的一些逸事表明，1950年代初，相声演员有时也会感到来自“舞台下面”的压力，因为观众要求表演内容更具有社会健康意义。于世德透露，相声演员偶尔口出粗言时会遭到观众的奚落。无论如何，相声段子只有根据现场观众的检验进行修改之后才能公开发表。在成立后的头十个月里，“小组”共发表了三十二个新创作的或经过充分修改的段子。尽管这些段子在篇幅长度、艺术水平和信息的繁复程度方面参差不齐，但是所有作品都洋溢着热情的理想主义，这一点在当时创作的快板书、二韵大鼓和其他“曲艺”中也很普遍。

　　1950年秋中共发动了抗美援朝运动，“小组”立刻投入到这一任务中。1951年3月中国派出一个相声演员代表团前往朝鲜慰问中国军队。极受欢迎的天津派相声演员“小蘑菇”常宝堃在这次慰问中丧生，这一可怕的事实反而进一步推动了相声界投身于“抗美”运动。1951年6月，相声演员走遍中国大江南北，四处宣传抗美援朝。这是相声真正成为全国性艺术的第一步。相声段子被译成各地方言和各少数民族语言，并在电台中得到了广播。

　　当时最好的“抗美援朝”作品出自老舍之手。他在美国的经历为创作者提供了第一手素材。老舍认为，相声的本质是“不老实”，因此这种艺术性质特别适合用来讽刺美国：相比于其他艺术形式，相声在颠倒事实方面更胜一筹。下面让我们举几个例子。

　　在一个名为《对对联》的段子中，逗哏是一位到美国旅游的、热衷于批评资本主义的对联名家。他一到美国就写了一副对联(甲为逗哏，乙为捧哏，下同)：

　　甲：上联我写：“我投机、我发财、我享福、我命好、我活着死乐!”

　　乙：怎么尽是“我”字?

　　甲：下联就尽是“你”字啦!

　　乙：怎么写的?

　　甲：下联写：“你老实、你受穷、你挨饿、你倒霉、你死了活该!”

　　乙：(假装误解“你”是指他自己)你死了才活该呢!

　　甲：这是美国的社会的贫富不均情形，不是说你。

　　逗哏接连去了舞厅、医院、征兵局、最高法院、联邦调查局、好莱坞等地。每到一处他都写一幅讽刺性的对联，同时机智地逃避警察的捕捉。这个段子非常成功地描绘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

　　有个段子展示了相声“不老实”的第二个用处——揭露美国政府颠倒黑白的花言巧语。这个“垫话”段子叫《访问杜勒斯》：

　　甲：国务卿先生，请问苏联为什么屡次裁军?

　　乙：因为苏联的军队越裁越多，越可怕!

　　甲：国务卿先生，美国也预备裁军吗?

　　乙：不，我们扩军!

　　甲：请问，为什么呢?

　　乙：美国军队越扩越少，越和平!

　　甲：原谅我，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苏联越裁越多，美国军队越扩越少呢?

　　乙：有时候数目越加越少，越减越多!

　　这里语言的流畅与内容的荒谬所形成的反差正是传统相声的一种标准技巧。杜勒斯先生台词中的节奏、排比和自信都含蓄地宣告了一种“合理性”，同时他的荒唐逻辑又削弱了这种“合理性”，其中的反差颇为有趣。

　　将艺术性与思想性结合得最好的，是热爱相声却不从事表演的三位作家。其中一位是老舍，他在1950年代初新编、改写了三十多段子：老舍在节奏、措辞和对话的鲜活性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敏感性。另一位十分成功的相声作家是何迟，其背景与老舍截然不同。老舍懂英语，年少时就读于基督教主日学校，并在英格兰和美国生活过。而何迟是一位参加过晋察冀、陕甘宁边区游击斗争的老共产党员与老战士，是地地道道的“老革命”。他创作的《买猴》、《开会迷》等段子属于1950年代初期最成功也最有争议性的社会政治讽刺作品之列。第三位值得注意的相声作家是工人出身的王国祥，他创作的《飞油壶》和其他几个段子都展示了真正的艺术才华。“小组”成员、文学家吴晓铃在1955年写了一篇文章，特别指出王国祥的作品恰到好处地体现了新思想和正宗相声技巧的完美结合。

　　三、改革并非一帆风顺

　　相声中最容易进行改造的部分是摹声、贯口等口头杂技，其中词语含义重要性不大，因此可以轻易替换词组。但是这些简单的替换只是相声的次要部分，并未触及相声艺术的核心。即使词语的替换很成功，也无助于发扬进步的思想。罗列一串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的名称虽然听起来有趣、也确实能使人捧腹，但却难以让听众更深入地了解社会主义原则。要让观众深入了解社会主义的原则，相声的意义就至关重要。必须设法传达新思想。但是要如何传达?

　　比如，有一种叫作“外插花”的技巧在好些方面很有用。借助于“外插花”， 能够把笑话穿插到本来基本上是政治独白的段子中，或者反过来，他们也可以把政治观点穿插到与主题毫不相关的段子中。较早运用这种做法的一个例子是基于传统段子《大改行》的修订本。《大改行》在1949年以前很受欢迎。它讲的是因为避讳一位皇帝的去世，清朝的京剧演员被迫停止表演三年;为了谋生，他们成为走街串巷的小摊贩，还用京剧的唱腔吆喝买卖。1950年代初有人打算在电台里表演这个段子，并准备不时插入“看看这万恶的旧社会!”这类台词。然而这种机械的插入过于生硬，并没有把政治讯息有机地融入到相声段子中。

　　赵佩茹和常宝堃的《新灯谜》则较好地实现了艺术与政治的融合。在这个段子里，“新社会”的内容被穿插到传统的文字游戏中。两个相声演员玩一个游戏，逗哏想方设法让捧哏说出“好”这个词，而捧哏则极力避免说这个词。

　　甲：你好啊?

　　乙：还那样。

　　甲：您家里好?

　　乙：看您问谁啦。

　　捧哏的很机灵。然后谈论的主题转向了政治：

　　曱：现在参军最为……

　　乙：光荣。

　　甲：人民解放军的纪律可……

　　乙：严。

　　甲：纪律严仗可就打得……

　　乙：勇敢。

　　甲：老百姓都说解放军……

　　乙：可爱。

　　赵佩茹与常宝堃的这种方法也有缺点。整个段子虽然听起来活泼自然，但对新社会仅仅进行了肤浅的分析。政治信息与相声艺术之间的融合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

　　但是早期尝试进一步深入的段子常常沦为无聊的说教。《西行漫记》这个段子讲的是康藏公路的故事，其开场倒是轻快活泼，但随后就变成下面这样：

　　甲：告诉您，康藏公路是1954年12月25日通的车。康藏公路这一通车，那对我们伟大的祖国经济建设、民族团结上，都有很大的作用，而且对于西藏的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也有很大的发展。我们一个文艺工作者，要不身临其境、体验生活，那你怎么能够把这么一个伟大的工程，介绍给全国广大群众啊?

　　乙：对了。哎，还有什么好处啊?

　　甲：好处可多了。康藏公路是修筑在世界屋脊、康藏高原上头，全长就有2255公里，由打1950年起，就这几年来，我们解放军筑路部队，跟民工们，都发挥了高度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他们是在日以继夜的、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里，跟大自然做顽强的搏斗，战胜了冰山、流沙、雪山、草地和原始森林。他们建设了230多座桥跨越悬崖激流，在岩石上打了2,860多个涵洞，移走了2900多万立方的土石，沿着康藏公路走一趟，这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学习呀!

　　对细节的一味铺陈和过度的一本正经一样，也会使相声失去生命力。简而言之，“外插花”自有其局限：“花”如果太小，看起来就只是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但如果太大，又会产生反作用。

　　为了解决这个困境，有一种更有效的手法：以一种友善的方式讽刺那些有缺点但本质上善良的人。相声能够帮助这些人克服自身的缺点，而这对革命是有益的。侯宝林1949年创作的段子《婚姻与迷信》就讽刺了那些思想过于守旧的好人。1954年的段子《夜行记》则描述了主人公的一些缺点，如总爱乱穿马路，搭公共汽车时不爱排队等候，骑自行车时又不爱遵守交通规则。这个人虽然有些无赖，但也不是坏人。在《夜行记》中，他得到了“善意的规劝”。用相声史学家薛宝琨的话来说，这种相声的目的是“洗脸不砍头”。吴晓铃对这个道理进行了更明确的阐释：“讽刺作品特别适合以生动而具体的方式来突出进步与落后力量之间的斗争。通过与强大的、不可征服的新生力量形成对照，腐朽制度可笑、令人唾弃和基本无用的方面会全部更加清晰地突显出来。那就是讽刺不但能加快落后、腐朽事物的灭亡，而且促进新生、进步事物成长的原因。”但在实践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段子利用这一新模式后取得了真正的成功，分别是何迟的《买猴》、《开会迷》和王国祥在的《飞油壶》。

　　《买猴》批评了一名因马虎而引起大麻烦的商店文书。他的名字叫马大哈。马大哈要给香油桶与桐油桶贴上标签，贴倒是贴了，但因为女朋友电话的干扰，他把标签贴反了。几天之后，城里食品加工厂糕点部十分生气，因为他们制作的面包因为错用了桐油而臭不可闻，而城里的家具厂也抱怨他们生产旳桌子因为错用了香油成了废品。但麻烦才刚刚开始。马大哈在抄一个命令时闹了最大的笑话：“某同志：立刻到(城市)东北角购买五十箱猴牌肥皂。”马大哈再次由于分心错写成：“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五十个。”接受命令的某同志也无顾常识就毫不怀疑地照单全收，立刻出发到东北去买猴。最有趣的一段发生在他到了沈阳之后试着亲自解释：

　　甲：我是天津百货公司的，上级派我到东北办一批货，请多帮助!

　　乙：那没问题。你们打算办什么货呢?

　　甲：我们公司打算买五十只猴儿。

　　乙：买什么?

　　甲：买猴儿。

　　乙：什么猴儿?

　　曱：就是浑身上下有毛的那种猴儿嘛。

　　沈阳方面负责供应的办事员对买猴一事虽然感到非常惊讶，但却非常热情。他介绍这位同志到长白山下一个可能会有猴子的村子去买。长白村的村长同样对买猴这个奇怪的订货感到纳闷，但仍建议当天晚举行本地猎户合作社大会，以方便这位同志直接解释他的任务。这位同志此刻站在台上不得不正式发言了，但仍然不知道为什么要来买猴。不过他还是竭尽所能：

　　老乡们!(掌声)

　　同志们!(掌声)

　　(咳嗽)我……(咳嗽)我……(咳嗽)(转向一边的捧哏)我要说什么来着?

　　同志们!上级派我来，到咱村买猴儿，这猴儿有什么用处呢?这猴儿……(问捧哏)你说有什么用?

　　胡扯了一通后，这位同志找到了答案：“猴子对我们国家有一定的贡献”。下面的听众对此显然不满意。在听众的压力和催促下，这位同志又提出猴子能看家，能表演，还能用猴毛纺毛线。他甚至说人就是猴子进化来的。

　　作者何迟后来告诉我们，这个段子是根据他读到的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据报道，此事发生在天津，当时“买猴牌肥皂”被不经意缩写成了“买猴”。这个小火花点燃了何迟幽默的想像力。其时正值1953年。他只用了一个晚上就写出了整个段子。这个段子被著名相声大师马三立和他的搭档张庆森采用，1954年11月又在《沈阳日报》公开发表。社会各界都非常欢迎这个段子，以至于“马大哈”这个词进入了日常语言。人们说：“我又马大哈了”或“那个家伙完全是个马大哈”。

　　这个段子的成功无疑来自它与日常生活产生的共鸣。到东北买猴的想法固然牵强，但是它所反映的普遍问题——工作懒散、盲目服从，爱打官腔——是老百姓非常熟悉的。这些问题的普遍性还反映在另一个事实中：段子里并不是只有马大哈一个人暴露出缺点。负责采购的那位同志、沈阳的那位办事员、马大哈的女朋友以及其他人都不完美。但是, 这些人没有一个是“人民的敌人”。马大哈做事马虎、不负责任，但并没有什么恶意。他有人情味、滑稽有趣，甚至能让人觉得有些可爱。

　　何迟的《开会迷》则讽刺了既罗嗦又自以为是的官员。这些官员认为自己的声音在会议上没完没了地嗡嗡作响本身就很有价值。关于一个简单的“洗脸盆问题”，剧团团长说到：

　　同志们，我们评剧团的脸盆太破了，当然破了就需要焊，可是破得焊也焊不成了，因此我们就决定买两个新的脸盆。当然这两个新脸盆早晚也会破的，不过还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因此，脸盆是必须买的。可是，由于我们评剧团有男同志，也有女同志，在一般情况之下，男同志主张用素脸盆，女同志由于种种原因，就希望用花脸盆;同时男同志当中也有少数人愿意用花脸盆的，而女同志当中也有少数人愿意用素脸盆的，因此我们就需要统一思想。否则，在买回脸盆的时候，如果全买的是素脸盆，那么女同志会有意见，如果全买的是花脸盆，那么男同志又会有意见。因此我们就需要在矛盾中求得一致，在对立中求得统一，为了保证我们行动的一致，我们就需要首先取得思想上的一致，否则会因为脸盆问题而引起我们评剧团内部的分歧。

　　团长的这种啰嗦空话甚至发展到了比上引段还要更高的理论水平。但是，就像对马大哈那样,讽刺基本上还是善意的。这位官员的确喜欢自我陶醉，甚至有一点愚蠢(例如他不知道应该让职工们排队回家还是各走各路);但他不是一个坏人。他对男女同志以及他们在脸盆上的不同偏好的关心虽然可能有些无聊——但这毕竟是平等主义，而且他对开会讨论问题的执着，意味着他在一定程度上也尊重集体意见，尽管他垄断了一切话语。这位官员一直面带笑容，也许是假笑，但至少是笑容而不是怒容。他总是很“积极”，而且不抽烟、不酗酒。

　　王国祥创作的《飞油壶》虽不及何迟的作品出名，但他在表达对改革思想的支持时更为成功地融合了效果自然的讽刺。这个段子描述了一名懒散粗心的工人，他经常迟到，耽误别人的工作，有一次还忘了给机器上油，结果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意外事故，把他自己“光荣地”——自己这样认为——送进了医院。这个段子的语言特别生动、自然、明白易懂。这种语言是不折不扣的“工人俚语”。在受伤的英雄自诩“光荣”时，捧哏不耐烦地打断了他并斥责说：“别不嫌寒掺”——这样五个尖刻的音节包含了两三层的讽刺。老舍与何迟的相声段子总是让人至少隐隐约约地感觉是学者“向下”写给工人观众的;但在王国祥的作品中就看不到这种痕迹。

　　为了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王国祥精心编排了他的作品。他把这名麻烦的工人刻画成对自己给他人留下的恶劣印象完全一无所知。人们批评他的时候他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做，因此愤愤不平地重复着他们的批评(“他们说我工作迟到!”“他们认为我马虎!”)，巧妙地让我们直接从他自己的口中了解到他的过失细节。政治教育也很自然地融进了相声段子里，而没有“外插花”的刻意。例如，这名懒散的工人抱怨说：“你说这不是寒碜我吗?”逗哏的立刻打断他说：“他这是在帮你呢!”这个段子虽然丝毫没有提及“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类话语，但已经说明了新社会的政治精髓。

　　这三个段子艺术水平十分突出，但在相声改进事业的层面上采用的都是惯常手法。1950年代初创作出来的其他许多段子都对相声的改进试验表现出同样真诚乃至天真的热情。无论讽刺的对象是工人、官员、文书还是其他人，这些段子都待之以同样的宽容大度。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当然是敌人;但是我们中国人无论有没有缺点，都应该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地投入到为新社会而努力的工作中。相比于十年前往往总是嘲笑乡巴佬、残疾人与讲荤段子的旧式相声，这些新相声段子已经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

　　结论

　　1950年代初期的相声能帮助我们想象那时形势和人们的精神状态。当时社会改造计划正在进行，相声界刚被赋予了更高的社会地位，为贡献社会主义摩拳擦掌。相声界组织起来了。他们进行了各种尝试，而且实践证明其中一些探索比另一些更有效。相声界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到1954年，他们在如何使讽刺手法更好地配合革命目标这个问题上，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探索。相声界吸引了听众，而且听众的人数在迅速增加。总的局面看来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