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乐坛上有两对伟大的词曲组合，田汉、聂耳与冼星海、光未然。说起来，他们的相遇是那个大时代中偶然中的必然。

　　1931年初，在上海明月歌舞团的歌厅里，33岁的田汉认识了19岁的聂耳，从此开始了他们的合作。1935年，田汉在被捕前，把他为电影《风云儿女》写的歌词交给了夏衍，得到歌词的聂耳在日本学习期间把谱好的《义勇军进行曲》寄回上海。当出狱后的田汉听到聂耳已经在日本蹈海而去世的消息，不禁痛哭失声。当电影中雄壮的救亡歌声传开的时候，新中国《国歌》的音乐基因已经种下了!

　　冼星海和光未然是因为光未然的歌而相识的。1937年5月，上千工人、店员、学生在上海远郊大场的操场上参加群众歌咏大会，这是当时救亡歌咏队组织的一次重要活动，领队冼星海、张曙轮流登上方桌，热情地指挥山海工学团的年轻人练唱《五月的鲜花》，那天的冼星海汗流浃背、反复不倦地指挥教唱这首歌，坐在台下的词作者光未然深受感动。休息的时候，认识光未然的一个老师登上讲台，指着台下，向唱歌的群众说：“歌词作者光未然就在这里!”几个热情的青年立刻把他举到台上，请他讲一讲这首歌词的创作情况。光未然的讲话受到大家热烈欢迎，这一刻，冼星海结识了光未然。

　　有趣的是，这一天，光未然并不会唱由他作词的这首《五月的鲜花》。这首歌本来是上一年光未然作词的独幕剧《阿细姑娘》的序曲，当时是由武昌艺专的教师马丝白谱曲演唱的。这一年夏天东北流亡大学排演《阿细姑娘》时，因为发表这个剧本的刊物上未登曲谱，便请东大的数学教师阎述诗作了曲。阎述诗是从东北流亡到关内来的，曾在北平目睹了“一二•九”爱国运动被残酷镇压的情景，以他的切身感受和满腔悲愤谱成的曲调，朴素、亲切、沉痛而坚定，十分打动人心，在北平唱开之后，很快就在各地救亡运动中广泛传唱。因此，那天冼星海和张曙教唱《五月的鲜花》之前，光未然并不知有阎述诗其人，也不会唱阎述诗为之谱曲的这首由他自己作词的歌。

　　第二天下午，光未然应邀到冼星海的寓所。冼星海比光未然大八岁，他平时沉默寡言，这次交谈，却谈了许多。他谈到了备尝艰苦的欧游经历，归国后的抱负，也谈到当时不愉快的处境。他鄙弃当时音乐界一些人对西洋音乐的抄袭和模仿。他自豪地说：我是一个东方作曲家，要创造为人民大众喜爱的有东方民族特色的音乐，为我国的民族解放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献出自己的力量。临别的时候，他希望光未然写一首纪念高尔基周年祭辰的歌词，光未然欣然应命，第二天交给他了。

　　传诸史册的音乐合作开始了——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光未然和冼星海、张曙先后离开上海前往武汉，都被安排到周恩来领导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艺术处戏音科工作，并同住在武昌昙花林第三厅后楼的一间寝室里。因冼星海忙于领导工人、学生和一些艺术团体的歌咏活动，几乎每天都在武汉三镇奔走，早出晚归，所以，两人只能临睡前交换一些意见，有时即兴长谈，不思睡眠，直到听到隔壁房间敲响墙板，才各自入睡。在每次节日来临之时，冼星海总要催促光未然当晚写出歌词，然后他当夜作曲，第二天过江去教唱。他们有时一同过江去听新歌试唱，一同在青年朋友们的高歌和欢笑中度过一整天，一同踩着夜色回到住地。在朝夕相处的半年时间里，他俩合作了《赞美新中国》《拓荒歌》等得以广泛传唱的歌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8年11月，冼星海抵达延安。几乎同时，光未然以“第三厅联络员”的身份来到抗敌演剧第三队。当冼星海一边在鲁迅艺术学院进行音乐教学，一边把延安抗日歌咏活动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光未然也正在黄河边孕育着那部中国音乐经典的文案。

　　1939年2月，带领抗敌演剧第三队在敌后进行宣传活动的光未然行军时不慎坠马摔伤，被转送到延安住院治疗。冼星海闻讯前去看望。在窑洞病房里斜射的阳光下，光未然激动地谈起大西北雄奇的山川、游击健儿们英勇的身姿，尤其是两次乘木船在壶口渡河时的深深震撼，使他在心头酝酿着一首篇幅较大的朗诵诗《黄河吟》。冼星海听后十分兴奋，希望光未然立即把它写成歌词。

　　在《冼星海同志回忆录》中，光未然叙述了他把《黄河吟》改写成《黄河大合唱》的情景：“当时我左臂肿胀，行动不灵，躺在病床上，口授给三队胡志涛同志笔录。五天写就后，记得是一个晚上，在西北旅社一间宽敞的窑洞里，请来了星海同志，开了个小小的朗诵会，我把歌词念给他和三队同志听，还谈了写作的动机和意图，作为星海作曲时的参考。他凝神听完后，忽地站起来把歌词一把抓在手上，说：‘我有把握把它写好!’大家热烈地鼓掌欢呼，我们的喜悦和感激是不可言喻的了。”

　　黄河震撼了光未然，光未然的诗句又深深打动了冼星海，使他潜伏许久的创作热情一下子爆发了出来。当时冼星海正患感冒，妻子钱韵玲就找来一块木板搁在炕上，让他写作。冼星海爱吃糖，延安买不到糖果，为了给冼星海补充热量，光未然特意给他找来两斤白糖。因三队的演出日子迫近，光未然既希望冼星海快写，又担心冼星海的身体，因此每天早上都派独唱演员田冲和指挥邬析零小心翼翼地去探问冼星海昨夜的成果。而虚心的冼星海，则很关心光未然对每一支曲子的意见。光未然最喜欢的是《黄河船夫曲》《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这三首曲子气势磅礴，比预想的要雄伟得多，便马上交给全队练唱。其他的曲子，他和队友提出个别意见，冼星海总是毫不迟疑地修改，其中《黄河颂》《黄河怨》两首独唱曲，他们挑剔最多，冼星海立即推翻重写。《黄河颂》第二稿试唱后，原来仅希望个别乐句能修改一下，冼星海却撕掉重写，第三天看到的，竟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令他们叹服的第三稿!就这样，3月31日，冼星海以六个昼夜的持续突击，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调，又经过一个星期，一面参加生产劳动，一面写就了全部伴奏音乐。

　　这几天，冼星海在日记中写道：

　　“3月26日　今天开始写《黄河吟》，光未然写词，一种新作风。内容包括很广，有下列八种。……”

　　“3月27日　身体不怎么好，恐怕是营养不足的关系!继续写《黄河吟》。……”

　　“3月30日　身体不好，伤风头晕。……”

　　“3月31日　《黄河吟》八首长歌曲已完成了!……”

　　在冼星海4月9日的日记里，首次出现了《黄河大合唱》这个曲名。

　　是的，黄河，我们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这里，我们要在你面前献一首长诗……

　　——《黄河大合唱》第三乐章说白

　　一部中国民族音乐的经典从此诞生了。

　　在冼星海的帮助辅导下，1939年4月13日晚《黄河大合唱》由抗敌演剧第三队的30余人首次演出于延安的陕北公学礼堂，鲁艺音乐系的部分师生参加乐队伴奏，指挥邬析零，男声独唱田冲，女声独唱蒋旨暇;“河边对唱”是史鉴、刘晨喧，串连“说白”的是胡丹佛，“黄河之水天上来”由光未然亲自吟诵，李鹰航弹奏三弦伴奏。当“怒吼吧，黄河”的尾音落下的一刹那，掌声、叫好声和抗日的口号声，如雷鸣般从大礼堂涌向前台，上千名观众沸腾了。

　　4月16日，经冼星海再次指导后，第三队在延安第二次演出了《黄河大合唱》。4月25日开始，为筹备纪念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一周年，由鲁艺各系师生组成的合唱团由冼星海指挥排练。5月11日晚“鲁艺一周年纪念音乐晚会”上， 冼星海指挥100余人的鲁艺合唱团，在20余人的中西混合乐队伴奏下， 成功地演唱了《黄河大合唱》。此次演唱的男女声独唱是陈地、莎莱。唱完时，出席观看的毛主席热烈鼓掌。那天晚上冼星海在日记里写道“今晚大合唱可说是中国空前的……里面有几首很感动人的曲：(一)《黄河船夫曲》(二)《保卫黄河》(三)《怒吼吧!黄河》及(四)《黄水谣》。当我们唱完时，毛主席、王明、康生都跳了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我永不忘记今天晚上的情形。……”

　　冼星海以后在苏联所写的“创作札记”中有这样的描述：“以后延安遇到有大的晚会，如欢迎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邓宝珊将军、茅盾、沈志远和蒙古代表及国民政府的调查团、慰劳队、西北摄影团等，都是以《黄河大合唱》为中心。”

　　1939年7月8日,周恩来听了《黄河大合唱》后给予高度评价,并赞誉冼星海“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1940年2月16日欢迎西北摄影团时， 演出人数曾经多达500名。当年5月冼星海离开延安去苏联后，由李焕之继续指挥鲁艺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

　　原军乐团团长罗浪保存的一张1939年鲁艺《黄河大合唱》伴奏乐队的合影照片里，尽是以后中国音乐界的大家。辨认出的成员有：小提琴：向隅(队长)、汪鹏、梁寒光;二胡：李凌、时乐蒙、白苇;笛子：谌亚选;三弦：李鹰航;曼陀林：朱荣辉;用洋油桶自制的低音二胡：陶建新;口琴：韦虹、罗浪(兼打大军鼓)，打击乐器：李焕之。

　　李焕之回忆当年在延安演出《黄河大合唱》，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

　　“在物质条件极缺乏的边区，要组成一个完备的乐队是谈不上的，当时有什么乐器都尽可能地用上，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就是二胡、三弦、笛子、六弦琴和打击乐器。没有谱架，就用木板搭起当谱架。没有低音乐器，就自己动手制作。你看那乐队的右角，立着一具新的‘武器’，那是用汽油铁桶改造的低音胡琴，它发出了雄浑且带有金属共鸣的声音，歌唱黄河的宏伟气概;你再看在这具新式‘武器’的侧面，又是一具新型‘武器’，它是一个大号的搪瓷缸子，里面摆了十几二十把吃饭用的勺子。当‘黄河船夫曲’的朗诵‘那么你听吧!’一完，指挥者的手臂一挥，这具新式打击乐器就发出‘哗啦哗啦’之声，与管弦、锣鼓齐鸣，配合着合唱队的‘咳哟，划哟!……’烘托出万马奔腾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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