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1907年生在杭州，却是无锡人。是北宋著名词人秦观的第32代孙。秦家有一个著名的“寄畅园”，清朝康熙、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在无锡时都是由秦家接驾。可是到了我爷爷那一代，已经家道衰落，爷爷被迫将祖宅典卖掉。

　　父亲早年在苏州公专读书时，便是一个活跃的学生运动领袖。1925年9月，他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一个月后就加入了共产党。第二年10 月，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推荐，经中共中央批准，他乘船远赴苏联，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苏联人要求他们必须起一个俄文名字，父亲取了“博古诺夫”。回国后，他曾用“伯虎”、“卜古”的笔名发表文章，直到1931年才固定用“博古”。这后来就成了他的名字，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意义。

　　中山大学是国共两党合作的“蜜月”时期创立的。当时国民党一些要人也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里读书，比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

　　的儿子冯洪国，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等。父亲在苏联待了三年，他的理论水平和组织能力都得到大大提高。1930年5月，父亲回国。他先是做了一些宣传工作，后来又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

　　当时父亲只有20岁出头，资历也比较浅。谁也没想到，一些历史契机把他推到了中共最高权力的位置上。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他们供出许多高层领导的住址，许多共产党人被捕，中共党组织被破坏，处在非常混乱的状态。当时国民党还发出密令：抓住周恩来

　　、瞿秋白赏银元2万块，抓住王明、张闻天、博古赏银元1万块。

　　9月初的一天，周恩来与王明一起来到父亲住处，告诉他说，因为上海形势紧张，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任军事部长，王明要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要父亲出来主持中央工作。父亲后来在延安整风运动的检查中回忆，他当时听了大吃一惊，提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手续。周恩来和王明回答：已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妥，再给共产国际远东局发个电报就可以了。就这样，24岁的父亲成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者。历史有时就是这么不可捉摸。

　　父亲与周恩来、王明、卢福坦到一个小酒店会面。顾顺章和向忠发叛变后，留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只剩下陈绍禹(王明)、周恩来与卢福坦3个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远不足半数。他们重新组织新的政治局：由秦邦宪、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黄平、刘少奇、王云程9人组成;秦邦宪、张闻天与卢福坦为常委。

　　关于父亲的新职务，各种正规史料里面也是说法不一。比如《辞海》1999年版称博古为“负总责”，也有的资料称“总负责”;“中共党史网”上则称他为“总书记”。而1933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博古同志”。我倾向于“负总责” 一说。父亲在延安整风时回忆，当时卢福坦想当总书记，王明和周恩来都不同意，于是定下来不设总书记，而叫“负总责”。不管名称是什么，从1931年9月到 1935年1月，父亲是中共主持中央工作的最高领导人，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现在很多史料在提到这一段时，都称其为“中共临时中央”。但是如果查看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会发现上面根本没有“临时”的字样;1932年5月3日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和朱德给中央的报告也只写“中央”，而没有“临时”字样。父亲当年在延安整风时的检查里就写过：“为真理起见，我不得不声明，‘临时’二字在上海时未听见过，遇中央委员多的地方交出来，亦未听见过。”

　　退出权力

　　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父亲与周恩来、张闻天与项英当选为政治局常委，父亲任总书记。不久长征开始，父亲与周恩来、李德组成了“军事领导三人小组”。他们的分工是：秦邦宪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公认的中共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其实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很多人忽略了一点：父亲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主持了整个会议。这次会议有几项重要决定：增选毛泽东

　　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原来的“三人团”，仍由朱德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其中周恩来是“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又确立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这次会上，并没有让李德发言，我后来从父亲留下的笔记中看到，会上，当其他同志向他发难时，他没有打断任何人的发言，也没有提出中止会议。父亲虽然在事实上失去了领导权，但此时，他仍然保留着总书记的头衔。

　　2月5日，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周恩来找到父亲说：蒋介石文武双全，知识面广，又有政治手段，我们必须要找个比他强的人领导。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周恩来表示，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必须由毛泽东领导。现在我们商量由张闻天接替你当总书记，也是过渡的。

　　父亲听罢，认为周恩来说的有道理，他没有任何怨言，立即坦然地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都交给周恩来。当时，凯丰等人建议父亲不要交权，要把情况汇报给共产国际，由共产国际最后来处置。但是，父亲还是从大局出发，第二天，就把象征着中央总书记权力的两只铁皮箱送到张闻天的住地。从此，张闻天担任了党中央总负责人。父亲仍任中央常委与军委委员之职，与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共同领导长征。

　　交接完权力之后，那时候父亲唯一的考虑是必须要向共产国际报告，争取共产国际的批准。因为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批准，这样交权是不算数的。当时，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秘密电台在长征中被毁坏，导致原有的联系中断。早在1931年，王明到苏联前，曾与我父亲约定一个中间联络人，因为那个时候白色恐怖还是很厉害的，他们就选择了潘汉年。潘汉年精明能干，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能背诵电报密码。父亲向潘汉年谈了遵义会议的经过和与周恩来谈话的经过。 1935年9月中旬潘汉年与陈云向王明做了汇报。王明对我父亲的交权表示遗憾，对张闻天上台还表示能接受——我叔叔的儿子秦福铨当年对这一段历史很感兴趣，他在1950年初曾去上海采访过潘汉年，这些细节都是潘汉年向我的堂哥秦福铨回忆的。

　　遵义会议后不久，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与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成为最高的军事领导核心，“军事领导三人组”取代了遵义会议前的“最高三人团”。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逐渐确立起来。三渡赤水后，一些中高层部队领导人对部队大规模迂回不满，认为这样会拖垮部队。林彪为此还给张闻天写信，要求撤下毛泽东，换上彭德怀。当时父亲和周恩来两人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出面给大家做工作，把事情平息下去。

　　如果说父亲早期还对自己的指挥权被剥夺有一些想法，到了后来，他则完全信任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并发自内心地支持他。当张国焘要带着红四方面军南下的时候，还曾经找过我父亲，反复强调说遵义会议不合法，四方面军不同意。但是父亲没有动摇。后来毛泽东向周恩来说：“秦邦宪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之后，10月27日常委分工，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1934年秦邦宪没有处理我，叫我当苏维埃政府主席，五中全会又提名我当政治局委员，这次我提议他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这叫礼尚往来。”周恩来拍手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