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这个远在西北一隅的小镇，尽管物资匮乏，条件艰苦，但依然不妨碍它成为温暖、明朗、坚固和蓬勃向上的圣地，成为青年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

当时很多青年是从《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西行漫记》等书中了解延安的。有一位青年画家看过书后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官兵平等、军民平等，所以就一心想到延安去，并且辞掉了在上海一家银行的工作，经香港、广州、重庆和西安，辗转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最终到达延安。

就这样，伴着连天烽火，冲破重重险阻，“四方八面来了学生几千，活泼、聪明，全是黄帝的优秀子孙”。1938年至1939年，这股潮流进入高峰，成为当时政治格局下的一大景观。据统计，当时来到延安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大约有6万人”。

延安有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因为在当时抗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根据地、国统区和沦陷区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希望在延安

有一位叫白刃的华侨青年从菲律宾回国参加抗战，到了南京准备参加战地服务团，但报名处却冷冷清清，花名册上只有一个人名。他和同伴要报名，管事的却让他们找殷实的商家做担保，并且说，现在汉奸到处活动，没有担保就不让报名。

一位上海青年曾回忆道：“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人就是这样走掉了。”

在重庆，政治上，国民党压制民主，打击进步力量，强化新闻报刊审查制度；经济上，民族工业举步维艰；军事上，正面战场接连失败。这一切都使大批爱国青年对国民党政府丧失了信心。

而延安与国统区、沦陷区形成鲜明对比，这里有自由、平等、民主的宽松氛围，有“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政策。丁玲在1937年撰写的《七月的延安》中这样描绘：“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

一些丧失了工作和学习机会，或者要摆脱家庭束缚和包办婚姻的人，似乎也在这里看到了光明。所有这一切都让青年们感到，延安才是中国的希望。

奔赴有途径

当时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途径：一是通过党组织或者个人介绍；二是参加延安各学校的招生考试。

中共中央通过北方局、长江局等各地党组织和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以及一些进步团体、新闻媒介和社会名流引导疏通，组织知识分子前往延安。

延安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十几所院校，面向全国招生，在各地的报刊上刊登招生简章。

四川姑娘李莫愁就是在报上看到招生简章后奔赴延安的。1936年，正在重庆读初三的李莫愁，由于家境衰落，加上对旧式教育的不满，自动放弃升学机会。有一天，她在报纸上看到一则陕北公学、抗大招生的广告。于是，她与同窗好友相约，集合了九个人，于1938年春节过后启程奔赴延安。

当时，毛泽东一再指示：“革命青年”四个大字，就是抗大学生的入学条件，抗大的招生广告从延安一路贴到西安。“革命青年来者不拒”，而且对来延安的知识分子也一律欢迎，不加一点限制。当时抗大招生名额满了以后，从延安到西安的电线杆上贴上了“抗大停止招生”的消息，但还是有很多青年徒步走来，他们来后仍然得到了学习或工作的机会，没有一个人被拒绝而回去。延安地方小，抗大第四大队就搬到了洛川，第五大队则在甘肃庆阳建校，一些学生还被安排到旬邑县的陕北公学分校学习。

为了做好接待安置工作，延安专门设立了交际处。一般来说，青年学生到了以后，先由交际处负责安排食宿，登记造册，然后根据个人情况进行安置，绝大部分青年都是先进入各类院校或培训班，经过学习和培训后，再分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