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获得了迅猛发展，“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究其缘由，这固然是当时社会客观环境使然，同时也与左翼文化的宣传策略密不可分。面对国民党严密的文化围剿，左翼文化界采取巧妙的宣传策略，灵活运用一切办法，终于突破了层层封锁，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勃兴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宣传阵地。

　　国民党的监控审查手段：严密的文网

　　1927年南京政权成立后，国民党就确立了一元化的宣传方针。为此，国民党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新闻出版的法令条例，要求“各刊物立论取材，须绝对以不违反本党之主义政策为最高原则”，“必须绝对服从中央及所在地最高党部宣传部的审查”，“所有民众读物，应把握三民主义为唯一之出发点，不许有其他思想存在其间”。由此可见，国民党在文化界编织了一张密网，严格钳制思想舆论。

　　根据这些规定，所有报刊均须绝对遵循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服从中央及地方党部的审查。例如，1929年1月10日国民党中宣部颁布的《宣传品审查条例》，规定了各种宣传品的审查范围、手续、标准等，对“反动宣传品”进行了界定并制定了相应处理办法。其中规定：“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者”，“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案者”，“挑拨离间，分化本党者”，“妄造谣言，以淆乱观听者”等为“反动宣传品”;对这些宣传品，审查后将予以“查禁封查或究办之”。

　　在此期间，国民党对新闻出版的审查愈来愈严，并逐步从事后追惩转向事先防范。1930年12月颁行的《出版法》，要求“其内容涉及党义或党务者，并应以一份寄送中央党部宣传部”。这说明此时实行的尚是一种事后审查，且范围也有所限定。而1934年6月颁布的《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则规定一切图书杂志均应于付印前“将稿本呈送中央宣传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申请审查”，控制显然更加严苛。为加强审查，国民党中宣部还成立了一系列专门机构。凡是报纸的电讯和稿件，由中宣部审查处审理;凡是图书杂志的原稿，由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处理;如果是戏剧剧本，则由戏剧审查委员会和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共同审理。这些机构都属于中宣部，在各省市设有分处或分会。1935年，内政部又申明：上海市出版物由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其余各地则由内政部审查。同年，国民党又成立了独立于中央宣传委员会之外的中央新闻检查处，专事管辖全国各地新闻检查机构。

　　当时，这些审查机构的工作量十分庞杂繁重。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报告，1929年2月4日至9日一周内，该部审阅中西报纸1200余份，各种定期刊物70余册，传单121种。越一周，其工作量又增加到审查中西报纸1500余件，各种定期小册子60余册，传单23种。到了专门成立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后，他们的工作更是非常紧张，仅4个月就“审查各种杂志书籍，共计有五百余种之多，平均每日每一工作人员审查字在10万以上。审查手续异常迅速，虽洋洋巨著，至多不过二天”。

　　就其重点审查对象而言，无疑是中共出版物。1929年6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便向中宣部汇报：“查近日市上发现共党所著刊物颇多，言论荒谬，或诋毁党国，或诱惑青年。……推其结果，因销售愈多，而流毒亦愈深，无志之青年，每为诱惑，幼稚之工农，更易煽动，殊非党国之福。”而国民党中宣部的一份报告也说：“近来本党同志，以及一般有识之士，都感觉到共产党邪说盛行，将来对于人心向背，社会治安，国家前途，影响不浅”。于是在这一个月内，南京政府连续颁布《查禁反动刊物令》、《取缔销售共产主义书籍办法》、《取缔销售共产书籍法令》等3项禁令，就如何查禁共产党书籍做出了具体安排。

　　这一时期，“宣传共产、危害民国”往往成为国民党查禁书刊的理由。1928年11月，国民党中宣部即以“捏词诬蔑中央，肆意攻击，意图煽惑民众，危害民国”为由，严行查禁了天津书局出版的《暖流半月刊》。几天后，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疾风月刊》及《双十月刊》也因“言论悖谬，捏词诬蔑，抵毁中央，肆意鼓惑，居心叵测，若不严予查禁，为害非小”而遭禁。次日，中国济难会江苏全省总会所办的《战迹旬刊》亦被认为是“共党刊物”，并以“言论悖谬，宣传共产，意在煽惑人心，以图暴动”的理由将其查禁。12月，上海第一线书店出版的半月刊《无轨列车》、上海励群书社的《血潮》等又因宣传共产主义与阶级斗争被禁。仅1928年7月至年底不到5个月时间里，被查禁的书刊就有40种之多。

　　左翼文学作品是当时查禁的重点。据不完全统计，1929年至1936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各处室查禁所谓“普罗文艺”书籍309种，其中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田汉、陈望道、夏衍、柔石、丁玲、胡也频、蒋光慈、周扬、洪灵菲、巴金、冯雪峰、钱杏邨等许多左翼作家的作品。社会科学书籍也历来是遭禁的重灾区。仅据1936年国民党中宣部《取缔社会科学书刊一览表》的记载，从1929年到1936年，就查禁、查扣了社会科学书刊652种，其中注明“共产党刊物”的391种，因“共党宣传品”、“鼓吹阶级斗争”等原因被禁扣的38种，二者合计429种，占总数的65.8%，几乎囊括了当时出版的马、恩、列经典著作和进步书刊。

　　抗战前夕，因为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许多抗战意识浓厚的刊物也被禁售。1936年11月至1937年6月，遭查禁的报刊就有《救国半月刊》、《生活知识》、《读书生活》等130余种。这些被查扣的报刊书籍的罪名大多是“含有反动意识”、“攻击党政当局”、“挑拨阶级斗争”、“宣传共产主义”、“不妥”、“欠妥”、“鼓吹抗日”、“普罗文艺”、“左倾”、“言论反动”、“妖言惑众”、“讥评政府”等等。另据学者统计，从1927年8月至1937年6月，国民党共查禁书刊2千余种。

　　与此同时，国民党还通过邮件检查制度来防止“反动”书刊的传播。1927年7月，国民党刚在南京立足，南京戒严司令部就成立了邮政检查委员会并颁行《检查邮政暂行条例》，对一切往来南京的邮件进行检查。此后，国民党又在全国各地遍设邮电检查所，秘密扣留、没收与销毁对其统治不利的报刊图书。1930年4月19日，国民党中执委通令“查毁共党假名刊物”，令“各省市党部并函国民政府转令各省政府及所属机关，对于寄递各刊物，一体注意检查，一经查出，即予扣留烧毁，以遏反动”。在1936年编制的《查禁社会科学676种书刊目录》中，“1929年至1931年的共367种，其中陆续通令‘各省市宣传部及各地邮政检查所查禁扣留’‘通令各地邮检所扣留焚毁’者达182种”。另据北平公安局统计，从1931年11月30日至1932年2月24日(中缺1931年12月27日至1932年1月3日)的短短69天里，邮电检查员“扣留销毁”的“有关时局平信及电报，并宣传共产党的各种反动刊物、报纸”即达7280种。

　　不仅如此，国民党当局甚至还采取了一些极端手段进行文化“围剿”。复兴社控制的《前途》杂志便公开宣称：“在中国，反动的文化运动中最有计划最有组织的，只有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下的普罗文学运动。……在如此场合之下，除禁止出版自由之外，必得封闭反动的左翼书店，焚烧反动的左翼书籍，逮捕反动的左翼作家。”而他们也恰恰是这么做的。1929年2月7日，上海法院查封了创造社出版部，原因是其印发“共产党的反动刊物”。9月，上海的春野书店、第一线书店、晓山书店等也因发行或销售“共产党书籍”被查封。1930年，上海现代书局又因出版《拓荒者》、《大众文艺》、《南国月刊》等左翼刊物被强行封闭。

　　1933年11月12日，国民党特务还以“影界铲共同志会”的名义捣毁了上海艺华影片公司。随后，各大影院都收到“上海影界铲共同志会”署名的恐吓信，公开扬言：“各种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电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对付，如艺华公司一样，必不宽贷”。次日，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又因销售左倾书籍被砸，并遭恐吓：“敝会激于爱护民族国家心切，并不忍文化界与思想界为共产党所利用，因有警告赤色电影大本营——艺华公司之行动。现为贯彻此项任务记，拟对文化界来一清算，除对良友图书公司给予一初步的警告外，于所有各书局刊物均已有精密之调查，素知贵(处)对于文化事业热心异人，为特严重警告，对于赤色作家所作文学，如鲁迅、茅盾……沈端先、钱杏邨及其他赤色作家之作品，反动文学以及剧评，苏联情况之介绍等一律不得刊行，或登载发行。如有不遵，我们必以对付艺华及良友公司更激烈更彻底的手段对付你们，决不宽假。”

　　至于人身安全，同样也受到极大威胁。1931年2月，“左联”五作家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监狱。1933年4月，左翼作家洪灵菲又在北平惨遭杀害。5月，潘梓年和丁玲在上海租界内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拒绝被绑的应修人则被当场枪杀。不久后，左翼作家和文化人楼适夷、艾青、穆木天、许德珩、侯外庐等又相继被捕。1934年初，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喉舌《汗血周刊》甚至发表文章呼吁当局应效法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办法，“消灭一切普罗作品，制裁一般普罗作家，……抓住了只有杀，绝无自新之路”。果不其然，该年11月，《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便因为发表抨击国民党的文章，被特务公然枪杀于沪杭道上。这些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气氛。

　　左翼文化界巧妙的反抗：形式的伪装

　　历史地看来，国民党通过编织文网，虽然一时强化了对思想舆论的控制，暂时维持了专制秩序，但也由此激起了人们的不满和反感。其中，左翼文化界的反抗最为强烈，而且采取的方法也最为巧妙。

　　为了突破国民党的查禁，左翼文化人士想了很多办法，如用火车或轮船转运而不用邮寄，这样就可避开邮件检查。对此，国民党曾感叹：“现在所赖以取缔反动文艺书刊之唯一工具，则有各地之邮件检查所，但其所扣留者为数甚微，因真正之反动文艺书刊，大都从火车及轮船上转运，很少由邮局寄递也。”此外，左翼人士在出版环节也想方设法巧妙应对审查，如把马克思译成卡尔，列宁译成乌里扬诺夫，把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分别译成普罗列塔利亚和布尔乔亚。出版社也使用假名，如中共地下的华兴书店改称上海启阳书店或春阳书店。1936年，侯外庐翻译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中、下册时，又使用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世界名著译社”的名义。

　　更有甚者是欢迎盗版。当时翻版盗印一度非常盛行，据华通书局的《中国新书月报》统计，1932年调查所得的翻版书就有201种之多。其中不少是国民党查禁的书籍，以鲁迅、茅盾、蒋光慈等人的作品为最。为了便于进步书刊的传播，许多左翼作家对这种翻版行为不但不反感，反而持一种欢迎和鼓励的态度。鲁迅即曾多次在给友人的信中高兴地说起自己著作被翻印的情况：“《准风月谈》一定是翻印的，只要错字少，于流通上倒也好;《南腔北调集》也有翻版”，“《南北集》翻本，……纸虽坏，定价却廉，当此买书不易之时，对于读者也是一种功德，而且足见有些文字，是不能用强力遏止的”。有的作家还干脆在书籍版权页印上“有人翻印，功德无量”八字。

　　这一时期，左翼文化人士还针对审查采取了一种对策，即文章如果在刊物发表时被删削，就设法编辑出版，并恢复被删的文字，甚至在被删处加上标识，以提醒读者关注。1935年，鲁迅把上年发表的杂文编成《且介亭杂文》时，便在《附记》中说明：《门外文谈》“第一节被删去了末一行，第十节开头又被删去了二百余字，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登出来时，后半篇都不见了，我看这是‘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的政绩”，“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使读者可以知道我其实在说什么”。《中国人失掉自信力吗》一文中，“凡是对于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处，都被删除。……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聊以存一时之风尚耳”。《病后杂谈之余》“改动的两处，我都注在本文之下，删掉的五处，则仍以黑点为记，读者试一想这些讳忌，是会觉得很有趣的”。鲁迅还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中，把国民党通令查禁149种书刊的目录全部抄录下来，曝光于世，让更多的读者可以去寻找来看。

　　另一种办法是更名。左翼作家经常通过频繁更换笔名来避开审查，如瞿秋白在30年代使用了几十个笔名，茅盾也用十几个笔名在《文学》杂志发表了30多篇文章。1933年至1934年，鲁迅亦更换60多个笔名，发表了200多篇杂文。他在1934年便说：“受了压迫之后，从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种的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为了避人耳目，有的左翼作家还故布迷阵。1928年，蒋光慈译完苏联小说《爱的分野》后，特别注明译于柏林。巴金在翻译《罗伯斯比尔的秘密》时也用了化名，还说译于西贡，以致国民党检查官以为译者是个华侨，于是就通过了。

　　此外，左翼文化界还经常采用更改刊名的办法，使刊物的生命得以延续。据统计，从1928年至1937年，左翼文艺刊物有五六十种，其中不少是同一刊物先后采用的不同刊名。如太阳社的《太阳月刊》被禁后，立即改名为《时代文艺》;《时代文艺》被禁后，又改名为《海风周报》，两年换过5个刊名。又如创造社的《文化批判》被查禁，就改为《文化》出版;《文化》再被查禁，就改成《思想月刊》继续出。再如文总的机关刊物《文化月报》出版一期便被迫停刊，于是改名《艺术新闻》，再次被迫停刊后又改名《文化新闻》。左联的机关刊物《前哨》也只出一期，从第2期起便改名为《文学导报》。夏衍后来即曾回忆：“凡属‘左联’机关刊物的，很少能出到五期以上。大都是出一二期就被封，然后改名再出版。”

　　在与国民党查禁机关周旋的各种办法中，最巧妙的是伪装本，也就是将出版物改头换面、冒牌发行，“采用‘挂羊头卖狗肉’的政策”。此前在这一点上，中共曾有过惨痛的教训。20世纪30年代初，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中共在上海出版的报刊不顾秘密斗争的特点，在工作人员一再遭到缉捕，印刷所不断被破坏，不得不再三改版、压缩篇幅的情况下，仍盲目要求“扩大公开发行”，强调“发行革命报告是一种群众性的政治斗争”。有的报刊公开号召工人捐款购买飞机支援红军，甚至公开刊登“受红军各军请托招考各级指挥员”、“招聘服务红军医生”一类广告。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每期都在报头印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的字样，没有任何伪装，而且公开叫卖，还扬言：“本报之公开与广大的发行，必然可以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这就注定它“每天的工作，都是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枪口上，都是在他们巡捕，侦探，走狗的包围之中”。该报还曾自述：“本报出版的头一天，便抱了绝大的决心，就是无论帝国主义国民党如何摧残，本报仍然本着一贯的革命精神，冲破敌人的进攻，不使他有一天的间断。”但事实证明，这种蛮干做法付出了惨重代价，导致该报“迭遭摧残”。到1931年2月，《红旗日报》只能日出一小张，印1000多份。其印刷所被破坏达4次以上，工友被捕，印好的报纸也全部被没收，最后不得不被迫停刊。

　　在吸取了这些教训后，中共地下出版物普遍采取了伪装本的形式。如1932年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再版华岗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时，就删去书名“共产党”三字，改为《宣言》。1933年上海春江书局重印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译本时，也将书名改为《宣言》，译者改为仁子。此外，还有许多书刊尝试用一般的甚至庸俗的封面名称混过国民党审查。其封面与内容往往离题万里、毫不相干，有的看似风花雪月，有的采用时髦语言，有的充满宗教意味，有的则以教科书作掩护。罗隆基当时就形容左翼书刊是“美女图做封面，书籍里唯物论充实质”。

　　比如，在此期间，《布尔塞维克》作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更是不断化名，先后伪托为《少女怀春》、《新时代国语教授书》、《中国文化史》、《中国古史考》、《金贵银贱之研究》、《虹》、《平民》、《经济月刊》等，甚至还曾冒充国民党中宣部刊物《中央半月刊》。为此，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称：“查该刊物内容，纯属共产党宣传文字，而封面及装订形式，则仿照本党中央月刊，惟无中国国民党字样，希图鱼目混珠，其用意至为狡险。”并进而指出：共党刊物“近日益无忌惮，且有假托本党刊物名义与式样，或用小说名称，印成封面，而内容纯系宣传共党谬论，企图掩饰，冀便流传”，必须严加查禁。至于伪装成《新时代国语教授书》，更是令审查机关十分苦恼，因为这是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一本教科书名称，“教科书发行量大，又不能全部禁扣，‘检查老爷’沙里淘金，手忙脚乱，弄得满头油汗，还是无法可想。因此在这一名义掩盖下出版了一个较长的时间”。

　　“韧的战斗”：在危机中成长的左翼文学

　　尽管伪装本具有迷惑敌人的神奇功效，不过正如有论者所说，“党刊可以采取伪装的办法，因为读者是有组织的对象;党所出版的政治小册子也可以采取伪装的办法，因为目的在于宣传革命，以分赠散发为主。文艺书刊就不同了，一般都由书店出版，出版者要核算成本，要设法赢利，读者的选购又必须出于自愿，倘使把一部小说改名《脑膜炎预防法》，爱好文艺的青年便不来‘光顾’了，结果将是不禁而自绝。因此伪装对于文艺书刊要困难些。”这说明伪装本亦有其局限性，因此寻找一种发行形式更合法、传播范围更广泛的宣传渠道就显得极为重要。而正是在这点上，中共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即设法向一些持中间立场的报刊甚至国民党的官办报刊渗透，以文学艺术的手法进行半地下宣传。为此，中共中央曾专门指示：“党的某种主张或号召，不要轻易在我影响下的刊物上登载，以影响该刊物的存在与吓跑落后的以至中立的群众，我们可以用某种代名词交公开的大报或小报发表，或经过某一新闻记者传出，或不署名的散发等等。”

　　这一宣传策略在上海文艺界贯彻得尤其突出。如上海《民报》“影评”副刊，有一个时期的撰稿人主要就是左翼剧联的成员洪深、陈鲤庭、宋之的、郑君里等人，有些在其他报刊不能发表的文章都可在该刊刊出，以至于右翼分子曾经公开质问：“国民党拿了这么多的钱来办这一张报，原希望能对于党国发生一点效果，宣扬宣扬党的主义和精神的;谁知道现在竟反替反动的、要打倒国民党的敌人共产党去说话了!我不知《民报》的主持人，为什么竟昏聩到如此地步!”此外，国民党在上海办的《晨报》“每日电影”副刊，有段时间也是共产党员主编的。

　　在电影创作方面，瞿秋白亦指示夏衍等人去占领这块阵地。1933年，中共在电影界成立了第一个小组。在其领导下，电影界的共产党员及左翼电影工作者积极开展活动。1932年至1937年，上海明星、天一、联华、艺华等四家最大的电影公司，从编导到录音各部门，都有中共党员和左翼戏剧家联盟的盟员，他们实际控制了编导方面的领导权。仅1933年1月至10月，上海各制片公司就摄制了60多部影片。这些影片大部分反映了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体现了救亡图存的诉求，宣传了中共的政治主张。对此，夏衍后来曾总结：“在‘左联’前期，我们自己办书店，出机关杂志，禁了再办，办了再禁，孤军作战，损失很大，……现在，在‘左联’——也该说左翼的后期，我们已经逐渐团结和争取了中间力量，甚至能够在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作战了”。

　　在文学界，左翼人士主要利用的是中间报刊。如许涤新和邓拓等人从1933年至1935年，在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和中华书局《新中华》半月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经济问题和国际问题的文章。其中，“《东方杂志》是旧中国资格最老的杂志，影响相当大;《新中华》的资格虽然不那末老，但销路也不坏。它们都是在国民党政府登记的合法刊物。但它们是中间性质的刊物，与国民党的机关报有着区别。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条件下，利用这种合法刊物来发表我们的文章，可以把我们的政见传播到全国各省市去，这是一种比较巧妙的斗争方式。”

　　此外，《申报》“自由谈”也是一个有较长历史、影响较大的副刊，在20世纪20年代大多发表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但进入30年代后，为顺应读者的阅读心理，决定进行改革，“务使本刊的内容更为充实，成为一种站在时代面前的副刊，决不敢以‘茶余酒后消遣之资’的‘报屁股’自限”。为此，《自由谈》曾约请了包括鲁迅、茅盾在内的一批左翼作家为其撰稿。而在鲁迅看来，“自己办不了报，一般报纸不可能干干净净，我们只利用它的一角，说自己的话”。他的《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的一部分就是在《自由谈》发表的。1933年和1934年，《自由谈》共发表鲁迅的杂文150多篇。由于《申报》发行量大，鲁迅的文章得到广泛传播，产生了极大影响。

　　革新后的《自由谈》，以“描写实际生活之文字，或含有深意之随笔杂感等”为主，得到了许多读者的支持。编辑部“每天接到了许多来信”，对该刊的努力“赞许备至”，这使编者“又惭愧，又感激”，从而更坚定了新的办刊方针，采用了更多的左翼作家稿件。国民党刊物《社会新闻》便发现：“自从鲁迅、沈雁冰等以申报《自由谈》为地盘，……居然又能吸引群众，取得满意的收获了。”于是，“《自由谈》之论调，为之一变，而执笔为文者，亦由《星社》、《礼拜六》之旧式文人，易为左翼普罗作家。现自由谈资为台柱者，为鲁迅与沈雁冰两氏，……其他作品，亦十九系左翼作家之作”。当时，甚至还有人将之视为“左翼文化运动抬头”的标志。

　　当然，这些中间报刊也因此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很大压力。《东方杂志》的主编胡愈之很快就被迫辞职，《自由谈》也不得不“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但它又怕失去读者，仍然继续采用鲁迅等左翼作家的稿件，只是要求其写得更隐晦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左翼作家采取了迂回曲折的策略。鲁迅即曾表示：“我们决不能因此搁笔，当然仍要写讽刺文章，仍要揭露黑暗，不过要注意到这种情况，写得暗藏一点，含蓄一点，使得不太刺眼”，“多用一番功夫，要写得能够通过编者的眼睛，实际上也要不使他们太为难，否则发表不出去，不就是白写了么”。于是，他就回避直接谈论政治，转而“批评些社会的现象，尤其是文坛的情形”，以此来针砭时弊，或是利用历史故事借古喻今，通过谈风月来谈风云，反映些“时代的眉目”。

　　与此同时，一大批年轻的左翼作家也逐渐成长起来。客观来看，在左翼文化运动初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斗士们虽然凭借其高昂的斗志在文坛横冲直闯，掀起了一场场论争，但创作实绩和艺术性却不甚佳。早期左翼文学普遍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的问题，直白的叙述代替了细腻的描写，口号呐喊代替了感情抒发，把诗歌当作政治传单，把小说当成动员讲话，而且题材狭窄，大多拘泥于“革命加恋爱”的套路，于是读起来难免苍白乏味，艺术水平不高。茅盾当时就坦言：“我简直不赞成那时他们热心的无产文艺——既不能表现无产阶级的意识，也不能让无产阶级看得懂，只是‘卖膏药式’的十八句江湖口诀那样的标语口号式或广告式的无产文艺。”朱光潜也评论：“左翼作家所号召的是无产阶级文学或普罗文学，要文学反映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使文学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但“他们也只有理论而无作品”。

　　而正是在国民党的高压文网下，左翼文人被迫淡化其原先浓烈的革命色彩，纷纷“转入新写实运动，其特征是客观地、带有分析性地描述生活和社会情况，很少作露骨的宣传，但明确地表示出需要革命”。这一时期，诸如丁玲、张天翼、萧红、萧军、巴金等人，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深度剖析社会现实的佳作，用一种更含蓄深刻的方式来表达政治情绪。对此，时人曾评价：“这是迄今在现代中国文学上出现的最有前途的发展。作家在自由表现方面有所损失，但作品的谨严和不露痕迹的感染力这方面的技巧却有进步”。鲁迅也十分欣慰地说：“当前我们最好的作家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左翼的，因为只有他们所写的内容才具有充分的生命力，足以引起知识界认真的注视。”

　　同时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注意保护自己、十分隐蔽的“韧的战斗”也令国民党审查机关颇为头疼。国民党的文化封锁虽然堪称严密，但在中共和左翼文化人士的各种寻隙攻击下，最终还是被突破了。在1934年召开的国民党文艺宣传会议上，山东省党部便承认：“年来所谓左翼作家鼓吹普罗文艺炫惑青年学子，虽本党竭力防止仍未能完全绝迹。”到了1936年，右翼文人苏雪林更是说：“前几年左派势力活跃，整个文化界都被他们垄断。他们的理论既娓娓动人，其宣传的方法又无孔不入。”因此，“上海号为中国文化中心，竟完全受了左翼作家的支配。……不过十年功夫，今日之域中，已成为‘普罗文化’之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