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在中国大地上开展了一场农业学大寨运动。曾作为我国农业战线一面旗帜的大寨大队，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和壮大了集体经济，在提高和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积极向国家缴售商品粮，为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广大中国农民做出了表率。孕育于此前和此间的大寨精神，成为激励和鼓舞广大农民为尽快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农业而奋斗的强大动力。但是，这一运动也经历了曲折。据此，有学者认为，农业学大寨运动窒息了农业经济的活力，导致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长期停滞不前，阻碍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那么，历史真的是这样吗?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场运动呢?

　　学大寨运动发动的缘由

　　解放前，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穷山村。1953年，大寨在以陈永贵为书记的党支部的带领下，制定了《大寨十年发展计划》，开始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粮食产量有了大幅度提高，1958年，亩产过“黄河”，达到2715公斤，总产超过20万公斤;1964年亩产跨“长江”，达到4048公斤，总产285万公斤。

　　1959年12月，中共晋中地委在大寨召开现场会，推广大寨党支部发展生产的先进经验。1960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发出学习模范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号召。1961年4月，中共昔阳县委做出《关于推广大寨经验的决定》。

　　1963年8月，大寨在遭受百年不遇特大洪灾的情况下，依靠集体的力量，奇迹般地重建家园，完成粮食征购任务12万公斤，户均1500公斤，社员口粮人均200公斤。1964年1月，水利部召开年度水利工程会议。陈永贵应邀在人民大会堂讲述了大寨人与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的壮举。陈永贵的报告引起强烈反响，北京郊区很快掀起“学大寨志，长大寨风，走大寨之路，建大寨田”的热潮。此后，中央报刊等媒体不断宣传“学大寨精神，走大寨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事迹。

　　1964年3月28~29日，毛泽东南下视察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情况。在邯郸，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北省委林铁、刘子厚和山西省委陶鲁笳等人的工作汇报。陶鲁笳向毛泽东汇报了大寨大队的生产状况、思想政治工作、大寨的评工记分方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情况，得到毛泽东的赞赏。4月下旬，周恩来派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到大寨着重调查其自力更生、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具体办法、措施和物质技术条件等方面的情况。

　　同年5月25日，廖鲁言向党中央、毛泽东递交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报告》总结大寨大队的经验是：“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综合运用农业生产‘八字宪法’，达到了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并把大寨精神总结为六条。此前，5月10~11日，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当谈到在种好16亿亩农田的基础上，建设4亿多亩稳产高产农田的问题时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以后毛泽东多次谈到农业靠大寨，靠大寨精神。

　　同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介绍了大寨的事迹，指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从而正式宣告大寨成为全国的典型。这次会议标志着农业学大寨运动在中国大地上正式发动。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背景下，领导广大农民力求充分发挥农村人民公社的作用，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的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益尝试;是在国家面临外部严重威胁和内部国民经济重大困难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寻找农业发展出路的一种选择。总之，农业学大寨运动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积极作用和影响

　　(一)农业经济增长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农田基本建设、科学种田和机械化有很大关系

　　农业学大寨运动时期，我国农村经济得到持续的增长和进步。农业总产值、粮食产量、棉花产量和油料产量等总体上处于上升状态，以农业总产值为例，从1964年的545亿元增加到1980年的1646亿元，增长了2倍多;再如粮食产量从1964年的18750万吨增加到1980年的32056万吨。这一时期的农业增长是与推广农业先进技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密切相关的。1966～1976年，全国有效灌溉面积年递增110万公顷，10年共增加近50%;1979年达4500万公顷，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最高纪录，其中机电灌溉占56%，是1965年的23倍。这相当于印度的2倍、美国的4倍、前苏联的6倍、日本的60%的灌溉率。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是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广大农民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实行科学种田和农业机械化等分不开的。

　　首先，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可观成绩

　　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后，各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每逢冬春之际，全国约有1亿左右劳动力参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1969年冬到1970年春，全国新增稳产高产农田3000多万亩，达到45000万亩;其中北方的14个省、市、自治区新增1300多万亩，达到15000万亩。

　　中共中央召开一系列会议推动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976年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1977年7月6日到8月5日召开的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都做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部署。在这些会议的推动下，据统计，从1970年到1975年，灌溉面积年均增加2400万亩。仅1974年冬到1975年春，全国各地共开工修造140多万处各类水利工程。从1975年到1977年，我国广大农村年均平整土地8000万亩，改造坡耕地1000万亩，扩大灌溉面积2400万亩。其速度大大超过“文革”前的任何一年。这些成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成果。

　　其次，科学种田取得长足进步

　　科学种田也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大寨田稳产高产的原因除了大寨人“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外，还“综合运用了‘八字宪法’”进行科学种田。1965年11月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行了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共展出了52个大寨式农业典型。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科学实验活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发展，农村广泛建立了农业科学实验网。截至1977年10月，全国有半数以上的县、社、大队、生产队建立了四级农业科学试验组织，参加人员达1400万，种植的试验田、丰产田、良种田达4000多万亩。水稻、小麦、玉米、棉花等主要农作物实现良种化，并且不断更新品种。以菌治虫、以虫治虫等生物防治工作在各地推广。许多农作物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耕作制度和栽培技术发生重大变革：南方大搞一年三熟栽培，很多社队常年亩产达2000斤，北方实行间作套种，许多社队做到一年两熟或三种三收，常年亩产超千斤。青藏高原上冬小麦、春小麦大面积高产，创造了世界奇迹。到1979年，粮食良种率达80%以上，棉花达75%;化肥单位播种面积平均施用量，1970～1978年间年递增13%，1978年是1969年的3倍，超过前苏联而与美国相当。农药拥有量这一时期也增长了近一倍。这其中也有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贡献。

　　第三，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度提高

　　1966年4月，全国农业展览馆农业机械化馆展出了农业机械化的六面红旗的有关情况。这六个单位发展机械化的共同经验是：“发扬大寨精神，依靠集体经济，自力更生积累资金和培训技术力量，正确对待国家的支援，走我国自己的道路。”

　　为了加快农业机械化的进程，1971年8月16日至9月15日，第二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陈永贵提出要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保证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一伟大任务。为此，1976年12月25日，国务院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1977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该报告，并发出通知，要求国务院和各省、市、自治区迅速把农业机械化的领导小组建立、健全起来，进一步修订和落实农业机械化规划。

　　在1966年到1976年的11年中，农业机械化取得很大成就。全国大中型拖拉机的产量，平均每年递增203%。手扶拖拉机平均每年递增464%。各省(市、自治区)地、县建立农机研究所1700多个。很多县农机厂、公社农机站和大队建立了农机科研小组。为了逐步解决农机具的修理问题，全国97%的县建立了农机修造厂，其中40%的厂具备大修能力。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后，我国农业机械发展迅速。1970～1978年间农机总动力年递增24%，1978年是1970年的54倍，每公顷耕地合118千瓦，与美国相当。机耕面积在这个时期年递增11%，1978年是1970年的22倍，1979年达4222万公顷，机耕率达422%，也是直至80年代末的最高纪录。1970～1978年间农村用电量年递增13%，1978年是1969年的3倍。

　　随着机械化的发展，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农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1970～1978年间，我国农业总产值以33%的速度递增。

　　(二)促进了农村社队企业的重新兴起和发展

　　农业学大寨运动时期的重要成果之一，是社队企业的重新兴起和发展。1975年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积极发展社队企业，不断壮大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是普及大寨县的一项重要内容。同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以《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为题，介绍了河南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情况，并发表题为《满腔热情地办好社队工业》的评述文章。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在报告中指出了发展社队企业的重要意义，要求各级党委采取积极态度和有力措施，推动社队企业更快更好地发展，强调“发展社队企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有条件时，也要为大工业、为出口服务”。

　　社队企业虽然受到“左”的错误的影响和体制、政策方面的限制，但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在一系列会议的推动下，发展仍然比较迅速。据新华社1977年10月10日报道，全国有90%的人民公社和70%的生产大队，办起109万个企业。在企业参加劳动的社员达1700多万人。1976年社队企业总产值占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经济收入的231%，有些省市已达30%甚至40%以上。

　　(三)促进了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农业学大寨运动时期，在农业战线孕育了大寨精神。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大寨精神最权威的概括既是客观准确的，又是时代精神的反映。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不仅在当时，而且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大寨精神仍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强大动力。正如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所说：“这种精神财富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支撑我们创造美好生活的动力。”

　　这一时期，在大寨精神的鼓舞下，作为大寨式典型的河南省林县，在建造红旗渠的过程中，干部群众创造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敢想敢干、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红旗渠精神。这些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体现，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绚丽奇葩。它激励着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中国人民探索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尝试。虽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也存局限性和偏差，但从总体看，它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摘自《党史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