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雄文：麾下军头“叫板”，粟裕重组山东兵团

点击：  作者：张雄文    来源：红歌会网  发布时间:2015-11-04 15:38:43

 

 

 

 　　一、粟裕率华野两个兵团杀回华东

 

　　1948年7月，粟裕指挥豫东战役歼灭蒋介石中原主力9万余人，一举扭转中原战局后，又有了新的目标，将目光盯住了山东济南。

 

　　他向毛泽东请战，建议集中曾一度内线与外线分兵作战的华野全军“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他的目标是，既拿下济南这座山东仅剩的孤城，又在打援方面取胜，争取打掉豫东战役未能歼灭的蒋介石精锐之一邱清泉兵团。

 

　　粟裕估计：“只要济南能解决，打援方面又取得胜利，则战局可能迅速向南推移，今冬攻占徐州之计划似有极大可能(注释)。”

 

　　毛泽东很快同意了这一建议，指令“由粟裕和陈士榘、唐亮、张震依情况提出计划并统一指挥(注释)。”

 

　　这是毛泽东首次指令粟裕统一指挥济南战役。此时粟裕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授权他统一指挥华野全军攻打济南，既理所当然又名正言顺。

 

　　为确保这一战役取胜，8月10日，粟裕再次建议“集中华野全军(包括许谭兵团、韦吉兵团在内)30万人，或先攻济南，或先转到外线打大规模歼灭战”;近半个月后的8月23日，他更是明确建议调华野苏北兵团(即韦吉兵团)从江苏北上参加济南战役。

 

　　毛泽东从善如流，又很快批准了他的建议，“同意调苏北兵团主力参加攻济及打援战役(注释)”。

 

　　随后，粟裕亲率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与韦国清的苏北兵团开始浩浩荡荡向山东集中，准备与留在山东的许世友、谭震林内线兵团集中打大仗，华野全军参战兵力达到15个纵队32万人。

 

　　这是华东野战军从1947年7月奉毛泽东指令分兵一年以来，首次集中全军四个兵团作战，兵力雄厚，规模空前，可谓旌旗蔽空，投鞭断流，极一时之盛。

 

　　二、两次险些被改换番号的野战军

 

　　“七月分兵”以前，华野实行毛泽东指定“在陈毅领导下，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的指挥体制，相继取得鲁南、莱芜和孟良崮战役的全胜，被毛泽东夸赞为“我华东军在第一年作战中已表现自己为全国各区战绩最大的军队(注释)”。

 

　　华野几个八路军将领出身的纵队司令员许世友、王建安、宋时轮、何以祥等人，与粟裕的新四军老部下叶飞、王必成、陶勇一样，都逐渐熟悉领会了粟裕大兵团作战指挥的精髓与要领。

 

　　但因刘伯承、邓小平的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配合他们的行动，华东野战军奉毛泽东之令进行“七月分兵”。随后一段时间，华野全军主要分三处作战，主帅陈毅、粟裕与麾下少数将领之间有了长距离的分隔，华东野战军番号也几经周折。

 

　　1947年7月，陈毅和粟裕奉命将华野兵分三路：

 

　　一路由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率3、8、10三个纵队挺进鲁西，配合刘伯承邓小平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作战;

 

　　一路由1纵司令员叶飞、4纵司令员陶勇率所部出击鲁南;

 

　　一路由华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粟裕直接指挥2、6、7、9四个纵队与特种兵纵队，留在山东内线的沂水待机。

 

　　这一时期，陈士榘和唐亮率3纵司令员何以祥、8纵司令员王建安、10纵司令员宋时轮与叶飞、陶勇率1纵、4纵分两路独自外线作战;粟裕和陈毅率2纵司令员韦国清、6纵司令员王必成、7纵司令员成钧、9纵司令员许世友内线作战，先后进行南麻、临苟战役。

 

　　但三路作战都先后失利，尤其是外线出击部队因指挥不力，损失不小。

 

　　为更好地策应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刘伯承和邓小平作战，毛泽东否决了陈毅、粟裕提出的将外线出击5个纵队组建为西兵团，以陈士榘为司令员，唐亮为政委的建议，决定将粟裕从山东内线的华野总部调往西边组建西兵团，以西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名义指挥华野外线作战部队。

 

　　毛泽东指出让粟裕西去指挥的理由：“刘邓南下作战能否胜利，一半取决取决于陈唐叶陶5个纵队能否起大作用(注释)”，因而他寄希望已先后七战七捷、宿北、鲁南、莱芜和孟良崮战役胜利的粟裕。

 

　　毛泽东还电令陈士榘等人，不可轻举妄动：“5纵至少须有两星期安全休整，并待粟裕到来方能举行机动作战。”

 

　　粟裕考虑到战略重心已由内线转到外线，主战场已由山东转移到中原，又考虑到华野总部指挥机构的健全，即“人事关系及指挥便利”，向陈毅提出3点建议，获得应允后，又与陈毅联名上报毛泽东：

 

　　一是“请陈毅一同西去，以加强领导”;二是“为进一步集中兵力，达成战役上的优势，增调第6纵队到西线”;三是留在山东的2、7、9三个纵队组成东兵团，“以谭(震林)为司令，许世友为副司令，黎(玉)为政委”，执行内线作战任务。

 

　　毛泽东觉得颇有道理，很快同意了这一华野总部和陈毅都与粟裕一道到西面指挥的建议，且催促说“惟陈粟应速西去，愈快愈好”。

 

　　陈毅和粟裕率华野总部及王必成的6纵前往外线与华野5个纵队会合，因为有华野总部直接指挥，西兵团机构及其指挥机构也就没有了组建的必要，但内线的东兵团很快奉命组建，由华野副政委谭震林兼任司令员，黎玉为副政委，许世友为副司令员统一指挥。

 

　　不久，许世友又升任司令员，谭震林仅兼任政委，黎玉则专管地方工作，许世友原来担任的9纵司令员一职由副司令员聂凤智升任。

 

　　陈毅、粟裕与华野6个主力纵队集结于外线的鲁西南后，后勤供应成为一大问题。

 

　　因这一地区属于晋冀鲁豫军区管辖范围，华东野战军主力是按着野战军“能调离本战略区域到其他区域作战”特点的跨区域作战，毛泽东于8月16日致电负责后勤的晋冀鲁豫军区第二副司令员滕代远，告知“我山东主力六个纵队及炮纵均在冀鲁豫及豫皖苏地区作战”，要求“你们必须以全力援助解决供应问题”。

 

　　一个月后，为更有力保障华野主力的后勤供应，毛泽东不仅指令“黄河以南、淮河之北、运河以西、平汉路东”为其作战区域，还于9月22日电令“陈粟西线兵团改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归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晋冀鲁豫中央局负责统筹所辖区域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三军的供给工作(注释)”。

 

　　10月15日，毛泽东再次明确指令陈毅、粟裕：“你们部队对外仍称华东野战军，对内则属晋冀鲁豫建制”，目的是“以利部队补给即地方工作之统筹(注释)”。

 

　　因仅仅是为了后勤供应和补给，而事实上华东局依然主要负责后勤，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改番号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决定并未实行，对内对外依然称华东野战军。

 

　　不仅毛泽东与中央军委如此，陈毅和粟裕在此期间，也先后发出《华东野战军前委关于建立地方工作委员会的指示》、《华东野战军前委关于新区工作的指示》等以“华东野战军”冠名的指令，以后所有电文告示都是如此。

 

　　为让统率华野总部的陈毅和粟裕“集中精力，指挥西兵团及规定区域一切武装之作战”，毛泽东于9月22日还令山东内线的“华东野战军东兵团改为华东野战兵团，由许世友、谭震林负责指挥，受华东局直接领导”。

 

　　10月15日，他又嘱咐“让(饶)漱石学习战争指挥”，决定许世友、谭震林的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及其他华东部队“一切行动由华东局指挥”。

 

　　此时，华野东兵团新组建了一个13纵队(司令员周志坚)，共有4个纵队。因西面的华野外线兵团6个步兵纵队基本上都是头等主力部队，还加上华野司令部与炮兵纵队，东兵团则仅有9纵是主力，因而华野外线兵团实力远超内线的东兵团，是华野的主力所在。

 

　　这一段时间华野外线兵团虽未改番号为晋冀鲁豫野战军，但因地方远隔，陈毅和粟裕的华野总部奉命未对山东内线的东兵团进行直接指挥，而是由华东局书记饶漱石负责。

 

　　饶漱石是一介文人，长期从事白区工作，红军十年从未搞过武装斗争。抗战爆发近一年后他从呆了三年的苏联回国，空降到新四军就任东南局副书记，这才开始接触刀光血影的战争。而“学习战争指挥”也非一蹴而就，华野东兵团也就事实上由中央军委与毛泽东直接指挥。

 

　　不久，陈毅离开了华野总部。

 

　　他于11月8日前往华野后方基地朝城，随后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商谈华野后勤供应问题，后来又奉命到西柏坡中央工作委员会和陕北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直到1948年4月才返回已移驻河南濮阳的华野总部驻地，时间长达5个月之久。

 

　　陈毅外出期间，粟裕独立统率华野外线出击的1、3、4、6、8、10纵和配属华野指挥的晋冀鲁豫11纵共7个纵队经营中原，还一度指挥陈赓集团(晋冀鲁豫野战军4纵和9纵)、晋冀鲁豫野战军杨勇1纵、王宏坤10纵、赵基梅12纵作战，总兵力达到12个纵队。

 

　　1948年1月8日，粟裕在河南临颍主持召开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和政治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总结华野1947年的战绩，提出1948年的六大任务。

 

　　会议还有一个重要议题是：布置部队休整和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即“三查三整”(查阶级、查思想、查工作，整组织、整纪律、整制度)。

 

　　因为牵涉到华野全军，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和华野副政委兼兵团政委谭震林，也奉命从山东赶到临颍参加了会议。他们回去后，便将东兵团部队全部集中在以掖县为中心的地区，按照前委扩大会议的要求进行整军。

 

　　也就在这一段时间，毛泽东开始考虑改变华野东兵团的建制。

 

　　他决定重新成立华中分局，从东兵团4个纵队中抽调2纵和7纵南下苏北作战，改由华野总部陈毅和粟裕直接指挥。

 

　　1月9日，他致电粟裕等人并告华东局：“准备从山东调二七两纵至苏北作战，待华中分局建立后，该两纵归陈粟指挥。”

 

　　同一天，毛泽东还单独致电华东局说明这一意图：“目前胶东敌力已减轻，拟留九纵、十三纵由许世友率领，担负胶东歼敌任务;由韦(国清)谭(震林)率二、七两纵待休整完毕后南下，担负苏北一带歼敌任务。此两纵暂时仍由你们指挥，待华中局恢复后，改归陈粟指挥。”(注释)

 

　　饶漱石则复电主动建议，让许世友、谭震林率作战力较强的7纵和9纵南下，韦国清率2纵和13纵留在山东作战，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若这一计划得以实行，那么许世友极有可能是稍后新成立的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则是山东兵团司令员。

 

　　但考虑到山东局面尚未完全打开以及历史渊源，毛泽东于1月30日决定许世友与9纵都留在山东，而让原属新四军的韦国清率2纵南下，与苏北的华野11纵、12纵组建为苏北兵团，韦国清任司令员。

 

　　他特别指令：“苏北兵团受陈粟指挥(注释)”。也就是陈毅、粟裕的华野总部直接指挥华野的1、3、4、6、8、10纵与苏北兵团的2、11、12纵等9个纵队，饶漱石的华东局则仅负责山东兵团的7、9、13纵等3个纵队。

 

　　几乎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来一个大动作，准备让粟裕率华野主力渡江南下，实行第二个跃进战略。

 

　　为此，他准备将华东野战军在中原的6个纵队改番号为东南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其中1、4、6纵为第一兵团，3、8、10纵为第三兵团。

 

　　他设想的渡江时间是，粟裕率第一兵团于1948年夏季或秋季渡江;第三兵团于1949年二三月间渡江(注释)。

 

　　其中空缺的第二兵团番号，是随后予以公布的山东兵团。这说明，毛泽东设想将整个华东野战军改番号为东南野战军，其所属部队与兵团、纵队建制序列完全一致。

 

　　1月27日，毛泽东正式电令粟裕准备率领3个纵队渡江南进。

 

　　但这一更改番号的计划，与两个月前指令更改为“晋冀鲁豫野战军”一样，因随后不久粟裕“斗胆直陈”，改变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而未实行，成为一纸空文。

 

　　在粟裕一面率华野第一兵团3个纵队休整准备渡江南进，一面权衡利弊考虑让毛泽东改变渡江跃进计划之时，毛泽东又于3月3日电令华东野战军所属部队组编为四个兵团：

 

　　1、4、6纵编为第一兵团，粟裕兼任司令员和政委;7、9、13纵便为第二兵团，许世友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3、8、10纵编为第三兵团，陈士榘兼司令员，唐亮兼政委;2、11、12纵为第四兵团，韦国清为司令员，陈丕显为政委(注释)。

 

　　这四个兵团除刚组建不久的第四兵团外，其余三个兵团的主要负责人，分别由华野的副司令员、副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兼任，仅有未在华野总部兼职的许世友是唯一的例外。

 

　　这一组编方案也说明，毛泽东虽曾于1947年9、10月让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的6个纵队改番号为“晋冀鲁豫野战军”，但实际并未实行，华东野战军以四个兵团的庞大编制，居于全军各战区野战军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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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准备让粟裕率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与一兵团先行南下，未跟随南进的华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如何安排，他也有所考虑。

 

　　3月30日，毛泽东致电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准备了两个方案：

 

　　一是将“华东野战军留江淮河汉间作战的各纵”即华野第三兵团称为华中兵团，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陈士榘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唐亮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二是鉴于陈士榘、唐亮的华东野战军第三兵团正在洛阳等地和晋冀鲁豫的陈赓兵团一起联合作战，毛泽东又决定将华野三兵团与陈赓兵团组建为豫陕鄂野战指挥部，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

 

　　不过，这些设想与华东野战军更换为东南野战军番号一样，很快都被粟裕改变了。

 

　　4月18日，经过深思熟虑的粟裕再次致电毛泽东，建议华野一兵团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下，而是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

 

　　毛泽东将粟裕召唤到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当面了解他的设想后，最终“忍痛割爱”，改变了自己构想已久、十分珍爱的第二次跃进战略。华野一兵团不仅可以留在中原与三兵团一道打大歼灭战，华东野战军的番号也得以继续保留。

 

　　为保证粟裕实施中原打大歼灭战的战略，毛泽东还采取了一项重大的组织措施，将陈毅调离华野，担任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其华野职务由粟裕接任。他当面交代粟裕：“陈毅同志不回华野去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注释)。”

 

　　在粟裕的再三谦让下，毛泽东最后任命他为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陈毅保留了华野的职务，但依然必须迅速前往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新的岗位，职责是“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的经常工作(注释)。”

 

　　5月14日，陈毅、粟裕致电华东局、中原局和陈士榘、唐亮，传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决定：“陈(毅)邓(子恢)粟(裕)参加中原局根据地的建设工作，陈在华野党政军职务由粟代理”。

 

　　5月30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又致电中原局、华东局，华北局，通报说：“任命粟裕同志兼华野副政委，负担副政委各项工作责任，并于陈毅同志不在华野总部工作时代理政委职权(注释)”。

 

　　粟裕随即统率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兵团及配属他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11纵，于6至7月间进行了“中原逐鹿”的豫东战役。期间，为了保证后勤供应的便利，毛泽东还于6月24日任命粟裕兼任华野主力所在的豫皖苏军区司令员。

 

　　豫东战役一举改变了僵持许久的中原战局，下一个目标便是施展“回马枪”，回师华东，直指济南。

 

　　三、战前不和谐的音符

 

　　1948年8月10日，粟裕根据毛泽东“由粟裕和陈士榘、唐亮、张震依情况提出计划并统一指挥”的指令，将拟定的攻打济南3个作战方案上报毛泽东并告山东兵团许世友、谭震林等人。他认为，以执行“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但应有重点配备与使用兵力”的第三方案为最好。

 

　　电报中，粟裕还特别指令山东兵团：“请许(世友)谭(震林)刘(少卿)加速完成攻济之各种准备，并布置邹(县)、藤(县)间之打援战场。”(注释)

 

　　粟裕令许世友、谭震林于山东兵团参谋长刘少卿“完成攻济之各种准备”，说明一开始便准备让山东兵团司令部负责攻济，总指挥虽尚未明确，但司令员许世友自然是合适人选。

 

　　毛泽东复电说：“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注释)

 

　　随后，粟裕开始与麾下将领会商、补充作战计划，统一攻济打援的设想。

 

　　华东野战军外线与内线共四个兵团重新会合集中后，因分隔一年之久，内部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和谐，组织纪律观念有所淡化。

 

　　8月16日，粟裕前往兖州，准备与山东兵团许世友、谭震林进一步会商作战计划。4天后，他与谭震林在曲阜会面，而许世友正在胶东疗养，未参与计划的商讨。

 

　　几天后的8月25日，粟裕和谭震林报告毛泽东：“攻克济南信心甚高。”

 

　　毛泽东发现许世友未在电文出现，当天致电粟裕和谭震林说：“此次攻济是一次严重作战，请考虑在许世友同志身体许可情况下请他回来担任攻城主要指挥员，王建安同志辅之。”

 

　　王建安原为8纵司令员，之前跟随粟裕外线作战，逐鹿中原，转战豫东，刚调任山东兵团副司令员不久。

 

　　毛泽东解释说：“因王初到东兵团，不如许之熟悉情况。据饶漱石同志说许休息若干天是可以回部工作的。攻济任务完成，他仍可去休息(注释)。”

 

　　他最后还以商量的口气说：“如何，请酌办。”

 

　　让许世友担任攻城主要指挥员本是粟裕最初之意，8月10日便有指令，因其生病未到岗，而作战计划又由华野总部拟定已就，剩下的事情便是按部就班攻城，智勇双全的王建安完全可以胜任，因而未催促许世友到任。

 

　　但毛泽东特别点将，粟裕只好遵从，随即给许世友发出了带病回部的指令。8月28日，粟裕与谭震林一道复电毛泽东，报告说：“已令许世友回部参战(注释)。”

 

　　攻城作战急需的是炮兵，粟裕最期待倚重的是华野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因陈锐霆正在中央驻地西柏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和豫东战役战况，他又致电中央军委转陈锐霆，请他于9月1日前赶回兖州。陈锐霆随即奉命如期赶到。

 

　　8月25日至29日，粟裕以华野代前委书记的身份，在曲阜主持了各纵队以上将领参加的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制定攻济打援的具体作战部署。许世友因病未及时赶回参加会议，对具体部署不清楚。

 

　　如何安排华野全军15个纵队的攻城和打援任务，粟裕做了精心考虑。

 

　　早在7月16日建议华野内外线兵团协力攻济打援时，粟裕便决定从外线兵团中“抽出几个长于攻坚的部队参战”，也就是参加攻城作战。

 

　　华野全军以攻坚著称的是3纵与8纵。

 

　　3纵由解放战争之初的原山东野战军8师改编而来，矿工出身的指战员较多，擅长攻城爆破与巷战。1946年12月宿北战役中攻打峄县，3纵便崭露头角旗开得胜，被粟裕将其攻坚经验推广到其他部队。

 

　　豫东战役中，粟裕运筹“先打开封，后歼援敌”，又交给3纵与8纵拿下河南省会开封的任务。战后蒋介石的国防部惊呼：“共军表现特异”，“敢攻袭大据点”。

 

　　若让这两个纵队参加攻打济南城，一则可以发挥他们的攻坚长处，迅速拿下济南，二则可以融洽华野全军会合后各纵队之间的关系，消弭逐渐滋生的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缺点。

 

　　粟裕最初也正是这样设想的，不过10纵司令员宋时轮对自己部队总是阻援打援有不同意见。

 

　　早在8月24日，粟裕交给宋时轮的任务是：“六、十两纵归宋(时轮)刘(培善)赵(俊)统一指挥”，“负责布置微山湖以东、官桥以北津浦路及两侧地域，构筑坚固防御阵地工事，具体部署由宋刘研究决定(注释)”。

 

　　原华东野战军10纵司令部作战参谋田畦后来回忆说，济南战役初始，10纵任务为“阻援打援”。田畦请示宋时轮，如何起草命令?宋时轮说：“不能让我们的部队光啃骨头不吃肉(注释)!”

 

　　说完，他驱车前往华野司令部找粟裕请求攻坚。约半小时后，宋时轮高高兴兴回来了，下车即命令田畦：“小田，起草命令，攻城!”

 

　　粟裕答应宋时轮请战后的部署是，将10纵与8纵调整了一下，保留了尤善攻坚的3纵，准备令其与10纵一道参与攻城。擅长打阻击的宋时轮终于得到了一次“吃肉”的机会，自然乐不可支。

 

　　但曲阜会议上讨论作战部署时，如愿“抢”得攻坚任务的宋时轮忽然意外地闹起了“情绪”。

 

　　事情的缘起是“七月分兵”不久的1947年8月，率10纵在山东梁山地区配合刘邓大军南下的宋时轮，被国民党邱清泉的第五军等部所迫，奉当时指挥外线作战的华野参谋长陈士榘命令，北撤黄河。

 

　　因战况紧急，仓促之间，北撤造成了较大的损失。一共损失了官兵1500余名，随军民工4000多名，骡马500余匹。

 

　　当时还在内线作战的陈毅和粟裕闻报后，致电陈士榘、唐亮并报毛泽东，批评说“你们应克服急于转回内线的情绪”，同时指出“十纵自动移至黄河边，致敌尾击，损失较大(该纵只报损失骡马5百余匹，人员损失迄未报，内部问题颇多)(注释)”。

 

　　随后，粟裕在单独致电华东局负责人饶漱石、黎玉等人并报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昨始悉10纵于郓城地区与邱(清泉)顽激战数日后，竟自动转到东平湖西黄河南戴家庙等地之狭小地区休息，致为敌进击，被迫做背水战。除去弃骡马5百余外，并伤亡损失两千余人，失步枪6百支，机枪数挺。现该纵已全渡黄河北之张秋镇、阿城镇一带休整(注释)。”

 

　　毛泽东也十分吃惊，致电陈毅与粟裕，批评说“宋(时轮)纵自动北渡，致受损失，是一极大错误(注释)”。

 

　　宋时轮受到华野总部与中央军委的两级批评，颇感委屈。他认为自己率部北渡是执行(陈士榘)命令的行动，不是自由行动，有机会一定要说清楚。

 

　　然而北渡一事当时没有文字记载的命令，最好由命令者陈士榘自己说清为好。他作为受令者，空口无凭不便直言。

 

　　因损失重大，陈毅、粟裕对责任问题很关注。

 

　　8月29日，陈毅专程前往张秋镇看望10纵将士，宋时轮详细汇报了从受领任务到北渡黄河的全过程。

 

　　但华野分兵三处，作战频繁，一时难于处理。直到10月10日，陈毅和粟裕才致电毛泽东并告宋时轮等人的电报，说：“申明前次北渡的责任问题，此时由于敌情紧迫，且是按(陈士)榘、唐(亮)指示执行的，以后在西兵团经验检讨中，再详谈”。(注释)

 

　　虽然事情已经由华野总部得出明确结论，但宋时轮似乎并未完全释怀。

 

　　这次曲阜会议，他认为是一个“详谈”的难得机会，但与会的华野参谋长陈士榘不首先说明，他也还是不便开口，因而决定通过“闹情绪”的方式，解决“思想问题”。

　　当参谋长陈士榘在粟裕发言后宣布作战任务，谈到3纵、10纵和鲁中南纵队一部组成攻城西集团时，刚刚“抢”到攻坚任务的宋时轮，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转弯，提出10纵兵员和枪支弹药的补充问题，说“如无补充不能再打(注释)”。

 

　　粟裕颇感奇怪，当场耐心地做了解释，宋时轮依然不满意，竟不顾纪律中途退出会场。随后，他又向华野前委写报告，说“请求去东北休息(注释)”。

 

　　大敌当前，大战正起，可以代表军委执行军纪的代前委书记、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知道有仗不打不是宋时轮的性格，因而决定仍按原定部署安排作战任务，同时决定会后继续找宋时轮了解情况。

 

　　曲阜会议形成的济南作战部署是，将华野全军初步分为攻城和打援两大集团，其中又细分为攻坚、打援、阻援和扫荡4个部分，具体是：

 

　　一、攻坚集团，由东、西两个兵团组成：一是以原山东兵团的9纵、13纵及渤海纵队(6个团)共24个团为攻坚东兵团;二是以原华野外线兵团的3纵、10纵及鲁中南纵队(4个团)共19个团组成攻坚西兵团。

 

　　二、打援集团，由原华野外线兵团所属的1纵、6纵、中野11纵、山东兵团的7纵、苏北兵团7个团和鲁中南纵队4个团共52个团组成。

 

　　三、阻援集团，由原华野外线兵团4纵、8纵和冀鲁豫两个独立旅共20个团组成。

 

　　四、扫荡部队，由原华野外线兵团的两广纵队和野司特务团组成。

 

　　粟裕这一作战部署的要旨是，为保持指挥上的高度统一和内部团结，克服“七月分兵”后带来的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特意将集中作战的华野全军混合编为攻城与打援两大集团。

 

　　山东兵团下辖7纵、9纵和13纵三个纵队，以及其指挥的渤海纵队、鲁中南纵队，共10万余人，约占华野全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但参加攻坚即攻城集团的仅为山东兵团的大部而非全部，其所属的七纵和半个鲁中南纵队被划入打援集团。

 

　　与此同时，粟裕为加强攻城集团的兵力，将华野外线兵团的3纵、10纵、特种兵纵队的一半(含炮团、工兵团和坦克分队)投入攻城作战，战役发起不久又将两广纵队与野司警卫团编入攻城集团。此外，粟裕还安排了渤海军区部队、华北冀鲁豫军区部队参加攻城作战。

 

　　攻城集团东西两个兵团总兵力为14万人，其中原山东兵团部队约8万人，占攻城集团总兵力的百分之六十;攻城集团中的原华野外线兵团部队和其他部队人数约6万人，占攻城总兵力的百分之四十。

 

　　攻城集团的主力是9纵、13纵、3纵和10纵，即山东兵团和外线兵团各占两个。

 

　　因而，攻城集团中原山东兵团部队虽占多数，但并不是攻城集团的全部。

 

　　这种两军会合后为融洽内部关系、加强团结、防止山头主义的混编，毛泽东早在长征途中便实施过。

　　1935年8月，中共中央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不久，毛泽东便将两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

　　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四、30军组成，归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统率行动;左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九、31、33军组成，归张国焘与红军总司令部统率行动。

 

　　有这一典型的先例，济南城下粟裕的安排也就于法有据了。

 

　　8月31日，粟裕与谭震林、陈士榘联合署名将作战部署上报毛泽东，攻城战斗，拟定于9月16日开始。毛泽东于9月2日复电说，“完全同意”他们“所提攻济及打援之整个部署”。

 

　　得到最高统帅部的认可，粟裕当天便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的名义，正式签发了华东野战军济徐作战(即攻济打援战役)预备命令。

 

　　命令中，他指定攻城集团由原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华野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统一指挥，阻援集团由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统一指挥，打援集团则由华野总司令部直接指挥。

 

　　同时，他还指令攻城集团中的东兵团由原山东兵团9纵司令员聂凤智、政委刘浩天指挥，西兵团由原外线兵团10纵司令员宋时轮、政委刘培善指挥，明确规定有夺取机场断绝守军空援任务的西兵团为主攻方向。

 

　　随后，粟裕前往10纵，谭震林前往9纵，代表华野前委分别看望攻城部队，并作战前动员。谭震林于9月5日还召集了山东兵团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说：“华野前委研究决定并经中央批准，由许世友、王建安和我指挥攻城集团”。

 

　　作为代司令兼代政委的粟裕更忙。

 

　　9月4日，他一面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上报了宋时轮在曲阜会上的异常表现，表示“我们现正与其谈话，尽量说服其参加攻济战役”，“结果如何最后再报(注释)”，一面抽出时间找宋时轮做工作。

 

　　宋时轮也意识到了行为莽撞，向粟裕解释说他之所以闹情绪，是因为对去年被批的“自动北渡”有异议，野战军总部虽然已经修正，但当时说“北渡责任待后再谈”，一直没有具体结果。

 

　　9月5日，粟裕电告毛泽东，说宋时轮“经9月4日晚三度谈话，思想已通，仍回第十纵队工作，指挥攻济西集团第三、十纵队和鲁中南纵队作战”。

 

　　几个小时后之后，毛泽东对宋时轮的处理意见也到了华野司令部。他相当震怒地复电粟裕说：“宋时轮行为极不当，应予撤职(注释)。”

 

　　但宋时轮经粟裕说服，思想已通，开始愉快地走马上任，履行攻城西兵团总负责之责，9月9日还向西兵团下达了作战命令。

 

　　因而，粟裕于9月12日上报毛泽东，建议说：“宋时轮仍保留原职，如必须撤职时，战役结束后，再行调动。”毛泽东表示尊重粟裕的处理意见，回电说：“准予保留撤职处分，以观后效(注释)。”为起警示作用，他还特意要求粟裕将前一份电报和本次电报一并交宋时轮本人阅看。

 

　　宋时轮的事情得到解决，许世友这边又有了问题。

 

　　曲阜会议期间，粟裕与谭震林奉毛泽东指令，电令许世友回部参战后，许世友未见动静。

 

　　9月7日，一直记挂此事，未见回音的毛泽东致电华东局并告华野粟裕、陈士榘、唐亮，说攻济需要许世友担任指挥，他现在何处，何日可到，盼告(注释)。

 

　　许世友得知毛泽东再次催促后，连忙先就近赶到华东局驻地，首次看到了华野司令部签发的济徐战役预备命令。

 

　　他认为这一攻济打援部署没有集中兵力，因而于9月8日通过华东局电台致电粟裕，首先建议将攻城西兵团中的两个纵队抽一个纵队到铁路以东。

 

　　 粟裕当然知道集中兵力的重要性，问题是何处急需集中兵力。他没有当天答复许世友，而是于第二天与谭震林签发济南战役政治动员令后，赶到攻城集团的西兵团，参加了3纵、10纵和两广纵队的作战会议，还在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动员报告。

 

　　宋时轮汇报说，济南机场及其外围防守兵力已达5个旅，正日夜赶修工事，3纵、10纵两个纵队均感吃力，至少要拖长时间。

 

　　粟裕返回华野司令部驻地大柏集后，致电负责攻城的许世友和谭震林，要求从攻城部队东兵团中抽调13纵全部至少一个师，协同西兵团完成迅速攻占机场的任务。

 

　　9月10日，他又正式答复许世友，否决了其从攻城西兵团抽调部队到铁路以东的建议，说：“攻济之第一步要求，似宜以迅速攻占机场断绝敌人空援为目标”，“攻城第二步再以主力转向济城即商埠(注释)”。

 

　　虽然粟裕自华东野战军成立之初便是华野副司令员，指挥过许世友进行过多次重大战役，他与陈毅又于5月14日明确电告华东局：“陈(毅)在华野党政军职务由粟(裕)代理”，但他毕竟仅为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与可以名正言顺“撤职查办”的正式司令员兼政委一职有一定距离，而山东兵团又独立作战过一段时间，大兵团集中作战所需的高度统一观念有所淡薄，本位主义有所抬头，因而粟裕的指挥环境比较艰难，需要用不少的精力调整内部关系。

 

　　9月11日，许世友赶到了攻城总指挥部。

 

　　见华野总部不同意抽调攻城西兵团部队，他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说“从部署看，我们兵力不集中，没有重点使用，这样很容易造成对我不利，尤其是攻济南的兵力已部署好，不能变动，但第二步我一定集中使用兵力”。

 

　　他还说：“打下济南我们有最大的决心与把握，只要能挡住援敌。请令打援部队坚决挡住援敌，以争取时间解决济南。”

 

　　许世友初到前方，对攻济打援部署的指挥关系似乎尚未完全清楚。

 

　　攻城部队与打援部队由华野全军混编而成，华野济徐作战预备命令中已明确规定许世友负责攻城，陈士榘负责阻援，华野总部直接负责打援外，还负责全军三个集团的指挥。因而，“请令打援部队坚决挡住援敌”的对象不是军委和毛泽东，而应该是华野司令部和粟裕。

 

　　毛泽东收悉电报，知道许世友已经返部履职，复电说：“你已到前方，甚慰。”

 

　　他说：“此次作战部署是根据军委指示决定的。”他耐心地解释了攻城和打援的关系：“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在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因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

 

　　对于攻城两个兵团的兵力部署，毛泽东也非常支持粟裕的安排。

 

　　他向许世友解释说：“至于攻城部署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主力。”他强调说：“此点甚为重要，并应迅即部署。”

 

　　对于许世友请示的“请令打援部队坚决挡住援敌”的说法，毛泽东说明“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后，再次明确：“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注释)。”

 

　　也就是说，无论攻城，还是打援和阻援，都由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负责总指挥。毛泽东如此强调，表明了他对粟裕指挥环境的了解和支持。

 

　　收到毛泽东的长电后，许世友此后未再谈及兵力部署问题，但在与华野司令部来往的电报中，多次将华野司令部称为“西兵团”。

 

　　譬如他在9月22日一份以许世友、王建安、谭震林、李迎希名义上报的电报中说：“军委、西兵团、华东局：商埠已全部占领，仅有一部残敌现正肃清中。”

 

　　华野历史上从无“西兵团”的建制，陈毅和粟裕率华野司令部及主力外线出击后，为区别留在内线正式建制的东兵团和山东兵团，外线兵团有时候也被称呼为西线兵团或西兵团，但仅仅是一种临时性的通俗称谓，而不是建制。

 

　　济南战役中华野全军会合，华野司令部重新直接指挥外线兵团、山东兵团和苏北兵团后，毛泽东几次明确华野司令部和粟裕担负济南战役“统一指挥”、“全军指挥”;攻城集团部队也不仅仅是山东兵团部队，而是与外线兵团混编作战，因而将华野司令部称为“西兵团”，将山东兵团与华野司令部并列，显然不大合适，也引起后来治史的一些误会。

 

　　这种单独行动一段时间后不大愿意接受统一指挥的现象，不仅进行过新式整军运动的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有，一度与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和主力分开行动的陈赓兵团(陈谢大军)也出现过。

 

　　1948年8月11日，中原野战军负责人刘伯承、陈毅、邓子恢和张际春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于中原部队战力和整训工作致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批评说：“四纵(即陈谢大军)干部中，有的背了与陈粟、刘邓并列的所谓陈谢大军的包袱，要求单独活动。”

 

 

　　四、整顿纪律，重组山东兵团

 

 

　　温文尔雅的陈赓指挥的兵团尚且出现过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华东野战军又有“七月分兵”的过去，毛泽东自然清楚粟裕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名义指挥的环境相当艰难，正如不久后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所说：“中央对各兵团服从中央服从前委的领导有所了解，曾反复指示全军要服从粟裕同志的指挥。”

 

　　同时，粟裕一面指挥作战，一面要考虑内部关系也精力有限。

 

　　因而，在济南战役即将结束时，毛泽东打算让已调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工作，但仍然兼任华野司令员兼政委的陈毅返回华野，帮助粟裕整顿内部纪律。

 

　　9月22日，刚在中央主持以“加强纪律性”为议题之一的“九月会议”不久的毛泽东，致电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华野粟裕、谭震林，要求解放战争第三年全军共歼灭蒋介石正规军116个旅，其中华野的任务是40个旅，居于全军各野战军首位。

 

　　为使华野顺利完成这一首屈一指的艰巨任务，他在电报中说：“华野此次战役(济南战役)后，必须有一时期休整，那时拟请陈毅同志回至该部，帮助粟裕对内部关系加以调整(注释)。”

 

　　但中原局书记邓小平已于7月25日赴中央开会，陈毅以副书记身份主持中原局工作。邓小平滞留中央时间颇长，后来直到10月11日才返部，陈毅一时也离不开中原局。邓小平返部后，陈毅又因其他事情耽搁，只得向毛泽东致电说明暂时不能返回华野。

 

　　毛泽东于10月15日复电陈毅，“同意暂时不去华野(注释)”。

 

　　9月24日，济南战役结束，全歼包括守将王耀武在内的国民党军10余万人。粟裕在向毛泽东报告“我军已完全占领济南全市，守敌全歼”战果的同时，又再度请缨，建议进行淮海战役。

 

　　请战电的最后，他汇报了刚从中央开完“九月会议”，准备前往华野司令部驻地传达中央会议精神的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行踪：“饶政委今明可抵职部，到后当将尔后行动再请示饶政委。”

 

　　9月25日，毛泽东回复粟裕，同意进行淮海战役之时，又要求他“开一次像上月曲阜会议那样的干部会，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注释)”。

 

　　陈毅不能返回华野，毛泽东由粟裕的汇报想到了饶漱石。饶漱石虽不在华东野战军具体任职，却是华东党务最高负责人，可说是广义上的“华东军区及华野全军的政治委员”。

 

　　9月27日，毛泽东致电饶漱石，指令说：“到华野前委后，可帮助工作一个时期(注释)。”这个“帮助”，显然即是几天前要求陈毅的“帮助粟裕对内部关系加以调整”。

 

　　第二天，毛泽东又致电粟裕并告饶漱石，再次要求说“你们召集全军师以上干部在曲阜开一次大会，很有必要(注释)”。他还指出为使会议开得好一些，时间可以有7天到10天，而将执行淮海战役的时间推迟到10月15日以后。

 

　　当天，因预定的淮海战场敌情变化，毛泽东又来电要求“师长以上干部到会的曲阜会议似宜推迟数日举行，以便攻济兵团各纵、师能在会议以前稍加整理”，淮海战役出动时间则推迟到10月20日左右。

 

　　粟裕随即率华野司令部转移到曲阜，准备召开第二次华野前委扩大会议。

 

　　9月30日，因故未能返回华野帮助粟裕整顿的陈毅对华野的前委扩大会议很关切。他在河南宝丰县中原军区驻地致电饶漱石和粟裕等人并报毛泽东，提出了三点建议。

 

　　他也知道华野内部关系的现状，颇有针对性地说：“这次曲阜会议，应就夏季各纵查整及濮阳查整的结论作两个月来战斗与工作的实际检讨，归结到中央指示关于无政府状态、无纪律状态的根本纠正，保证今后能建立深刻的整体观念，予军阀主义、本位主义、自由主义、官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保证能更顺利的执行新的战略机动和争取大革命胜利。”

 

　　早在1月8日，粟裕在河南临颍主持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布置部队新式整军运动的“三查三整”时，东兵团(即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和政委谭震林奉命赶到参加会议。

 

　　随后，粟裕在河南濮阳直接负责华野1纵、4纵、6纵，谭震林和许世友在山东掖县负责7纵、9纵、13纵的新式整军运动，对军阀主义和骄傲自满、违反纪律等不良倾向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但华野3纵、8纵、10纵和中野11纵因配合中原野战军作战，未能进行休整和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因而，陈毅在电报中特意指出：“未经过夏季查整的纵队应进行补课自修”,“3、8、10、(中野)11各纵负责干部与纵、师各党委的检讨是十分必要的。头子的自我批评作用最大，应利用战斗空隙去进行。”

 

　　陈毅还以已经进行过整风的中原野战军为例，说“刘邓、陈谢两集团，于8月中到9月中进行一个月查整，其主要收获是揭发了我军部队中一部分老干部的军阀主义倾向，骄傲自大，破坏政策和纪律”。

 

　　他说：“这与华野的情形是基本上相同的，故重提一遍作各纵参考。”

 

　　陈毅强调：“这次曲阜会议是去岁转入进攻大分兵以来第一次大会合，应利用这个会合和饶政委亲临主持，进行前委与纵队负责同志的检讨，特别对掌握政策与战略和战役的检讨十分重要。山东××(即黎玉)同志的错误，请饶政委做一传达，以及分兵前后的各种带争执的问题，应作出总结。”

 

　　他最后要求华野“各纵委与前委各同志均应有简略发言，作自我批评，以便造成更好的团结”，“在粟(裕)、谭(震林)领导之下，便利执行新任务(注释)”。

 

　　10月1日，粟裕与饶漱石商量后确定了曲阜会议的议程：一是饶漱石作报告并传达中央关于反无政府无纪律倾向的决定;二是分组研究编制、战术、后勤工作;三是下一步作战(淮海战役)方案和部署。

 

　　经过准备，4天后的10月5日，华野师以上干部参加的第二次前委扩大会议正式召开，粟裕再次以代前委书记身份主持会议，华野所属14个纵队(缺苏北11纵)及特种兵纵队、渤海纵队、鲁中南纵队、华野所属各机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主要是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精神，以加强纪律性为中心内容，进行了全面的思想教育和整顿。

 

　　饶漱石在传达中央9月会议精神时，说：“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是军事会议中讨论作战、编制、后勤、教育等问题时，华野受到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中央对华野的作战特别满意，但对华野后勤没有制度、造成浪费，以及部队的骄气，提出严肃的批评。”

 

　　他强调说：“中央责成我要在华野全军展开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对不服从前委领导的违反纪律的各负责同志要执行纪律处分。”

 

　　他结合华野实际情况批评说：“此次打济南，我们估计这次战役将是空前的，中央对各兵团服从中央服从前委的领导有所了解，曾反复指示全军要服从粟裕同志的指挥。可是有些同志竟闹无纪律无政府的现象，不尊重前委的领导，不服从粟裕同志的指挥。”

 

　　他指出了这次会议的意义：“中央责成华野前委要开这一次会议，展开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加强纪律性来保证胜利。”

 

　　随后，各纵队和各师主要负责人开展了批评和自我评价。

 

　　因为自1月8日粟裕主持的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后，外线兵团中的1纵、4纵、6纵和山东兵团7纵、9纵和13纵都开展过严格的新式整军运动，因而按照陈毅的建议，3纵、8纵和10纵成为这次曲阜会议的整风重点。

 

　　这三个纵队曾被编为第三兵团即陈唐兵团，而按照陈毅“头子的自我批评作用最大”的要求，华野参谋长兼兵团司令员陈士榘便成为重点中的重点。

 

　　3月间的洛阳战役中，陈士榘曾奉命统一指挥3纵、8纵和中原野战军陈赓兵团(4纵和9纵)攻克洛阳，歼灭国民党青年军206师等部共2万余人。

 

　　华野装备强于中野，特别是火炮数量多，陈士榘在总结战役时讲到了炮火的作用。中野司令员刘伯承发现部队羡慕不已后，只得解释说“各人打仗手法不同”。与此同时，华野3纵又在与中野部队并肩作战中表现为骄傲。

 

　　因而，正在中野任职的陈毅听说后，于7月24日致电粟裕和陈士榘，批评过这一现象。

 

　　陈毅说：“士榘在总结洛阳战斗中，对火力配系的强调认为很好，而其中过分夸大炮火作用，则有造成部队依赖炮弹，炮弹少影响信心，同时又会造成不知节省炮弹的毛病。”

 

　　他还提到：“在此间(中野)，下面各同志的接触中，认为三纵骄横，八纵较好。在濮整训中已严格批评了一、四、六纵的骄傲自大，对三、八各纵应同时说服教育。”

 

　　陈毅指出：“无论个人的骄傲与部队自大作风，均属政治问题，即是弱的表现。希注意部队军民关系、友邻关系的调整，在指战员中进行负伤后的教育非常需要(注释)。”

 

　　陈士榘于7月28日复电接受批评：“职在刘邓营以上干部会上介绍攻坚经验，仅就本身装备来讲，未照顾到刘邓部队由大别山转移以后实际情况，是有毛病的。”

 

　　粟裕也在回电中说：“三纵因连续打了几个胜仗，部队有些骄傲现象，拟在此次整训中严格指出批评，检讨、教育，克服纠正(注释)。”

 

　　但因随后进行济南战役，批评教育工作并未彻底，曲阜会议上，陈士榘和3纵司令员孙继先便都进行了自我批评。

 

　　对1947年10月宋时轮执行陈士榘命令北撤黄河的行动，陈士榘也做了说明，宋时轮的责任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多年后，陈士榘在《天翻地覆三年间：解放战争回忆录》一书中也如实地进行了回顾：“不料，狡猾的敌第五师突然出现，同第八十四师合力进攻，将我第十纵队逼进黄河与东平湖之间的狭窄地带，处境十分被动。为了摆脱这一局面，我和唐亮令第十纵队立即集结部队，抢渡黄河，撤到北岸。”

 

　　华野10纵不仅未参加过新式整军运动，司令员宋时轮还在济南战役前的第一次曲阜会议上不适当地“闹情绪”、“撂担子”，中途退场，因而也成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点。

 

　　宋时轮不仅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还向华野前委并中央军委上呈了一份“请组织给我严重处罚”的报告。

 

　　他说，战前，野战军军事会议时，我犯错误的实质是违反了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归根结底是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的作祟”，给了党和人民利益不少的损失，必须坚决痛改，保证在今后的工作中实现。

 

　　他最后说：“请组织给我严重处罚，俾正纪律，不胜迫切待命之至(注释)”。

 

　　粟裕决定再保宋时轮。

 

　　10月17日，他与华野副政委谭震林、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联名致电毛泽东，首先说明：“宋时轮在济宁会议上的行动，确实是错误很大，但他在此次济南战役中积极努力，作用不小”。而“在此次会议期间，经过我们严厉批评后，已感到自己错误的严重，已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并正式请求处分，和保证坚决改正”。

 

　　他们最后说：“我们鉴于过去对宋时轮严厉批评与具体帮助均不够，及宋工作积极，且已承认错误，并保证今后改正”，因此，“我们主张可以不必给予处分，仍留十纵原职(注释)。”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毛泽东没有再回电，也就是默认了粟裕和华野前委的决定。

 

　　其他各纵队负责人也都反省了存在的错误。但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战后即按毛泽东战前“攻济任务完成，他仍可去休息”的要求，返回疗养地点休息，未参加曲阜会议。

 

　　为防止再度出现陈毅所说的“军阀主义、本位主义”，避免仍然将华野司令部视为“西兵团”等山头主义行为，粟裕决定对原山东兵团进行重新组编。

 

　　原山东兵团原下辖7纵、9纵和13纵，粟裕将其主力9纵与原外线兵团的10纵进行调换，即新的山东兵团下辖7纵、10纵和13纵，9纵则和1纵、3纵、4纵、6纵、8纵、鲁中南纵队等部队一样，由华野司令部直辖。

 

　　随后的淮海战役中，山东兵团的编制虽然还在，但与原山东兵团已非一回事;此外，许世友因病继续离岗，由副司令员王建安、政委谭震林指挥，整个兵团完全融入华野全军之中。

 

　　苏北兵团因组建时间短，而且一直归华野司令部指挥，因而依然下辖2纵、11纵和12纵。

 

　　第二次曲阜会议连续召开了20天，直到10月24日才结束。按照会议第二天毛泽东致电粟裕，交代“此次会议在检讨关于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时，应做成一个决议，在会上通过”的要求，会议讨论和形成了《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党内无纪律无组织无政府状态的决议》。

 

　　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0月27日，粟裕对会议经过和内容进行总结，作为华东野战军前委的综合报告发给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毛泽东十分满意，于11月9日复电说：“亥感电悉。我们认为你们这种加强纪律性的态度和办法是正确的，并已将此电转发全军参考(注释)。”

 

　　奉毛泽东之命到华野前委“帮助粟裕工作”的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也向毛泽东写出了一份报告。

 

　　他说：“此次曲阜会议，集中华野各纵、各师干部进行加强纪律性的检讨和教育，收效甚大。全体到会干部在济南伟大胜利后，大家能深刻反省错误，而无一人提及胜利自满者。在会议过程中对若干负责干部(如陈士榘、宋时轮等)错误的批评，前委本身及前委与各纵、各师间的团结大大加强，部队中党内正确民主生活已开始建立起来。”

 

　　他也指出：“但因会议时间短促，未能普遍深入检讨，只有等待下次整训时才能补救这一缺点。因为会议已有正式决议，及会议中检讨经过粟裕同志已有综合报告，故不详。”

 

　　华野第二次曲阜会议，在毛泽东的要求和陈毅、饶漱石的协助下，粟裕成功地融合了自“七月分兵”以来的华野全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