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党的重要会议已经成为当前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果我们细心观察即可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各级会议在会场布置上都有一个特点：会场主席台后会悬挂党徽，并在党徽两侧各布五面红旗。时至今日，人们已经对这种会场布置非常熟悉，但对于为何如此布置，以及会场布置的演变等细节问题却少有人知。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一直处于事实上的秘密状态，党的会议大都在党员或其亲属的寓所进行，在这种情况下，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与会人员的安全。因此，会议组织者没有条件布置会场，而只能尽力改变自己，将自己打扮成商人、学者和学生等，以经商、开研讨会或办补习班等名义秘密开会。因为会议是秘密进行的，会场的布置也就无从谈起。

　　1927年4-5月，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此次会议是在武汉国民政府的武装保护下在半公开的状态下召开的。在这种形势下，会议组织者有了布置会场的条件。这一特殊的历史形势使中共五大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布置会场并设置了会场背景的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共产党和武汉的国民政府仍然处于合作阶段，而且会议邀请了汪精卫等国民党要人。因此，在会场背景的布置上，中共五大会场特意突出了孙中山及国民党。会议的组织者在主席台背景墙中间悬挂了三幅人像，孙中山居中，马克思和列宁分居左右。在三幅人像的左侧悬挂着中国国民党的党旗，右侧则悬挂着印有CCP字母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党旗。

　　1928年6-7月间，142名中共党员齐集莫斯科，在这里秘密召开了中共六大。由于莫斯科的环境相对安全，使会议的组织者有条件布置会场。相比于此前中共五大的会场布置，中共六大会场的背景墙上撤掉了国民党的党旗和孙中山的画像，将中国共产党的党旗置于会场背景的中心位置，然后将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置于党旗的两侧。在六大之后，只要是有条件布置会场的会议，基本上都沿用了中共六大时会场背景布置的样式，在会场背后放置党旗和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但是，由于受到当时复杂险恶革命形势的影响，中共中央尚无暇顾及党旗式样及会场布置之类的细节问题。因此，在1943年中共中央规定统一的党旗样式之前，党的会议多是党旗和军旗混用，而且旗帜标准不一、形态各异。再者，会场中虽然都会悬挂马克思、列宁画像和党旗，但三者之间的位置也没有规定，安放较为随意。如古田会议、赣南会议等。

　　党的七大以后，会场布置更多地强调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元素。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胜利到达陕北，并于此后逐步安顿下来。但是，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中央的许多会议只能在窑洞或庙宇中召开，会场比较简陋，基本没有任何布置。

　　为改变这一局面，并筹备中共七大，中央决定在延安修建一所大型礼堂。在这一背景下，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建成并成为中共七大的召开场所。相对安全的环境使会议的组织者有了更多的条件布置会场。在会场背景的布置上，该次会议改变了自中共六大以来马克思、列宁加党旗的固定搭配，更多地强调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元素。大会主席台背景墙放置了“马恩列斯”的侧面头像。背景墙的中央位置放置有巨型的毛泽东、朱德画像，并在画像两侧各斜插了三面党旗。

　　在中共七大召开后，党的会议基本上沿袭了七大会场的背景布置样式。

　　1959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而建的人民大会堂落成使用。其中，在为大型会议召开而设计的大礼堂中，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会场布置式样：会场中央悬挂国徽，两侧各布五面红旗(共十面红旗)。在经过多次党政会议的检验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这一布置特别是十面红旗的设计评价极高。此后，特别是1966年后，党的多次中央全会及十大和十一大等全国代表大会都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上述会议借用了之前的会场布置式样，保留了两侧的十面红旗，只是把会场中央的国徽换成了毛泽东等领袖的画像。这一时期，领袖画像加十面红旗的搭配逐渐成为党的会议普遍的会场布置要素，一直延续到1978年。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选择之前常用的怀仁堂和人民大会堂，而是选择了京西宾馆作为会场。在会场的布置上，此次会议一改常态，没有对会场进行任何布置。

　　在经历了几次没有会场布置的会议后，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会场布置上，十二大撤掉了会场中央的领袖画像，改挂镰刀锤头组成的巨大党徽，但两侧的十面红旗仍然保留。这一布置使十二大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悬挂正式党徽的全国代表大会，同时使其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党徽与十面红旗的搭配布置会场的全国代表大会。在此之后，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都沿用了这一布置式样，从未改变。

　　党的会议中会场的布置演变，是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小细节。但通过对这一细节演变的观察，我们可以见微知著，感受党的前进发展。一方面，会场布置的演变反映了党的逐步强大。另一方面，会场布置的演变也反映了党的成长与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