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73年，一批进步的美国科学家自发组成“科学为人民”团体，带着对中国革命的好奇和景仰，亲自来到中国游历参观。他们在美国，目睹科技文教沦为资本牟利和侵略战争的工具，希望能在当时的中国找到“药方”。为此，他们先后参观了农村、工厂、科研机构和各级学校，全方位了解当时中国基层教科文卫事业的情况，最后写成了《两条腿走路的中国科学：美国科学家访华观感》一书。

　　这篇文章是这些科学家在上海幸福村学校的见闻录。这所学校名“幸福”，实也幸福：这是一所属于在地社区和平民子弟的学校;它没有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入学考试，也没有重点班、平行班之别;学校为同学们提供全套托管和教学服务，方便家长工作和照顾孩子;师生关系是平等而相互尊重的;科学课堂和社区的技术传承联结在一起，老工人志愿给孩子们教授技术，孩子们也会在生产生活中亲自动手实践所学知识。在这样的氛围中，孩子们不仅得到了科学知识，也形成了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尊重，从而学会把科学视为人民劳动创造出来的工具，并用这种工具改善人民的生活。

　　联想到今天那么多的留守儿童、打工妈妈、双职工小白领，家长疲于奔命，无暇顾及孩子的辛酸;那么多削尖脑袋要买学区房、进重点学校重点班、给领导给老师送礼的无奈现实;农村的孩子越来越享受不到均等的教育资源，城乡差距越拉越大;城市的孩子从小就被关在课堂里学习怎么应付考试，十二年后再挤高考的独木桥一决高下，到头来一个个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更糟糕的是，今天的教育为“龙生龙，凤生凤”贡献了巨大力量。40年了，我们的社会真的进步了吗?不好说。

　　幸福村学校，即一九四九年以前所谓“上海贫民窟学校”，现在这间学校是一所小学，专收上海市七岁到十三岁的儿童。全校有一千五百个儿童，分为六级。有教职员八十人。不仅教传统的语文、算术和科学，也教基本的农业和工业以及军事和文化。此外，学校又为儿童提供了二十种课余时间的活动，以满足孩子们的特殊兴趣。学校还附设了幼儿园和托儿所。这是日间父母有工作的儿童的照顾中心。据说，有些家长宁愿把他们的幼儿送到这间学前学校，因为，他们年纪较大的兄弟姊妹都在附近的小学。托儿所受托五十六天到两岁半的儿童，幼儿园则收两岁半到六岁的儿童。在我们这次整个访华中，在各工厂和学校，都看到类似的儿童机构、都是为有工作在身的父母而设的。这使我们相信，在中国，高度重视白天的照顾。这不仅使父母可以自由从事生产工作和谋生，而且当这些幼儿机构设在工作场所或附近时，做妈妈的还可以去哺乳。双亲在工作日当中，还可以抽空跟他们的孩子在一起玩，当有问题发生时，又可以随时照应。

　　虽然我们主要注意的是科学教育，但我们却发现，为了了解孩子们幼年如何形成他们对科学的态度及科学在一般文化中所处的地位，我们得对中国社会基本组织的学校有一般的认识，藉以观察在小学阶段发生的早期社会化的过程。只有在早年这个阶段，我们才能对社会的基本形态得到一种看法。因为基本形态是会教给接班人的。

　　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从欢迎我们的委员会中得到的。一群喜气洋洋的学生和教员站在学校外面欢迎我们。他们敲锣打鼓，满怀兴奋，人声喧腾的迎接我们。在我们从车中步出时，他们还不时用英语“哈啰”向我们打招呼。使我们喜出望外的，是并无人企图抑止学生的欢呼，也没有人想去压制学生们的热情。反而有一小群人走上前来，满面笑容地先作自我介绍。在他们开始说话的时候，别的人则自动静下来。稍稍交谈几句之后，我们步入主楼，孩子们跟在后面。他们静静地回到他们的教室，显然无须成人指点。并且也没有排队，如我们在美国学校所习见的那种男孩先女生后。

　　进到学校，我们在白色墙壁中间走着。墙壁上稀疏地挂着孩子们画的彩色壁画。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是我们周围的活动并不多。我们从各教室经过，孩子们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做他们的作业。有时教师走出教室，教室内并无什么嘈杂。自然，我们知道全校的秩序必定是最好的。但是，在这样年龄的儿童，学生达到这样的自律程度极其少见。至少，从我们的经验来看，美国的小学生是极少这样的自律。

　　当我们在参观时，我们注意到，许多儿童结着红领巾。那似乎是行为优良的标志。我们问我们的东道主，这是什么意思。据说，他们是同学和老师根据他们学业选出来的。他们的德智体三方面的发展，以及他们帮助别人的态度，都是被选为模范生的标准。但是，有优良标志的学生，并非享有特殊地位，也没有什么特权。相反，加给他们的责任更多，他们要为同学们服务，扩大他们的队伍，以包括全体学生为目的。我们环顾一下，事实上我们看到几乎有一半的学生都戴着红领巾，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觉得奇怪的是：奖励竟能在孩子们中间这么广阔地展开，而仍能维持它们的吸引力，顽皮的学生怎样?学习落后的学生又怎样?这些学生的教室在那儿?参观模范组的学生是一回事，但是，为了对学校获得一个平衡的印象，我们要求去看看表现较差的班级。

　　我们的东道主对这个要求的反应是，既觉得有趣，也感到自豪。关于文化革命对中国社会各阶层所发生的影响，他们的答复特别有启发作用。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中国人在教育上经历过一次大波浪，很像一九五七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之后我们在美国所经历的那次一样。教室建造起来了，入学人数增加了，较好的学生被选拔出来，并鼓励他们尽可能迅速上进。总之，学校是显著地增加了他们的学生数量，尽可能快地培养受过教育的学生，以满足新社会的需要。但是据说，由于文化革命的到来，及社会长期目标的认真检讨，显而易见，这样的教育方法会导致新的阶级分化，如像苏联已发生的那样。他们造成一种受过教育的特权阶级，一种管理上的特权阶级，以代替世袭的特权阶级。很像美国“能者执政”的概念，是流动阶级结构所定的典型。这种新的特权阶级，比之较早时的封建贵族更加公开化。今日苏联社会，跟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成了尖锐的对照。将学生纳入才能相同的组或纳入成绩相等的组，其结果在成年社会中只可能是实质上的阶级分化的预兆。

　　学校因而改革。为了长期的目标，只好牺牲短期的利益。其结果，证明这种改变很对。因为发现，当顽皮的儿童跟迟钝的学童一起学习时，前者的调子降低了，并且学会了容忍。而后者因为受到特别注意，也变得能跟上他们的同学，并且也学得较快了。“但是”——我问我们的东道主——“你们必定还有行为不良的学生——是不是?你们怎样处分他们呢?”

　　这时候，我们走到讨论室，一面饮茶，一面仍继续讨论问题。一个陪伴我们的小同学对我所提的问题大声笑起来，别的同学阻止他不要笑。他说，“我有一点顽皮”，他说这句话时，面孔有点红。“我和这位老师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他指着坐在下首边的教师这样说。老师则笑笑点头表示同意。这小伙子又说，“但是，我想，如果没有矛盾，那么，人与人之间也就没有斗争，也就没有进步。有一次在教室里，我在黑板上写字时，犯了一个错误，老师就在班上纠正我。但是，我骄傲，不肯认错。当我在礼堂上再见到这位老师时，我对他做鬼脸，把眼睛张得像鸡蛋那么大，在他身边滚来滚去。但这位老师对我很能忍耐，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对我的错误加以解释，同时也告诉我，为什么我们应当承认并了解我们的错误。他容许我批评他。通过这次谈话，我们变成了亲密的朋友。在我们国家，教师与学生是平等的。我们可以互相批评，互相教学，共求进步。”

　　在我们的小朋友说完他的故事时，他的教师也发表意见说，“有时一个教师批评一个学生，他要是批评错了，就应当当着班上承认错误。要是他不承认，学生就会反抗。我们教师欢迎学生提意见。在文化革命期间，教育哲学显然已发生基本的改变。改变了学校之基本性质，人民负有建设新中国的责任。从学校得到教育，不再是学生唯一的责任，而是教师甚至同学大家共同的责任。大家互相教育。教师与学生的界限已模糊到这个程度，那就是威信要靠知识(建立)，而不是凭地位。当一个学生学习上有困难时，不是单独地归咎于他或她或辞退之，而是所有有关方面——教师和同学——共同负责，想出一个共同解决办法。当一个学生因病不能上课时，同班的同学就到他或她的家里去探视，并替他或她补课。

　　我们还听到其他互助和合作的范例。但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潜伏在整个讨论中的那种精神。

　　师生之间那种同志感和互相信任感是那么显然可见。对成就的共同自豪之感和彼此间的互相信任，集体学习，集体发展的能力以及应付任何困难的能力，这些都使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整天，我们观察到师生间很多的亲身接触，彼此手挽着手有如朋友一样。正如我们的朋友曾经说过的，“师生的关系是平等的”。

　　听到我们东道主所讲的故事，在我们看来，他们关系之那么亲切，其关键在于教师和学生双方所表现的坦白批评。每个月教师对他们给学生所下的评语，经常作一次自我检查。在会议讨论之后，还有书面的自我批评。我们问及他们怎样做这种批评。我们根据我们自己教学经验，怀疑这种批评不仅可能使自己坐立不安，而且威胁到他们的教学能力。他们说，不，不会如此。“对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并不看作是教室内的夺权，反而认为是取得真诚团结的一种方法。”卫生教员又说，“教师对指出他们缺点的学生还加以称赞。这样，将会建立良好的教育关系和结构。”

　　对许多教师来说，这必定是有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但若相信这样做是对的，那么，他们就会努力学习新方法。理科教员说，“文化革命以前，我不愿意别人批评，但是，现在我认识到批评的重要。有时，我对学生很不耐烦，还认为不耐烦是对的，因为我是老师嘛。现在，我却改变了这种态度。学生可以自由批评我和帮助我。”因为这话是当着他的三个学生面前说的，我们倒很欣赏他这种坦白。

　　我们又问及他关于小学的理科课程。因为科学是革命的基石，所以，要学生了解和实践科学，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科学——实验室或实验科学——如我们通常的想法，非到小学五年级，是不能教的。到那个时候，儿童必须学会三千五百宇，作为阅读和写作之用。同时还必须掌握基本数学，并学会阅读蓝图。(这是文化革命之后，增加的一项课程，利用他们的数学训练，给予儿童以一种有用的专门技能。)教师告诉我们，在初年级可望掌握这些技能，(特别是复杂性质的技术。)其实，非正式的科学教学要早得多。不过是从应用到研究，从实际到理论罢了。最先使孩子们接触科学的，是“空余时间的活动”，以及依据兴趣和能力、所有孩子们都参加的课外活动。我们发现许多这种活动——从制造火箭和拆开机器到打乒乓球——都是由一社团中的退休工人组织起来的。那些社团退休工人自愿献出时间，跟学校孩子们一道工作。

　　我们要求孩子们谈谈这些活动的情形。我们被带出中央教学大楼以外，到一个周围有一长长的一层建筑物的院子里，许多的课外活动都在那儿进行。我们看到一间房子里孩子们正在打乒乓球，在另一间房子里，孩子们正在画毛笔画和做刺绣。在另一个地方，我们看到十三岁的孩子们正在学剪发，他们的“顾客”是幼儿园的孩子们(两岁半到六岁大)。孩子们坐着聊天，等候轮流剪发。在院子下面较远处，我们发现有人在做木工。教木工的，是该区的一个已退休的木匠，他是自愿来担任教学的。孩子们正在学基本的木工技术。一面也修补学校里的破烂家具。至于科学方面，在我们离开本工地区步入院子时，我们听到引擎的声音。有些孩子把在阅读蓝图班上学到的经验，拿来制造飞机模型，配上汽油引擎。其他的孩子正在用干电池引擎，装上模型汽艇。因为听到一架完成了的飞机的嘈杂声音，我们注意到有两个孩子将三支火箭中之一支火箭发射出去。(院子中央搭了个小小的发射台)。用一根火柴将短的引线点燃，便使天空火箭呼呼地越过周围地区的房屋而高飞。飞得最高时，一把降落伞扑的一声，从火箭里发出来，而张开了，并且飘飞到附近的一条街上。

　　在院子对面的一间房子里面，现在，我们看到成对的十岁和十一岁的孩子用针在练习针灸。他们坐着在阅读一本有关针灸的小书，手里拿着针，或者将针置于特别的部位。孩子们正在这里拿自己作实验，以取得对针灸穴位及其效果的了解。当然，学校很强调农业，所以，有一组学生则学会生产“九二〇”化肥，他们并用这种化肥来种蔬菜。另外，有些学生学习做肥皂，学校和本地区都用他们做的肥皂。学生每一种活动，都是理论联系实际。学习的成果是具有生产性质的社会贡献。对这一点，师生们都很引以自豪。

　　究竟空余时间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大清楚。因为这些不单单是课后的活动，而是整天在活动。幸福村的孩子一星期上学六天，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三十分，中间有长时间的午餐休息。午餐时间冬天是十一点半到一点半，天气暖和的时候是十一点三十分到两点。午餐休息使全部时间加长了。时间长的道理很简单，主要是照顾双职工的孩子。孩子们做学校有关活动之时，他们的父母也正在工作。有些孩子回家去吃午餐，那是因为恰好也是他们的祖父母、家人或父母用午餐的时间。其他的儿童则留在学校午餐，也在学校休息。

　　空余时间的活动，看来是为不在上课的儿童提供各种教育、体育和文化的机会。这些活动也给孩子们和教师们更多互相了解的机会。幸福村学校在许多教学计划上，大量依靠退休的人跟学生一道工作，藉此也使老年人把他们的技术传授给孩子们。在这些活动中以及在全部正式的课程中，都鼓励孩子们提问题。因为教师相信，知道如何发问并能从许多现象中看出问题，是科学方法的根源所在。这种方法不仅只是教师想要传授给学生的一些知识。这样，学生将会继续在每一个学习领域使用科学。我们一再听说，科学是解决问题，为人民服务的。

　　在五年级，每星期正式开设科学课程。我们要求理科教师谈谈课程的情形。他告诉我们，他教的是有关机械、农业和水利的基本知识，以及科学理论联系一般经验的其他方面，讲的都是属于基本的东西。例如讲授火的一课，就邀请本地救火队队员向学生表演如何起火和灭火。教师回到教室就跟孩子们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会燃烧。在学习电力时，就利用眼前环境中的材料，描述具体的上海电流(二二〇伏特)的情形。接下去就讨论在做电路工作时，应采取的安全预防措施。教师提供这种知识，儿童就可以在教室学习有关装配和修理电灯。教师首先示范如何将灯光开关拆开，然后再把它装回，再教儿童们练习一遍。一旦他们掌握了这门技术，在家庭或学校发生电灯问题时，就要他们去装配灯光。这间学校的儿童负责修理广播和照明设备。

　　为了使孩子们对动力学有基本的了解，教师便带他们到运动场去。那儿有盛满了土的一辆手车，学生们轮流推拉手车，并问他们怎样才能使装载物较易或较难推动。然后回到教室，由教师解释，怎样及何以有些东西在我们看来较重或较轻。孩子们不仅学习物理学知识，而且再一次可以真正应用科学，这样，一般工作也就比较容易做。在幸福村的科学训练方面，重点尽可能放在许多具体实验上。这样，可以从实际方面去了解科学理论。因而，使科学变成改善生产和日常生活的知识。

　　这里，也是在正式课堂上，我们发现科学对周围的社会及对生产有许多直接的联系。附近工厂的工人到学校来传授他们的技术及工人的经验。我们碰到一个工人正在教学生如何制造电动马达，一个木匠教模型建造，另一个男子教半导体的制造。跟附近的一个电报站也有挂钩，学生到电报站学习如何拍发电报。通过这些实验，孩子们不仅得到了科学知识，而且也对劳动及劳动人民有深厚的尊重。孩子们一开始就被告知，科学对日常生活多么重要，及普通人如何了解科学和应用科学。孩子们不会被科学的“魔术”弄得神秘莫测，或者望而生畏。他们知道通过科学，他们可以协助建设新中国;在实践中去教科学，把科学作为人民劳动创造出来的一种工具，再用这种工具去改善人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