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依靠其深厚的理论造诣和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对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战争作出了许多科学的分析和预见。毛泽东对抗日战争作出了四大预见，而这四大预见已在复杂多变的战争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

　　预见之一：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是一种战略而不是战术。

　　全国抗战一开始，毛泽东就在考虑用什么样的作战方式战胜日寇。1937 年8 月1 日，他和张闻天致电正在庐山和国民党谈判抗战方针的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认为依当时敌我情况，红军作战必须坚持“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8 月4 日，他和张闻天致电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周恩来等，提出：“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8 月5 日，他和张闻天再次致电参加国防会议的朱德、周恩来等，强调：“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当时毛泽东主要是从红军的特长出发提出这个问题的，认为游击战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后来随着战争的发展特别是国民党正面战场出现的问题，他明确提出，在一般战争中处于辅助地位的游击战，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已经成为一种克敌制胜的战略。这一战略，是他在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这场战争特点的基础上提出的。在1938 年5 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对于游击战为什么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会“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这一问题，作了深刻的有说服力的分析。毛泽东的这一分析和预见能否实现?这是当时许多人关心和担心的。抗日战争的进程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是正确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战略，为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预见之二：在敌后能够建立大批抗日根据地。

　　与游击战相联系的，是开辟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在敌人后方创设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是十分必要的。”

　　抗日战争一开始，毛泽东就在考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时建立自己根据地的问题。这是因为，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把建立根据地作为抗日游击战争六个具体战略问题中的第三个问题提了出来，并作了充分的论证。他在指导各地游击战领导人的工作时，总是强调部队进入敌人后方后要以最快速度创造巩固的根据地。这样的根据地，不仅有游击队，还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组织召开群众团体会议，以充分发动人民群众，还要大力发展党组织。他强调，这是我们和历史上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的区别。

　　特别是，他多次预见我们不仅可以在陕甘宁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而且预言我们可以在晋察冀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1938年 2月 21日，毛泽东在给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第 115师、120师、129师及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电报中分析说：“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有山西区、鄂豫皖区、苏浙皖赣边区、陕甘区、鄂豫陕边区、湘鄂赣边区等六处。这是设想在西安武汉长沙南昌四点被敌进攻及万一不守时，必须力争建立抗战根据地的主要战略支点。”在这之前的2月 15日，他还给项英、陈毅发电，指出新四军应该“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认为在那里“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础”。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进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的分析和预见，后来基本上都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预见之三：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并要经历三个阶段。

　　毛泽东的持久战战略及其对抗日战争发展进程的预见，可以说是最了不起的。1935年 12月，瓦窑堡会议提出，要为同敌人持久战而做准备自己的艰苦工作。在会后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深刻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国民党在全国抗战开始后，也认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但这是两种不同的持久战。国民党把持久消耗为其最高战略，实行内线固守、分兵把口的作战方针。共产党的持久战有三个要点：一是认为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日战争是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全民族的全面抗战;二是认为抗日战争是消耗战，同时又是歼灭战，在敌强我弱态势下要把一般战争中起辅助作用的游击战上升到战略地位上来，广泛开展敌后山地游击战，并采取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等作战方针，主动灵活有计划地消灭敌人;三是认为抗日战争要有长期持久作战的正确战略，才能赢得中国的最后胜利。

　　1938年 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这篇著名演讲，针对当时的“速胜论”和“亡国论”，通过对中日战争双方各个因素进行全面分析，回答了中国抗战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属于中国等重大问题。在这之前，1938年 4月 26日，汉口的《大公报》针对当时的徐州会战发表社评说：“这一战，当然不是最后决战，但不失为准决战。”毛泽东见到后即给长江局的王明、周恩来等发电，指出：“《大公报》否认持久战，提倡准决战的论调，我们认为是不对的。”因此，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发表就轰动全国，给困惑中的抗战军民指明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方向，连国民党许多高级将领都十分佩服。特别是，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科学地预见了整个抗日战争将经过“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同年5月 28日，毛泽东在主持编写《抗日战争丛书》时，给秘书处的同志复信指出：“抗日战争当然没有什么战略进攻，只有战役反攻及战略反攻，是整个战略防御中积极的部分，靠此部分战胜日本，通俗地说，谓之进攻当然也是可以的。”后来的战争进程证明，毛泽东的预见是正确的。同时，这也说明看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首先应看谁为抗日战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预见之四：中国将在抗日战争中实现民族解放。

　　历史已经证明，抗日战争是 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获得的第一场全民族的胜利，是中华民族苦苦追求的民族复兴大业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结果。他在《论持久战》中论述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时，深刻地指出：“占着五万万以上人口的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将占着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国，是和将来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离的。”不仅如此，他还满怀激情地指出：“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占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够一齐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无疑地是非常伟大的。”

　　在这些论断中，毛泽东预见到抗日战争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并将对世界永久和平作出巨大的贡献。事实上，八年抗战的历史和战后中国政治的发展，直到新中国诞生的历史，都已经证明：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被列强宰割奴役、濒临亡国的历史，终结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武装入侵和殖民占领，在中华民族的救亡史上是一个重大的标志性事件。与此同时，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一盘散沙的历史。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争相互配合，联合抗战，中华民族第一次实现了全民族抗战。最重要的是，抗日战争振奋了民族精神。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一首《义勇军进行曲》反映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为耀目的精神风貌。同时，抗日战争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成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重建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及联合国的创始国。这些重大的历史贡献，都表明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与复兴的历史性标志和历史转折点。

　　当然，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预见不止这四个，比如他早就预见到抗日战争中会发生反共逆流，又比如他在抗战胜利前夜就预见到国民党会走向人民期望的反面打内战，等等。这些预见，最终同样都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敏锐、准确地把握历史事物的发展规律和趋势，作出科学的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