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介绍了两种类型的共识——向下聚焦型的共识和向上开展型共识。“‘向下聚焦’型共识，即从很多个人观点中找出共性，或公分母；和‘向上开启’型共识，即寻求超越每个人观点的更大图景。第一类共识，要从个人观点的‘内容’中建立起来——要发现我的观点中哪些内容也能被你和其他人接受。这是我们的‘共同点’，我们根据它可以达成一致。第二类共识，要基于以下的思考：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观点’，它是一种观察现实的方法与视角；每个人的观点都给观察更大范围的现实提供独特的视角；如果我通过你的视角‘看出去’，你也通过我的视角‘看出去’，那我们就会看到自己一个人无法看见的景象。”

这些话如果让陈云同志说，也许就六个字：“交换、比较、反复”。

陈云对“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15个字十分看重，从延安讲到东北，从建国初讲到新时期，一直讲到他逝世之前。在编辑他的文选过程中，有关部门曾一度把“只唯实”改为了“要唯实”，把“交换”改为了“全面”。他经过考虑后，把它们又改了回来，说那个改动并不符合他的原意。

精选片段

在延安的时候，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末，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当时我的体会就是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比方说看这个茶杯，你看这边有把没有花，他看那边有花没有把，两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如果互相交换一下意见，那末，对茶杯这个事物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了解。过去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论持久战》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他把敌我之间互相矛盾着的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几个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抗战必亡”的亡国论和台儿庄一战胜利后滋长起来的速胜论。毛主席说，亡国论和速胜论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这也是毛主席的办法。他决定问题时，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反复考虑一下，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还要继续修正。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这里所说的反复，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意思。

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陈云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第一版）

解 读

1“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有人常说，学习哲学没有用，因为哲学离现实太远，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陈云却不这么看，他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学哲学的重要性和实用性。1983年7月，他同秘书说，延安时期学哲学前，我的讲话、文章缺少辩证法；学习后，讲话写文章就不一样了，就有辩证法了。同月，他又在同评弹界人士谈话时说，在延安学了几年哲学，从思想理论上把王明的一套“打倒”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了几年，从思想理论上把陈伯达的一套“打倒”了。

他多次强调：“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在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全党仍然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学习理论，“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我个人的体会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希望能够组织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的同志都来学习哲学，并把这个学习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

陈云重视学哲学，从来不是把它当成单纯书斋中那种脱离实际的空谈，而是出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力求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作为引导行动的指针。

2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

实事求是，就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只唯实”。在作决策、采取行动时，必须先进行切实而周密的调查研究，把各方面的事实真正弄清楚，经过分析，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才能做到对症下药。陈云把它看作做好工作的先决条件。他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这是他在工作中能取得成功的秘诀所在。

为了能及时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陈云在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的十余年里，除了在家乡普通农民中约定了几位联系人，请他们经常来信或直接来京反映情况外，还常到全国各地的农村进行调查，仅去家乡青浦县就调查了4次。其中的第四次，他吃住在农民家里，调查了半个月时间。当时，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大部分地区限制或取消了家庭养猪。以后，虽然在陈云的建议下，中央决定肉猪以私养为主，公养为辅，但对母猪是私养还是公养为主，仍没有明确的方针。陈云便在这次调查中，召集集体养猪场和家庭养猪的人分别座谈，并仔细看了10个养猪场和一些农民家里的猪圈。他发现母猪私养比公养养得好，产苗猪多，成活率高。于是，他给中央写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的调查报告，具体举出了母猪私养的6条好处。陈云调查研究之实之细，由此可见一斑。陈云在那个调查报告中又同时指出，上海近郊的蔬菜产区，大约有10个公社，农民过去缺乏养猪经验，暂时不宜把大部分母猪下放给私人养；另外，为了改进猪的品种，种公猪和种母猪，还应由集体饲养。这说明，在他看来，即使对正确的方针，贯彻时也要区别不同情况，不能到处照搬，搞一刀切。

为什么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中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功？为什么其他人视为畏途的许多“老大难”问题，在他手中常能得到成功的解决？为什么他说的话和做的事总是那样实在并且切中要害？原因就在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正确的，他的决策是根据对实在情况的科学分析作出来的。而那些习惯于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最后却拍屁股走人的干部，同他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他语重心长地叮嘱：有的同志“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

3“要少犯错误，就要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

人们常说陈云处事“稳”和“细”，这确是他的特点。他曾说过：“人之所以犯错误，都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地决定对策，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当然，我们过去所以犯错误，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

为了减少和避免认识客观事物的片面性，陈云提出了“交换、比较、反复”三种方法。这些方法对我们实现决策科学化很有指导意义。

陈云在调查研究中，特别注意使用比较的调查方法。他提出：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多比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对一些重大问题，他总是依据调查研究的结果或发动群众提出各种方案，对各种方案的利弊进行分析比较，然后从中选择最佳方案。这种方法，使陈云能够对我国复杂的革命和建设问题制定正确的计划和政策，指导实际工作取得成功。根据陈云的论述，比较调查法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1、横向比较。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为了解决当时粮食购销的矛盾，陈云受中央委托，在调查中提出又征又配、只配不征、只征不配、“临渴掘井”、动员征购、合同预购、各行其是和在农村实行统购、在城市实行配给等八种方案。对这八种方案，陈云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逐一经过比较，分析各自的利弊，最后认为实行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的方法最好，有风险但不一定出乱子，可以解决问题。

2、纵向比较。在宝钢仓促上马、陷入上下两难困境时，陈云在调查研究中对宝钢与鞍钢的建设作了前后比较。鞍钢经过日本人40年及新中国成立后30年共70年的时间建成，年产600万吨钢；而宝钢要7年达到700万吨钢的产量，显然，建设周期太紧张。因此，陈云建议宝钢适当拉长建设周期，先上一期，过一段时间再上二期，从而为宝钢找出了一条符合实际的路子。

3、中外比较。1962年，陈云查了美英德日苏等国90年来钢产量的统计数字，看出这些国家钢产量在1000万吨以下的时候，花的时间最长。美英德日等国的钢产量在500 万吨到1000万吨之间，就成了帝国主义国家。苏联也是在这样的生产水平上，成了工业强国。大体说来，这些国家钢产量在500万吨的时候，各种工业就比较齐全，并有了坚实的基础。日本在发动“七·七事变”的时候，钢产量还不到700万吨，而当时我国的钢产量已经有700万吨了。陈云通过中外比较调查法，得出结论：我们不能一味追求钢的数量，而要把钢的质量搞上去，打好工业基础，以后进步再快。

因此，每当作出重大决策前，应事先准备两个以上的方案，认真讨论，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倾听不同意见；反复思考，进行比较，分析其可行性程度，权衡其利弊得失，在此基础上，选择出最佳方案，从而使决策科学化。通过比较，可以明辨是非，判定优劣，从而使我们获得科学的认识，进而实现政策的最优化。

参考材料：《党的优良作风的光辉典范》 刘家栋 王玉清等 《人民日报》1995年6月23日；《学好哲学 终身受用 陈云谈学习哲学》 蒋永清 《新湘评论》2014年03期；《陈云和学哲学》 金冲及 《党的文献》2015年增刊；《陈云比较调查：“所有正确的结论 都是经过比较的”》 占善钦 《北京日报》